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汇丰银行宣布“关闭”深圳龙岗支行的所有业务，虽然官方回应“只是正常的业务整合”，并且专门在官微上对最近的一些传闻作出声明，但这对于近期“麻烦”不断的汇丰，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某种程度上而言，汇丰今天的麻烦，其实和它往日的辉煌一脉相承——都是和权力走得过近的结果，“成也权力，败也权力”。汇丰 ，已经并且正在为和权力的“绑定”付出代价。

在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上海外滩，一栋欧式风格的大楼静静矗立在福州路路口，和外滩的其他建筑一起，每天都能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目光。

【图】外滩12号大楼（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虽然这幢大楼1923年落成以来，已经静静望着黄浦江96个春秋，但围绕在其周围的传说从未中断过。从建成至今，她迎来过三任主人的进驻：

1. 1923至1955（32年）：汇丰银行大楼

2. 1955至1996（41年）：上海市政府大楼

3. 1996至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楼

其中，汇丰银行是大楼的建设者，也是大楼的第一任主人。在老上海的语言体系里，至今依旧把这幢大楼叫做“汇丰大楼”。只是，今天汇丰银行在上海的总部，已经搬到了黄浦江对岸，同样是地标建筑的国金中心一期。

【图】今天的汇丰银行上海总部（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汇丰银行从浦西到浦东的近百年，不仅仅是位置的简单变化，而见证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大变局。实际上，从汇丰银行的英文名（HK and Shanghai Bank Coporation）中，就暗示这家银行和上海，和香港，乃至和中国的深刻关系——这种关系，现在恐怕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汇丰前史

   1. 上海贸易的崛起，呼唤新型银行

1842年《南京条约》开埠以后，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上海，并迅速发展。184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只有11家，10年之后已达到12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颠地洋行、仁记洋行等。

1844年，从广州进口的英国商品贸易额是1550万美元。从上海进口的英国商品贸易额只有250万美元。第二年，广州的英国进口商品贸易额减少了约三分之一，而上海却增长了一倍。

进入50年代以后，贸易重心北移的速度更快了。上海在全国出口商品的两项大宗商品：生丝和茶叶贸易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50年代中期以后，生丝出口几乎全部通过上海。而仅从上海运往美国的茶叶，就比广州出口的全部茶叶还多。进口贸易也是如此，上海进口的美国棉布已相当于广州的一倍以上。到50年代末，上海进口船只已是广州的三倍半。

【图】1891年外滩的码头（图片来源：上海档案信息网）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新的经济中心。上海位于亚洲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处，而且是中国北洋和南洋的天然地理分界线。它是巨大的长江流域和华中区贸易的集中地，又是整个东亚的分配要地。

此时此刻的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清帝国贸易最发达的城市。因此和贸易有关的商行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建立起来。184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只有11家，10年之后已达到12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颠地洋行、仁记洋行等。而千里之外的香港，同样也有着极其迫切的贸易需求。

但是那个年代在中国设立的外国银行，只是总行在英国或印度的分支机构，它们的目的，局限于本国和中国之间的汇兑活动，很难满足本地贸易的需要。因而一家新型的，能够适应在中国贸易需要的银行呼之欲出。

1864年，除资格最老的怡和洋行外，香港几乎所有的著名商行（宝顺、琼记、大英、沙逊，德国禅臣等英、美、法、德共十四家洋行）终于“抱团取暖”，联合在香港成立了汇丰银行，额定资本为500万银元，分四万股，每股125元。

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HSBC）正式开业，总部位于香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160多年来，虽然大楼几经翻修，但位置从未变过。一年后，汇丰银行上海分内行租借位于外滩的中央饭店底楼开业，从而正式奠定了沪港两地的业务格局。

【图】汇丰银行香港总部大楼（图片来源：站酷）

需要特别之处的是，正如银行英文名一样，从创行的第一天起，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之间是并列地位，并无相互隶属的关系。

顺便说一下“汇丰”中文名字的由来：从19世纪开始，香港就用汇丰作为HSBC的昵称，并且汇丰也有汇兑丰裕、汇聚财富等吉祥含义，在讲究风水文化的香港，这一昵称迅速传遍大街小巷。

但是彩头再花哨究竟只是美好的意想，只有赚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才拥有在市场上安身立命的本钱。刚一成立的汇丰，就遭遇了市场的狂风巨浪。

   2. 棉花贸易，奠定国内产业格局

汇丰银行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1866年的全球金融恐慌。

19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内战的爆发，美国棉花的出口受阻，到1862年初，与上年相比，英国棉花进口总量下降了50%以上，从美国进口下降了96%，工厂开始每周关闭几天，最后甚至完全关闭。棉花价格比战前水平翻了4倍。

“棉荒”对欧洲大陆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在法国，由于棉花价格疯涨，美国棉花的进口量从1860年的60多万包减少到1863年的4169包，制造商被迫关闭棉纺厂。这对诺曼底这样地方的粗棉制造商打击尤为严重，因为棉花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最终价格。

这使用惯了美棉的英国纺织业主们转向印度购买棉花，印棉价格一夜之间暴涨。欧洲商人和制造商抱怨印度棉花质量差——不够干净，纤维更短，需要调整机器——但印度棉花防止了欧洲棉花工业的彻底崩溃。

虽然制造商关闭了纺织厂，纺纱工和织工遭受了磨难，棉花投机商却在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了难得的黄金时代。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因为市场上存在着许多投机者和价格上涨而大为获益：1861年，英国的棉花进口总值为3970万英镑，1864年在进口数量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进口金额反而高达8400万英镑。价格暴涨，刺激了投机的盛行，也使得制造商迫切希望找到新的棉花产地。

在这种情况下，距离英国利物浦港口4600英里之外的印度，就成为英国工厂新的选择。在印度殖民地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不论是刚刚清理的土地上，还是曾经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此时此刻都种上了洁白的棉花。从1860到1862的短短两年内，印度棉花产量增加了一半。

增产的棉花，源源不断送到了欧洲的工厂：印度在1860年只贡献了英国原棉进口量的16%，贡献了1857年法国原棉进口量的1.1%，而到1862年，则贡献了英国原棉进口量的75%，法国的70%。

【图】从1860年到1866年，印度棉花出口量增长了1.5倍（图片来源：《棉花帝国》）

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中，到处是英国投机商浮动的身影。棉业的投机带动了金融投机，一些金库中空空如也的“皮包银行”纷纷成立。很多银行的注册资金只是空架子，实际上完全依靠“拆了东墙补西墙”。

与此同时，在东方的大都市上海，暴涨的价格也刺激了棉花贸易。1863年，上海的棉花出口量比1862年增长了三倍，价格则翻了一番；仅仅1865年一年，从上海运输棉花去英国的船只，就有700余艘。棉花国际贸易的繁荣，使得当时在上海的外资银行金融业务蒸蒸日上，其中自然也包括汇丰在内。

不料，随着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美棉大量出口，导致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暴跌，英国金融业参与棉花投机失败，纺织业的不景气又加重了金融业的灾难，使得贷款无法收回，股票行情大跌，信用破产，损失惨重，由此造成的金融恐慌随即引发金融风潮。

暴风雨过后，上海原有的11家外商银行幸存下来的只有丽如、有利、麦加利、法兰西、汇丰等5家。不过汇丰虽大难不死，却也伤筋动骨：1867年，其主要发起人宝顺央行宣告破产。

【图】汇丰成立前在华的10家外资银行，在大恐慌中倒闭了6家（图片来源：《汇丰帝国》）

1866年金融风潮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遭受的第一次金融风潮，也是上海开埠以后发生的第一次金融风潮。劫后余生的汇丰，意识到了流动性的重要，因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汇丰不但拼了命拉存款，而且积极争取发行钞票的权力。通过这两项举措，汇丰手中握有巨额的流资，家底的殷实，让汇丰有了更大的能力去参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

二、政治影响经济的典范

   1. 借借借，成为大清朝的“花呗”

虽然战争结束意味着棉花贸易暴利的终结，也意味着武器要便宜甩卖，庞大的大清内乱此起彼伏，各地督抚看中了洋枪洋炮的威力，组建地方武装力量需求量可是不少。正如《茶馆》里崔久峰所言“今天赵大帅打李大帅，明天孙大帅打吴大帅”。而传统的兵器已经入不了大帅们的法眼，洋枪洋炮就成了刚需。

面对着庞大的市场，贸易商们擦干眼泪，投入到军火商的行列，中国这么大，大有可为。此时此刻的汇丰银行，趁势将业务中心彻底转移到中国。

19世纪70年代，国际贸易形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中国的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欧亚之间的贸易航程，伦敦和上海之间开通的电报让讯息的传递可以实现朝发夕至，英国商人在本土就可轻易控制在上海的贸易局面。这样，订货贸易取代了延续近一个世纪的自存自销贸易形式。

中国贸易逆差的扩大，成为外国银行掌握中国拆息行市的一个基本条件。19世纪70年代开始，外国银行对中国钱庄形成了比较经常的拆放关系。汇丰抓住这一机遇，加紧渗透中国的金融业。

19世纪50年代，因太平天国阻隔了中国南北金融流通，清政府筹饷困难，遂开始向列强举债。汇丰的第一笔政治借款，是1874年提供的福建台防借款，这也是清政府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借款，由汇丰银行独家承担。以海关关税做保，意味着汇丰掌握了中国债款特权。

而在左宗棠西征中，汇丰银行又先后三次向其提供借款。由于大量的借款，加深了清政府对汇丰银行的依赖。

【图】左宗棠西征新疆（图片来源：古今智谋）

总而言之，汇丰就是清王朝的“花呗”，变着法子借给你钱，让你花钱。只是借来的钱，终究是要还的。

   2. 联合盛宣怀，狙击胡雪岩

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生丝生意的定价权。被控制在洋行手里，在洋行的操控下，生丝价格每况愈下，相比十年前已跌去一半，市面上生意惨淡，利润都被洋行吃下。此时此刻，正在做生丝生意的胡雪岩，感受到了这种切肤之痛：洋行控制了生丝贸易融资，国际汇兑外汇渠道和航运保险。又有着大英帝国的炮舰做后盾。似乎不可战胜。

但是再强大的堡垒也有其弱点：1882年，胡雪岩深入生丝产地调查，发现当年的生丝将要减少，供货将要不足，便开始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力图一举拿下定价权。

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此时中法战争突然爆发，引发国内金融动荡，而胡雪岩的靠山左宗棠更是被法国人缠的脱不开身。而这就给左宗棠政敌李鸿章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后者立即开始了他的布局。

正当胡雪岩处于危机而不自知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阴历年关时，丝价大跌，一半丝商推迟结算，金嘉记等大字号破产。胡雪岩再想邀集商人将当年的新丝再次收尽，以迫使洋商屈服，结果无人响应，胡雪岩自己苦苦支撑。

首先，李鸿章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要求各地方政府想尽办法拖欠应付胡雪岩的协饷，其次，他又让自己的钱袋子盛宣怀联络各大商帮，拒绝借钱给胡雪岩。最后更是使出了杀手锏——胡雪岩的主要贷款银行汇丰银行。

一天，汇丰银行突然通知胡雪岩，他的一笔80万两贷款将不予展期，需要立即偿还。但由于此前生丝销路不畅，加上应收账款迟迟不能到位，胡雪岩此时账上并无多少现金，只得四处借钱。

但当胡雪岩从其他地方筹钱准备偿还汇丰银行的时候，旋即遭遇了李鸿章和盛宣怀埋下的伏兵，胡雪岩竟然无法从市场上融到一分钱。

随即，发现胡雪岩出现危机的各方立刻参与到挤兑中来，于是，手握数千万资产的胡雪岩，就这么倒在了几十万两的贷款上面，随着胡雪岩的倒台，其后台左宗棠也被李鸿章击败，而有李鸿章支持的汇丰一家就拿到了整个清朝70%的业务，成为了亚洲最大的“投行”。

胡雪岩因为洋行们对于丝价的打压而感到不满，依然奋起反抗。但是胡雪岩到死都没有想到。在丧失金融 这一战略制高点的情况下。仅靠囤积货物，只是一场徒劳，最后必然被吞噬。

  【图】昔日繁华的胡雪岩故居（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3. 借钱是要还的：控制财政的汇丰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汇丰银行的业务迅速膨胀，在中国的多个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设立了营业场所。凭借着这些营业场所，汇丰在中国市场上大发横财。

故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以清理债务、保障债权为借口，夺取了关税支配权，中国关税归汇丰、德华、华俄道胜三家银行存储保管，但汇总和收支拨解的总枢纽为汇丰银行的上海分行。1913年的“善后大借款”以中国全部盐税收入为担保，所有盐税收入都必须解入汇丰等五家外国银行存储。至此，占巨大比重的两大中央税收的存管权都被汇丰等银行所攫取，汇丰银行无异于掌握了中国国库，成了事实上的中央银行。

其次，通过垄断国际汇兑，汇丰银行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汇丰买卖外汇的总值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60%~70%，同时它还操纵外汇市价。以中国历年偿还主要外债的估算为例，它不以正常应有的汇率而每两故意挂缩0.46875便士，仅此微小差别，至1937年止，其盘剥收益就约1500万港元。

【图】汇丰，垄断了晚清到民国的外汇交易（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另外，中国很多有钱人把贪污、搜刮所得巨款存入汇丰等银行，使其存款飞速增长。1865年汇丰银行存款为338万港元，截至1932年，汇丰银行在全国各地的存款余额高达9.3亿港币，相当于中国当时146家本国银行全部存款总和的42.6%。

汇丰崛起的背后：

规模扩大了，管理跟上了么？

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几百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玩产业，玩金融的新手段，新行头虽然层出不穷，但底层的核心逻辑——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从未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正如很多金融帝国往往起家于实体贸易一样。汇丰的155年历史，就是一部从产业到金融，充满了各种隐秘史的大剧。很多上百年前的套路，听起来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汇丰早期的发家史，就是这样的典型：在信息不通畅的年代，利用尽可能多的信息管道，为自己取得先发制人的优势。这一点，在1860年代棉花的投机生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汇丰的规模早已壮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是核心玩法依然没变——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分食市场价值。可惜随着金融法规的日益完善，昔日的“野路子”如果今天再次应用，很可能会触碰“红线”。

虽然说此次美国要求加拿大引渡华为孟晚舟，和汇丰银行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近十年汇丰第一次被美国盯上。

   1.卷入洗钱案，损失难以估量

早在2012年，全球各大媒体接连曝光，多个国际金融巨头身陷反洗钱、操作LIBOR利率等诸多丑闻，在两年前由奥巴马签出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重拳”打击之下，金融巨头们纷纷“上榜”监管黑名单。

汇丰，不幸成为了典型：因曾经涉嫌帮墨西哥毒贩“洗钱”，而被美国政府处以19亿美元的罚款，是其前一年在美国的2.44亿美元反洗钱风控成本支出的9倍。此外，美国还派为数400-500人的调查组进入汇丰——正如中兴此后受到的“待遇”一样。

汇丰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合规成本：据统计，从2012-2015年，汇丰因墨西哥一案增加的合规成本为24亿美元，人数则增加了超过5000人。  【图】洗钱案大幅增加汇丰银行合规成本（图片来源：华尔街日报）

 2017 年12 月，美国检方撤销了对汇丰的全部刑事指控。但人们无法相信，汇丰银行在帮助毒枭洗钱案中，竟然只是缴纳了十几亿美元罚金，被监管 5 年，便可脱身。

为何会这样？媒体早前披露信息称，在听证会上，有高官表示汇丰银行规模太大了，如果追究，将引发诸多连锁反应。另有报道称，英国财务大臣曾致信美国，表示“如果起诉汇丰银行，则可能给全球金融带来不稳定”。

不管汇丰在洗钱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暴露出来的致命漏洞是实实在在的——对于银行而言，“了解自己的客户”是最基本的合规要求，但遗憾的是，汇丰这样一家巨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2.漏洞频发，需要统一标准

汇丰首席合规官当时在提交给美国的证词中，对汇丰触碰“红线”的原因进行了 反思：

汇丰在不断加快收购各地银行的过程中，其组织架构演变成一个很小的全球经营中心，各地分支机构拥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双方的直接互动出现不同的层次，合规部门沦为咨询部门，仅制定基本标准、提供咨询、建议和制作报告。

随着汇丰不断扩张，其合规管理愈难跟上。尤为令人担忧的是，某些新的收购对象尤其是来自监管宽松、司法管辖风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完全符合汇丰自己的合规标准和要求，亦被纳入其版图。

汇丰银行的教训表明，合规是金融业的生命，有些手段，在野蛮生长的年代也许能大放光彩，但到了法制高度发达的今天，还是不要 轻易以身试法——相信对今天国内的银行业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