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炎熱的夏季到來之前，我拖着一個行李箱到達深圳，開始了一生中最為艱苦的歲月。
那時候母親的宮頸癌已經十分嚴重，每個月需要上萬塊的醫療費，全家人都在四處尋錢，為了省錢，我在荔枝公園對面與人合租了一間只夠放下一張床的小黑屋，裡面不通光，沒有窗，房間里至始至終洋溢着一股潮濕的霉味，老鼠躥來躥去忙個不停，桌子下甚至長出一朵蘑菇來，與我合租的那個人，每晚鼾聲如雷，震得整張床都在響，我總是在半夜裡被生生吵醒，睜着眼睛看着黑洞洞的天花板，等待着黎明的到來。
我每個月發了工資就往家裡寄錢，剩幾百塊錢吃飯，徜若錢不夠，便找同學與朋友籌借，深圳物貴人賤，我每天睡覺前都要仔細算一遍，坐車花幾元，吃飯花幾元，打電話花幾元，口袋裡還剩幾元，頗有些苟且偷生的滋味——撐到五月初，爸打電話來，說母親病情加劇，恐怕不行了。我和妹妹匆匆請了假，便回了邵陽。
父親一生貧苦，沒有給家裡積下片瓦，舊時的房子已經倒塌，全家人便住在所有親戚都嫌棄的老堂屋裡，那用土磚堆砌成的堂屋，已經傳了三四代人，漆灰裸露，屋前是荒棄的馬路，屋後是雜草叢生的小院，空氣里時時刻刻彌散着腐舊的氣息，小時不識事理，常在屋裡屋外滾來爬去，年歲漸長，只往屋中一站，便覺說不出來的破敗荒涼。但母親落到這般田地，有個遮風擋雨的地方，大家已覺十分滿足，我那一生都過得渾渾噩噩的父親，在屋子裡笑嘻嘻地走來走去，使紅磚搭了個灶台，生起幾把火，便得意地指着灶台講：“你看嘛，我們可以生火做飯啦。”
——彷彿有了爐灶，人世間所有痛苦，都可以被忘卻了一般。
屋子裡原先只一張床，一席被，奶奶幫我們尋了一板涼竹，支起架子，全家四人才得有安枕之地，每每睡到半夜，母親便從睡夢中痛醒過來，她便哎喲哎喲地叫喚，她說：“幫我揉揉羅，幫我揉揉羅。”
妹妹睡在她身邊，便幫她輕揉腹部，母親依舊哎喲哎喲地叫，但聲音緩緩低沉下去，過不到一刻，妹妹熬不過深夜的侵襲，暈暈沉沉睡倒在竹席旁，母親又痛醒過來，這次換我去揉，這樣輪番幾次，半夜裡只聽到青蛙蟲鳴，清風微拂，世間極靜極靜，說不出來的靜謐清詭。
這樣暈暈沉沉熬過夜晚，母親在白天的狀態便稍好一些，她倚在躺椅上，能說一些笑話，還能講一些我小時候的事，聽到鄰近人家裡有人打麻將，她還能撐起身子，吃力地站起來講：“我也要去打，我還能打幾盤。”
她搖晃着乾瘦的身子坐到麻將桌旁時，鄉鄰們都開始一邊打牌，一邊展開樂觀的心靈攻勢，每當他們甩出一張紅中或者白板時，總不忘對母親鼓勵一番：
“不就是癌症嘛，現在什麼病治不好嗎？”
“就是就是，你看那邊柳橋那個妹子，看了兩年，也看好了嘛。”
“你看你牌也打得，飯也呷得，精神好得很，你莫怕，你只管放心打牌，打得好就氣色好，氣色好就身體好。”
不論她們說些什麼，母親的注意力總只集中在麻將上面，她的眼神在牌面上游來游去，渾然忘物，只有當旁鄰家中有事，站起來要離開麻將桌時，她便會失望地嘆口氣，然後講：“又湊不齊一桌了……”
為了鼓勵大家的牌性，我就在一旁規勸鄉親：“你們留下來羅，留下來陪我姆媽，我出錢都可以嘛。”鄉親們便起鬨：“當然可以嘛，你要做孝子，一百塊小時嘛。”
他們半戲謔半認真地講着這些話，一邊有意無意地看着我，彷彿等待我打折還價一般。這時我才方訕訕不是味兒，低下頭不敢接口，貧窮的現狀一瞬間將自己打回原形，剎那間滿腔對自己的無能與失言充滿厭惡與嫌棄。
但鄉親們很快便看透了我的窘迫，他們笑哈哈的打着圓場，講一些下台階的言語，並重新回到了麻將桌前，母親便抖擻精神，甩麻將時都比平時力重三分。
有時候，親戚們陸陸續續都來看望母親，情知命不長久，大姨來時便一陣陣哭，二姨來時也一陣陣哭，幾個髮絲花白的姐妹坐在屋檐前回憶青春年少，幾十年前的往事恍如隔世，講着講着便挽着手一併痛哭，母親將死之人，卻看得極是淡然，她只是說：“你們哭什麼呢？有什麼好哭的呢？我還坐在這裡嘛，我還好端端的嘛。”
大伙兒哭過一陣，只不過在回憶里沉緬了兩三小時，便被俗世的塵事紛紛擾擾地打斷進來，大姨的孫子發了痱子，二姨要趕回去照顧豬牛，兩家人飯也不及吃，又要匆匆忙忙往家裡趕，離走前牽住母親的手只是不放，絮絮叨叨講了好些話兒，走幾步，又回頭看看，再走幾步，又回頭看看，情知這一去天人永隔，五十年姐妹至此陰陽相斷，卻依舊像被命運牽住了韁繩，一邊戀戀不捨地回頭，一邊踉踉蹌蹌着奔向自己的人生軌道。
母親送走親友，便總要在躺椅上靜靜躺一會兒，我撿根板凳坐在她身邊，握住她手掌，母親雙目無光，痴痴獃獃地看着遠方，良久良久也不發一語。
村裡衛生所的盧醫生常來看望母親，但每次所開藥方，不過是清熱祛火的尋常西藥，對病情似乎絲毫無異，這位把全村人都扎過一遍的赤腳醫生開始像個巫師一樣對父親提出種種神鬼般的建議：
“可以去毛刀沖找找一種黃色的草藥，興許有用，熬水，用來洗身子，外擦，興許有一些用的。”
父親第二天凌晨就翻山越嶺去了毛刀沖，撿回幾根怪模怪樣的植物，這些野山雜草只是害得母親全身皮膚都染黑了幾塊，還散發出一股難聞的氣味，母親氣得將這些雜草扔到後院中去，恨恨着講：
“我要有力氣，我就拿刀剁爛它們。”
偏方既然無效，病終究還是要治下去的，隔了幾天，市醫院打來電話，說母親是時候要做血液透析了，全家租了車，將母親送到市醫院的透析室，那裡乾乾淨淨的，進去要換拖鞋，還要帶防塵帽，我們剛剛戴上帽子，一個約摸六十幾歲的老奶奶，帶着六七個後生，從烈日下走了進來，一看到母親，就上前握住她手，哆哆嗦嗦着叫着母親小時候的外號：
“糍粑，你怎麼這樣了？你怎麼得了這種怪病？”
我完全不認識這個奶奶，記憶里也尋不到任何蛛絲馬跡，但看她和母親說話的樣子，當是小時候無比親蜜的長輩，母親虛弱至極，只能小聲地答她的話，那老人說著說著眼眶就濕了，握着母親的手不放，這時醫生過來叫母親做透析，大家便攙着母親進了病房，老奶奶怕犯忌諱，不願進去，和後生們在外面候着。
透析室里躺了三十多個病人，個個面色蒼白，躺倒在短窄的單人床上，每人身邊都有一兩台古怪的機器，上面各種各樣的按紐密密麻麻，母親躺倒在床上，護士過來，說要扎針，母親點點頭，依例要躺下，卻抖然見那護士摸出根比平時長三四倍的長針來，針頭也粗大兩三倍，我們都沒見過這麼大針扎人的，嚇得一跳，母親說：“這麼大針？”
護士見怪不怪說：“就是這麼大針。做透析啊。”
母親有些害怕：“這麼大，好痛的……”
護士冷笑說：“痛也要打啊。”
也不多講，消了毒，拿起針頭便扎母親右手臂血管，母親病重以來，什麼場面沒見過，此時此刻，卻完全被這個大針頭被鎮攝住了，針一紮進去，母親便大聲慘叫起來，我們幾個人上前扶住母親的身子，母親哇哇哇哇一番叫，只是揚聲喊：“好痛啊！好痛啊！”在等待死亡時異常平靜的母親，被痛苦一擊而潰，聲音響徹透析室，幾個躺在病床上一動不動的病人，都扭過脖子來看，旁邊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也要扎針，看到母親痛得這般慘，嘴唇都嚇白了，我們只好一邊照顧母親，一邊安慰那男人講：“不痛的，你是男人，你不會這麼痛的。”
那男人驚得目光散亂，不作一聲，一點也沒有信我們的意思。
過了幾分鐘，針頭終於扎進去，母親痛得眼淚都出來，但身體也逐漸適應針頭的存在，只是在微微地喘息，旁邊的透析機被護士啪嗒啪嗒打下好幾個按紐，調了調各處，開始輕輕工作起來，我看到母親血液一點點從管子里流出去，又一點點從管子里流回來，心裏面亂麻一般，說不出話來。
幫母親擦掉眼角的淚水，打算出去買一些水果回來，走出透析室，看到那個老奶奶還在大廳，她雙手合什，坐在一堆後生的中間，似乎被母親剛才的慘叫聲嚇得不輕，正在那裡念念有詞，我路過她身邊時，聽到她在喃喃念叼：
“糍粑啊，你為莫子這麼苦啊？”
“糍粑啊，你為莫子這麼苦啊？”
……
母親去了醫院幾次，身體並沒有見好，過了一周，卻也沒有惡化的跡象，她吃不進東西，也拉不出來，每晚要由妹妹攙扶着出去蹲七八次，但一點用處也沒有，平日里除了偶爾打打麻將，她就只有靜靜地坐在堂屋裡，她靜謐而虛弱的樣子，彷彿已經和這間房子已經融為一處。
村子裡的老人們常來看望她，坐在那裡陪母親聊天，有一天下午，村裡的何姑奶奶一邊搖着蒲扇，一邊摸着母親的肚子，叫喚我過去，她指了指母親肚皮說：“你摸摸看，摸得出來嗎？”我就坐在旁邊，手撫摸在她指過的地方，感覺了下母親的氣息，沒有發覺異樣，何姑奶奶又講：“你仔細摸，輕輕摁一下。”我手指微一用力，便感覺母親小腹的肚皮下有一顆顆凸起的硬物，頓時只覺得頸骨發硬，後背一陣陣涼，再撫摸旁處，都是一般模樣，後背的涼意便浸透骨肉，衝到我心腔里，我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何姑奶奶搖着扇子，微微笑着指導我：“這可能就是癌細胞了，都這麼多了……”她那平靜而微笑的模樣絕無半分惡意，彷彿已經看淡了生死一般， 我內心一陣刺痛，去看母親時，她只是依舊呆坐在那裡，對我們的對話似乎充耳不聞。我再也不敢撫摸下去，抽回手指，獃獃坐在母親旁邊，輕輕握住她布滿老繭的手掌，半晌也說不出一個字來。
到了傍晚，父親叫我出去散步，我們一直走到村口，看着夕陽碩大無比，漸漸西沉，金黃色的光芒鋪滿天地，空氣里滿是泥土芳香，父親說：“你跟你妹回去上班吧。你們假期到了吧。”
我說：“姆媽沒人顧。”
父親說：“我照顧就好了，她身體現在還行，有事我打你們電話—-你們不出去掙錢，你媽也沒有錢買葯啊。”
我知道父親的意思，我和妹妹也已經花光了手頭的現金，再不回去工作，全家人吃飯都難了，我只好點點頭，我問他：“你還有多少錢？”
父親慢慢着點了一根煙，慢慢着抽了一口：“還有兩萬塊，找親戚借的，留着辦後事用。”
雖然這個字眼極其刺眼，但我也只能默認它的存在，我們都不在說話，只是靜靜地站在村頭，看着夕陽一點點沉沒下去，看着黑暗緩緩籠罩大地，看着村裡五十多歲的農民趕着黃牛路過田埂，都沒有再說一個字。
我回到了深圳，繼續在這座洶湧奔流而冷漠輕浮的城市裡生存，自己在的公司一直沒找到盈利模式，半個月後便發了工資解散，我再給家裡打過一次錢，口袋裡揣着一千多塊，情知一周內找不到工作便有餓死街頭的可能，火燒眉毛下，也顧不得挑撿，應聘到了關外沙井一家塑膠公司上班—–這裡管吃管住，短期內是餓不死了。
因為換了公司，便又要搬家，尋到房東要退押金，那房東老闆娘一臉地不屑，滿是厭惡地看着我說：“你快些走吧，原先簽了合同，沒住滿半年不退押金，你看清楚合同哦，你看清楚合同哦。”
她得了理由，更添了氣勢，把打印好的合同舉起來幾乎要張在我的臉上，我這時才發現自己沒細讀合同條款，交掉的押金再也退不回來，自己更深知深圳金貴情賤，也不多羅嗦，拖着兩個行李箱走出那間烏漆抹黑的屋子，擠上了駛向關外的公交車。
我所有的行李都堆在箱子里，又笨又重，大熱天里一身臭汗，擠車時把車廂的人推了又推，幾個站在我身邊的女生都恨恨地看着我，臨了還有人偷偷往我箱子上狠狠喘了兩腳，我安安靜靜地站在公交車上，一句話也不說——與這一路來所歷受的苦痛相比，這屈辱的兩腳，實在算不得什麼了。
我在關外約莫工作了十天，有一個晚上，我正走在下班的路上，突然下起雨來了，是暴雨，兩旁的路人都紛紛往街兩邊躲，工業園厚重的灰塵被雨水積起一股塵土的味道，我正要跑，電話響了，接了電話，聽到爸在電話那邊說：“你快回來，你姆媽去了……”
雖然明知這一天遲早要到來，但收到這個電話，心頭依舊一陣陣悸慟，腦子裡渾渾噩噩的，一片空白，我手握電話，慢慢地走在暴雨里，全身透濕，緩緩走進宿舍大樓，在同事異訝的眼神里，邁入自己房間，鎖了門，只聽得大雨如注，打得窗台上啪啪亂響。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表達心頭的悲切，半晌才面對家鄉的方向，緩緩跪了下來，磕了一個頭。我伏在骯髒的地板上，感覺一股酸楚之意從丹田湧向喉間，喉頭哽咽，終於哭出聲來，我嘶聲呼喊起來，卻又不知喊什麼，只是單薄的幾個字，一遍遍在宿舍里回蕩：
“姆媽啊！”
“姆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