近日滙豐銀行宣布「關閉」深圳龍崗支行的所有業務，雖然官方回應「只是正常的業務整合」，並且專門在官微上對最近的一些傳聞作出聲明，但這對於近期「麻煩」不斷的滙豐，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某種程度上而言，滙豐今天的麻煩，其實和它往日的輝煌一脈相承——都是和權力走得過近的結果，「成也權力，敗也權力」。滙豐 ，已經並且正在為和權力的「綁定」付出代價。

在有著「萬國建築博覽會」之稱的上海外灘，一棟歐式風格的大樓靜靜矗立在福州路路口，和外灘的其他建築一起，每天都能吸引了無數路人的目光。

【圖】外灘12號大樓（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雖然這幢大樓1923年落成以來，已經靜靜望著黃浦江96個春秋，但圍繞在其周圍的傳說從未中斷過。從建成至今，她迎來過三任主人的進駐：

1. 1923至1955（32年）：滙豐銀行大樓

2. 1955至1996（41年）：上海市政府大樓

3. 1996至今：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大樓

其中，滙豐銀行是大樓的建設者，也是大樓的第一任主人。在老上海的語言體系里，至今依舊把這幢大樓叫做「滙豐大樓」。只是，今天滙豐銀行在上海的總部，已經搬到了黃浦江對岸，同樣是地標建築的國金中心一期。

【圖】今天的滙豐銀行上海總部（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滙豐銀行從浦西到浦東的近百年，不僅僅是位置的簡單變化，而見證了全球政治經濟的大變局。實際上，從滙豐銀行的英文名（HK and Shanghai Bank Coporation）中，就暗示這家銀行和上海，和香港，乃至和中國的深刻關係——這種關係，現在恐怕再也回不到從前了。

滙豐前史

   1. 上海貿易的崛起，呼喚新型銀行

1842年《南京條約》開埠以後，大量外國資本湧入上海，並迅速發展。1844年上海的外國洋行只有11家，10年之後已達到12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輪船公司、沙遜洋行、顛地洋行、仁記洋行等。

1844年，從廣州進口的英國商品貿易額是1550萬美元。從上海進口的英國商品貿易額只有250萬美元。第二年，廣州的英國進口商品貿易額減少了約三分之一，而上海卻增長了一倍。

進入50年代以後，貿易重心北移的速度更快了。上海在全國出口商品的兩項大宗商品：生絲和茶葉貿易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50年代中期以後，生絲出口幾乎全部通過上海。而僅從上海運往美國的茶葉，就比廣州出口的全部茶葉還多。進口貿易也是如此，上海進口的美國棉布已相當於廣州的一倍以上。到50年代末，上海進口船隻已是廣州的三倍半。

【圖】1891年外灘的碼頭（圖片來源：上海檔案信息網）

而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上海已經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新的經濟中心。上海位於亞洲第一大河長江的入海口處，而且是中國北洋和南洋的天然地理分界線。它是巨大的長江流域和華中區貿易的集中地，又是整個東亞的分配要地。

此時此刻的上海，已經取代廣州，成為清帝國貿易最發達的城市。因此和貿易有關的商行如同雨後春筍一般紛紛建立起來。1844年上海的外國洋行只有11家，10年之後已達到12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輪船公司、沙遜洋行、顛地洋行、仁記洋行等。而千里之外的香港，同樣也有著極其迫切的貿易需求。

但是那個年代在中國設立的外國銀行，只是總行在英國或印度的分支機構，它們的目的，局限於本國和中國之間的匯兌活動，很難滿足本地貿易的需要。因而一家新型的，能夠適應在中國貿易需要的銀行呼之欲出。

1864年，除資格最老的怡和洋行外，香港幾乎所有的著名商行（寶順、瓊記、大英、沙遜，德國禪臣等英、美、法、德共十四家洋行）終於「抱團取暖」，聯合在香港成立了滙豐銀行，額定資本為500萬銀元，分四萬股，每股125元。

1865年3月3日，滙豐銀行（HSBC）正式開業，總部位於香港島皇后大道中1號。160多年來，雖然大樓幾經翻修，但位置從未變過。一年後，滙豐銀行上海分內行租借位於外灘的中央飯店底樓開業，從而正式奠定了滬港兩地的業務格局。

【圖】滙豐銀行香港總部大樓（圖片來源：站酷）

需要特別之處的是，正如銀行英文名一樣，從創行的第一天起，香港「總行」和上海「分行」之間是並列地位，並無相互隸屬的關係。

順便說一下「滙豐」中文名字的由來：從19世紀開始，香港就用滙豐作為HSBC的昵稱，並且滙豐也有匯兌豐裕、匯聚財富等吉祥含義，在講究風水文化的香港，這一昵稱迅速傳遍大街小巷。

但是彩頭再花哨究竟只是美好的意想，只有賺到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才擁有在市場上安身立命的本錢。剛一成立的滙豐，就遭遇了市場的狂風巨浪。

   2. 棉花貿易，奠定國內產業格局

滙豐銀行成長過程中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1866年的全球金融恐慌。

19世紀60年代，由於美國內戰的爆發，美國棉花的出口受阻，到1862年初，與上年相比，英國棉花進口總量下降了50%以上，從美國進口下降了96%，工廠開始每周關閉幾天，最後甚至完全關閉。棉花價格比戰前水平翻了4倍。

「棉荒」對歐洲大陸的影響也是災難性的：在法國，由於棉花價格瘋漲，美國棉花的進口量從1860年的60多萬包減少到1863年的4169包，製造商被迫關閉棉紡廠。這對諾曼底這樣地方的粗棉製造商打擊尤為嚴重，因為棉花的價格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產品最終價格。

這使用慣了美棉的英國紡織業主們轉向印度購買棉花，印棉價格一夜之間暴漲。歐洲商人和製造商抱怨印度棉花質量差——不夠乾淨，纖維更短，需要調整機器——但印度棉花防止了歐洲棉花工業的徹底崩潰。

雖然製造商關閉了紡織廠，紡紗工和織工遭受了磨難，棉花投機商卻在短暫的時間裡，經歷了難得的黃金時代。利物浦棉花經紀人因為市場上存在著許多投機者和價格上漲而大為獲益：1861年，英國的棉花進口總值為3970萬英鎊，1864年在進口數量大大減少的情況下，進口金額反而高達8400萬英鎊。價格暴漲，刺激了投機的盛行，也使得製造商迫切希望找到新的棉花產地。

在這種情況下，距離英國利物浦港口4600英里之外的印度，就成為英國工廠新的選擇。在印度殖民地政府的強力推動下，不論是剛剛清理的土地上，還是曾經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此時此刻都種上了潔白的棉花。從1860到1862的短短兩年內，印度棉花產量增加了一半。

增產的棉花，源源不斷送到了歐洲的工廠：印度在1860年只貢獻了英國原棉進口量的16%，貢獻了1857年法國原棉進口量的1.1%，而到1862年，則貢獻了英國原棉進口量的75%，法國的70%。

【圖】從1860年到1866年，印度棉花出口量增長了1.5倍（圖片來源：《棉花帝國》）

在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棉花市場中，到處是英國投機商浮動的身影。棉業的投機帶動了金融投機，一些金庫中空空如也的「皮包銀行」紛紛成立。很多銀行的註冊資金只是空架子，實際上完全依靠「拆了東牆補西牆」。

與此同時，在東方的大都市上海，暴漲的價格也刺激了棉花貿易。1863年，上海的棉花出口量比1862年增長了三倍，價格則翻了一番；僅僅1865年一年，從上海運輸棉花去英國的船隻，就有700餘艘。棉花國際貿易的繁榮，使得當時在上海的外資銀行金融業務蒸蒸日上，其中自然也包括滙豐在內。

不料，隨著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美棉大量出口，導致國際市場上棉花價格暴跌，英國金融業參與棉花投機失敗，紡織業的不景氣又加重了金融業的災難，使得貸款無法收回，股票行情大跌，信用破產，損失慘重，由此造成的金融恐慌隨即引發金融風潮。

暴風雨過後，上海原有的11家外商銀行倖存下來的只有麗如、有利、麥加利、法蘭西、滙豐等5家。不過滙豐雖大難不死，卻也傷筋動骨：1867年，其主要發起人寶順央行宣告破產。

【圖】滙豐成立前在華的10家外資銀行，在大恐慌中倒閉了6家（圖片來源：《滙豐帝國》）

1866年金融風潮是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遭受的第一次金融風潮，也是上海開埠以後發生的第一次金融風潮。劫後餘生的滙豐，意識到了流動性的重要，因而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滙豐不但拼了命拉存款，而且積極爭取發行鈔票的權力。通過這兩項舉措，滙豐手中握有巨額的流資，家底的殷實，讓滙豐有了更大的能力去參與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

二、政治影響經濟的典範

   1. 借借借，成為大清朝的「花唄」

雖然戰爭結束意味著棉花貿易暴利的終結，也意味著武器要便宜甩賣，龐大的大清內亂此起彼伏，各地督撫看中了洋槍洋炮的威力，組建地方武裝力量需求量可是不少。正如《茶館》里崔久峰所言「今天趙大帥打李大帥，明天孫大帥打吳大帥」。而傳統的兵器已經入不了大帥們的法眼，洋槍洋炮就成了剛需。

面對著龐大的市場，貿易商們擦乾眼淚，投入到軍火商的行列，中國這麼大，大有可為。此時此刻的滙豐銀行，趁勢將業務中心徹底轉移到中國。

19世紀70年代，國際貿易形式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革，中國的經濟日益被捲入世界經濟體系中。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大大縮短了歐亞之間的貿易航程，倫敦和上海之間開通的電報讓訊息的傳遞可以實現朝發夕至，英國商人在本土就可輕易控制在上海的貿易局面。這樣，訂貨貿易取代了延續近一個世紀的自存自銷貿易形式。

中國貿易逆差的擴大，成為外國銀行掌握中國拆息行市的一個基本條件。19世紀70年代開始，外國銀行對中國錢莊形成了比較經常的拆放關係。滙豐抓住這一機遇，加緊滲透中國的金融業。

19世紀50年代，因太平天國阻隔了中國南北金融流通，清政府籌餉困難，遂開始向列強舉債。滙豐的第一筆政治借款，是1874年提供的福建台防借款，這也是清政府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借款，由滙豐銀行獨家承擔。以海關關稅做保，意味著滙豐掌握了中國債款特權。

而在左宗棠西征中，滙豐銀行又先後三次向其提供借款。由於大量的借款，加深了清政府對滙豐銀行的依賴。

【圖】左宗棠西征新疆（圖片來源：古今智謀）

總而言之，滙豐就是清王朝的「花唄」，變著法子借給你錢，讓你花錢。只是借來的錢，終究是要還的。

   2. 聯合盛宣懷，狙擊胡雪岩

在19世紀70年代，中國生絲生意的定價權。被控制在洋行手裡，在洋行的操控下，生絲價格每況愈下，相比十年前已跌去一半，市面上生意慘淡，利潤都被洋行吃下。此時此刻，正在做生絲生意的胡雪岩，感受到了這種切膚之痛：洋行控制了生絲貿易融資，國際匯兌外匯渠道和航運保險。又有著大英帝國的炮艦做後盾。似乎不可戰勝。

但是再強大的堡壘也有其弱點：1882年，胡雪岩深入生絲產地調查，發現當年的生絲將要減少，供貨將要不足，便開始四處採購，廣發定金，控制貨源，力圖一舉拿下定價權。

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此時中法戰爭突然爆發，引發國內金融動蕩，而胡雪岩的靠山左宗棠更是被法國人纏的脫不開身。而這就給左宗棠政敵李鴻章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後者立即開始了他的布局。

正當胡雪岩處於危機而不自知時，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陰曆年關時，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金嘉記等大字型大小破產。胡雪岩再想邀集商人將當年的新絲再次收盡，以迫使洋商屈服，結果無人響應，胡雪岩自己苦苦支撐。

首先，李鴻章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要求各地方政府想盡辦法拖欠應付胡雪岩的協餉，其次，他又讓自己的錢袋子盛宣懷聯絡各大商幫，拒絕借錢給胡雪岩。最後更是使出了殺手鐧——胡雪岩的主要貸款銀行滙豐銀行。

一天，滙豐銀行突然通知胡雪岩，他的一筆80萬兩貸款將不予展期，需要立即償還。但由於此前生絲銷路不暢，加上應收賬款遲遲不能到位，胡雪岩此時賬上並無多少現金，只得四處借錢。

但當胡雪岩從其他地方籌錢準備償還滙豐銀行的時候，旋即遭遇了李鴻章和盛宣懷埋下的伏兵，胡雪岩竟然無法從市場上融到一分錢。

隨即，發現胡雪岩出現危機的各方立刻參與到擠兌中來，於是，手握數千萬資產的胡雪岩，就這麼倒在了幾十萬兩的貸款上面，隨著胡雪岩的倒台，其後台左宗棠也被李鴻章擊敗，而有李鴻章支持的滙豐一家就拿到了整個清朝70%的業務，成為了亞洲最大的「投行」。

胡雪岩因為洋行們對於絲價的打壓而感到不滿，依然奮起反抗。但是胡雪岩到死都沒有想到。在喪失金融 這一戰略制高點的情況下。僅靠囤積貨物，只是一場徒勞，最後必然被吞噬。

  【圖】昔日繁華的胡雪岩故居（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3. 借錢是要還的：控制財政的滙豐

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滙豐銀行的業務迅速膨脹，在中國的多個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設立了營業場所。憑藉著這些營業場所，滙豐在中國市場上大發橫財。

故辛亥革命後，帝國主義以清理債務、保障債權為借口，奪取了關稅支配權，中國關稅歸滙豐、德華、華俄道勝三家銀行存儲保管，但匯總和收支撥解的總樞紐為滙豐銀行的上海分行。1913年的「善後大借款」以中國全部鹽稅收入為擔保，所有鹽稅收入都必須解入滙豐等五家外國銀行存儲。至此，占巨大比重的兩大中央稅收的存管權都被滙豐等銀行所攫取，滙豐銀行無異於掌握了中國國庫，成了事實上的中央銀行。

其次，通過壟斷國際匯兌，滙豐銀行控制了中國的對外貿易。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滙豐買賣外匯的總值常占上海外匯市場成交量的60%~70%，同時它還操縱外匯市價。以中國曆年償還主要外債的估算為例，它不以正常應有的匯率而每兩故意掛縮0.46875便士，僅此微小差別，至1937年止，其盤剝收益就約1500萬港元。

【圖】滙豐，壟斷了晚清到民國的外匯交易（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另外，中國很多有錢人把貪污、搜刮所得巨款存入滙豐等銀行，使其存款飛速增長。1865年滙豐銀行存款為338萬港元，截至1932年，滙豐銀行在全國各地的存款餘額高達9.3億港幣，相當於中國當時146家本國銀行全部存款總和的42.6%。

滙豐崛起的背後：

規模擴大了，管理跟上了么？

常言道「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幾百年來，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玩產業，玩金融的新手段，新行頭雖然層出不窮，但底層的核心邏輯——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交換，從未有一絲一毫的改變。

正如很多金融帝國往往起家於實體貿易一樣。滙豐的155年歷史，就是一部從產業到金融，充滿了各種隱秘史的大劇。很多上百年前的套路，聽起來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一樣。滙豐早期的發家史，就是這樣的典型：在信息不通暢的年代，利用儘可能多的信息管道，為自己取得先發制人的優勢。這一點，在1860年代棉花的投機生意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滙豐的規模早已壯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是核心玩法依然沒變——利用信息的不對稱分食市場價值。可惜隨著金融法規的日益完善，昔日的「野路子」如果今天再次應用，很可能會觸碰「紅線」。

雖然說此次美國要求加拿大引渡華為孟晚舟，和滙豐銀行有著脫不開的關係，但這並不是近十年滙豐第一次被美國盯上。

   1.捲入洗錢案，損失難以估量

早在2012年，全球各大媒體接連曝光，多個國際金融巨頭身陷反洗錢、操作LIBOR利率等諸多醜聞，在兩年前由奧巴馬簽出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的「重拳」打擊之下，金融巨頭們紛紛「上榜」監管黑名單。

滙豐，不幸成為了典型：因曾經涉嫌幫墨西哥毒販「洗錢」，而被美國政府處以19億美元的罰款，是其前一年在美國的2.44億美元反洗錢風控成本支出的9倍。此外，美國還派為數400-500人的調查組進入滙豐——正如中興此後受到的「待遇」一樣。

滙豐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合規成本：據統計，從2012-2015年，滙豐因墨西哥一案增加的合規成本為24億美元，人數則增加了超過5000人。  【圖】洗錢案大幅增加滙豐銀行合規成本（圖片來源：華爾街日報）

 2017 年12 月，美國檢方撤銷了對滙豐的全部刑事指控。但人們無法相信，滙豐銀行在幫助毒梟洗錢案中，竟然只是繳納了十幾億美元罰金，被監管 5 年，便可脫身。

為何會這樣？媒體早前披露信息稱，在聽證會上，有高官表示滙豐銀行規模太大了，如果追究，將引發諸多連鎖反應。另有報道稱，英國財務大臣曾致信美國，表示「如果起訴滙豐銀行，則可能給全球金融帶來不穩定」。

不管滙豐在洗錢事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暴露出來的致命漏洞是實實在在的——對於銀行而言，「了解自己的客戶」是最基本的合規要求，但遺憾的是，滙豐這樣一家巨頭，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2.漏洞頻發，需要統一標準

滙豐首席合規官當時在提交給美國的證詞中，對滙豐觸碰「紅線」的原因進行了 反思：

滙豐在不斷加快收購各地銀行的過程中，其組織架構演變成一個很小的全球經營中心，各地分支機構擁有高度的經營自主權，雙方的直接互動出現不同的層次，合規部門淪為諮詢部門，僅制定基本標準、提供諮詢、建議和製作報告。

隨著滙豐不斷擴張，其合規管理愈難跟上。尤為令人擔憂的是，某些新的收購對象尤其是來自監管寬鬆、司法管轄風險較高的國家和地區，並不完全符合滙豐自己的合規標準和要求，亦被納入其版圖。

滙豐銀行的教訓表明，合規是金融業的生命，有些手段，在野蠻生長的年代也許能大放光彩，但到了法制高度發達的今天，還是不要 輕易以身試法——相信對今天國內的銀行業也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