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时光

2007年,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前,我拖着一个行李箱到达深圳,开始了一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

 

那时候母亲的宫颈癌已经十分严重,每个月需要上万块的医疗费,全家人都在四处寻钱,为了省钱,我在荔枝公园对面与人合租了一间只够放下一张床的小黑屋,里面不通光,没有窗,房间里至始至终洋溢着一股潮湿的霉味,老鼠蹿来蹿去忙个不停,桌子下甚至长出一朵蘑菇来,与我合租的那个人,每晚鼾声如雷,震得整张床都在响,我总是在半夜里被生生吵醒,睁着眼睛看着黑洞洞的天花板,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我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往家里寄钱,剩几百块钱吃饭,徜若钱不够,便找同学与朋友筹借,深圳物贵人贱,我每天睡觉前都要仔细算一遍,坐车花几元,吃饭花几元,打电话花几元,口袋里还剩几元,颇有些苟且偷生的滋味——撑到五月初,爸打电话来,说母亲病情加剧,恐怕不行了。我和妹妹匆匆请了假,便回了邵阳。

 

父亲一生贫苦,没有给家里积下片瓦,旧时的房子已经倒塌,全家人便住在所有亲戚都嫌弃的老堂屋里,那用土砖堆砌成的堂屋,已经传了三四代人,漆灰裸露,屋前是荒弃的马路,屋后是杂草丛生的小院,空气里时时刻刻弥散着腐旧的气息,小时不识事理,常在屋里屋外滚来爬去,年岁渐长,只往屋中一站,便觉说不出来的破败荒凉。但母亲落到这般田地,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大家已觉十分满足,我那一生都过得浑浑噩噩的父亲,在屋子里笑嘻嘻地走来走去,使红砖搭了个灶台,生起几把火,便得意地指着灶台讲:“你看嘛,我们可以生火做饭啦。”

 

——仿佛有了炉灶,人世间所有痛苦,都可以被忘却了一般。

 

屋子里原先只一张床,一席被,奶奶帮我们寻了一板凉竹,支起架子,全家四人才得有安枕之地,每每睡到半夜,母亲便从睡梦中痛醒过来,她便哎哟哎哟地叫唤,她说:“帮我揉揉罗,帮我揉揉罗。”

 

妹妹睡在她身边,便帮她轻揉腹部,母亲依旧哎哟哎哟地叫,但声音缓缓低沉下去,过不到一刻,妹妹熬不过深夜的侵袭,晕晕沉沉睡倒在竹席旁,母亲又痛醒过来,这次换我去揉,这样轮番几次,半夜里只听到青蛙虫鸣,清风微拂,世间极静极静,说不出来的静谧清诡。

 

这样晕晕沉沉熬过夜晚,母亲在白天的状态便稍好一些,她倚在躺椅上,能说一些笑话,还能讲一些我小时候的事,听到邻近人家里有人打麻将,她还能撑起身子,吃力地站起来讲:“我也要去打,我还能打几盘。”

 

她摇晃着干瘦的身子坐到麻将桌旁时,乡邻们都开始一边打牌,一边展开乐观的心灵攻势,每当他们甩出一张红中或者白板时,总不忘对母亲鼓励一番:

 

“不就是癌症嘛,现在什么病治不好吗?”

 

“就是就是,你看那边柳桥那个妹子,看了两年,也看好了嘛。”

 

“你看你牌也打得,饭也呷得,精神好得很,你莫怕,你只管放心打牌,打得好就气色好,气色好就身体好。”

 

不论她们说些什么,母亲的注意力总只集中在麻将上面,她的眼神在牌面上游来游去,浑然忘物,只有当旁邻家中有事,站起来要离开麻将桌时,她便会失望地叹口气,然后讲:“又凑不齐一桌了……

 

为了鼓励大家的牌性,我就在一旁规劝乡亲:“你们留下来罗,留下来陪我姆妈,我出钱都可以嘛。”乡亲们便起哄:“当然可以嘛,你要做孝子,一百块小时嘛。”

 

他们半戏谑半认真地讲着这些话,一边有意无意地看着我,仿佛等待我打折还价一般。这时我才方讪讪不是味儿,低下头不敢接口,贫穷的现状一瞬间将自己打回原形,刹那间满腔对自己的无能与失言充满厌恶与嫌弃。

 

但乡亲们很快便看透了我的窘迫,他们笑哈哈的打着圆场,讲一些下台阶的言语,并重新回到了麻将桌前,母亲便抖擞精神,甩麻将时都比平时力重三分。

 

有时候,亲戚们陆陆续续都来看望母亲,情知命不长久,大姨来时便一阵阵哭,二姨来时也一阵阵哭,几个发丝花白的姐妹坐在屋檐前回忆青春年少,几十年前的往事恍如隔世,讲着讲着便挽着手一并痛哭,母亲将死之人,却看得极是淡然,她只是说:“你们哭什么呢?有什么好哭的呢?我还坐在这里嘛,我还好端端的嘛。”

 

大伙儿哭过一阵,只不过在回忆里沉缅了两三小时,便被俗世的尘事纷纷扰扰地打断进来,大姨的孙子发了痱子,二姨要赶回去照顾猪牛,两家人饭也不及吃,又要匆匆忙忙往家里赶,离走前牵住母亲的手只是不放,絮絮叨叨讲了好些话儿,走几步,又回头看看,再走几步,又回头看看,情知这一去天人永隔,五十年姐妹至此阴阳相断,却依旧像被命运牵住了缰绳,一边恋恋不舍地回头,一边踉踉跄跄着奔向自己的人生轨道。

 

母亲送走亲友,便总要在躺椅上静静躺一会儿,我捡根板凳坐在她身边,握住她手掌,母亲双目无光,痴痴呆呆地看着远方,良久良久也不发一语。

 

村里卫生所的卢医生常来看望母亲,但每次所开药方,不过是清热祛火的寻常西药,对病情似乎丝毫无异,这位把全村人都扎过一遍的赤脚医生开始像个巫师一样对父亲提出种种神鬼般的建议:

 

“可以去毛刀冲找找一种黄色的草药,兴许有用,熬水,用来洗身子,外擦,兴许有一些用的。”

 

父亲第二天凌晨就翻山越岭去了毛刀冲,捡回几根怪模怪样的植物,这些野山杂草只是害得母亲全身皮肤都染黑了几块,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母亲气得将这些杂草扔到后院中去,恨恨着讲:

 

“我要有力气,我就拿刀剁烂它们。”

 

偏方既然无效,病终究还是要治下去的,隔了几天,市医院打来电话,说母亲是时候要做血液透析了,全家租了车,将母亲送到市医院的透析室,那里干干净净的,进去要换拖鞋,还要带防尘帽,我们刚刚戴上帽子,一个约摸六十几岁的老奶奶,带着六七个后生,从烈日下走了进来,一看到母亲,就上前握住她手,哆哆嗦嗦着叫着母亲小时候的外号:

 

“糍粑,你怎么这样了?你怎么得了这种怪病?”

 

我完全不认识这个奶奶,记忆里也寻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但看她和母亲说话的样子,当是小时候无比亲蜜的长辈,母亲虚弱至极,只能小声地答她的话,那老人说着说着眼眶就湿了,握着母亲的手不放,这时医生过来叫母亲做透析,大家便搀着母亲进了病房,老奶奶怕犯忌讳,不愿进去,和后生们在外面候着。

 

透析室里躺了三十多个病人,个个面色苍白,躺倒在短窄的单人床上,每人身边都有一两台古怪的机器,上面各种各样的按纽密密麻麻,母亲躺倒在床上,护士过来,说要扎针,母亲点点头,依例要躺下,却抖然见那护士摸出根比平时长三四倍的长针来,针头也粗大两三倍,我们都没见过这么大针扎人的,吓得一跳,母亲说:“这么大针?”

 

护士见怪不怪说:“就是这么大针。做透析啊。”

 

母亲有些害怕:“这么大,好痛的……

 

护士冷笑说:“痛也要打啊。”

 

也不多讲,消了毒,拿起针头便扎母亲右手臂血管,母亲病重以来,什么场面没见过,此时此刻,却完全被这个大针头被镇摄住了,针一扎进去,母亲便大声惨叫起来,我们几个人上前扶住母亲的身子,母亲哇哇哇哇一番叫,只是扬声喊:“好痛啊!好痛啊!”在等待死亡时异常平静的母亲,被痛苦一击而溃,声音响彻透析室,几个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病人,都扭过脖子来看,旁边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也要扎针,看到母亲痛得这般惨,嘴唇都吓白了,我们只好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安慰那男人讲:“不痛的,你是男人,你不会这么痛的。”

 

那男人惊得目光散乱,不作一声,一点也没有信我们的意思。

 

过了几分钟,针头终于扎进去,母亲痛得眼泪都出来,但身体也逐渐适应针头的存在,只是在微微地喘息,旁边的透析机被护士啪嗒啪嗒打下好几个按纽,调了调各处,开始轻轻工作起来,我看到母亲血液一点点从管子里流出去,又一点点从管子里流回来,心里面乱麻一般,说不出话来。

 

帮母亲擦掉眼角的泪水,打算出去买一些水果回来,走出透析室,看到那个老奶奶还在大厅,她双手合什,坐在一堆后生的中间,似乎被母亲刚才的惨叫声吓得不轻,正在那里念念有词,我路过她身边时,听到她在喃喃念叼:

“糍粑啊,你为莫子这么苦啊?”

 

“糍粑啊,你为莫子这么苦啊?”

 

……

 

母亲去了医院几次,身体并没有见好,过了一周,却也没有恶化的迹象,她吃不进东西,也拉不出来,每晚要由妹妹搀扶着出去蹲七八次,但一点用处也没有,平日里除了偶尔打打麻将,她就只有静静地坐在堂屋里,她静谧而虚弱的样子,仿佛已经和这间房子已经融为一处。

 

村子里的老人们常来看望她,坐在那里陪母亲聊天,有一天下午,村里的何姑奶奶一边摇着蒲扇,一边摸着母亲的肚子,叫唤我过去,她指了指母亲肚皮说:“你摸摸看,摸得出来吗?”我就坐在旁边,手抚摸在她指过的地方,感觉了下母亲的气息,没有发觉异样,何姑奶奶又讲:“你仔细摸,轻轻摁一下。”我手指微一用力,便感觉母亲小腹的肚皮下有一颗颗凸起的硬物,顿时只觉得颈骨发硬,后背一阵阵凉,再抚摸旁处,都是一般模样,后背的凉意便浸透骨肉,冲到我心腔里,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何姑奶奶摇着扇子,微微笑着指导我:“这可能就是癌细胞了,都这么多了……”她那平静而微笑的模样绝无半分恶意,仿佛已经看淡了生死一般, 我内心一阵刺痛,去看母亲时,她只是依旧呆坐在那里,对我们的对话似乎充耳不闻。我再也不敢抚摸下去,抽回手指,呆呆坐在母亲旁边,轻轻握住她布满老茧的手掌,半晌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到了傍晚,父亲叫我出去散步,我们一直走到村口,看着夕阳硕大无比,渐渐西沉,金黄色的光芒铺满天地,空气里满是泥土芳香,父亲说:“你跟你妹回去上班吧。你们假期到了吧。”

 

我说:“姆妈没人顾。”

 

父亲说:“我照顾就好了,她身体现在还行,有事我打你们电话—-你们不出去挣钱,你妈也没有钱买药啊。

 

我知道父亲的意思,我和妹妹也已经花光了手头的现金,再不回去工作,全家人吃饭都难了,我只好点点头,我问他:“你还有多少钱?”

 

父亲慢慢着点了一根烟,慢慢着抽了一口:“还有两万块,找亲戚借的,留着办后事用。”

 

虽然这个字眼极其刺眼,但我也只能默认它的存在,我们都不在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村头,看着夕阳一点点沉没下去,看着黑暗缓缓笼罩大地,看着村里五十多岁的农民赶着黄牛路过田埂,都没有再说一个字。

 

我回到了深圳,继续在这座汹涌奔流而冷漠轻浮的城市里生存,自己在的公司一直没找到盈利模式,半个月后便发了工资解散,我再给家里打过一次钱,口袋里揣着一千多块,情知一周内找不到工作便有饿死街头的可能,火烧眉毛下,也顾不得挑捡,应聘到了关外沙井一家塑胶公司上班—–这里管吃管住,短期内是饿不死了。

 

因为换了公司,便又要搬家,寻到房东要退押金,那房东老板娘一脸地不屑,满是厌恶地看着我说:“你快些走吧,原先签了合同,没住满半年不退押金,你看清楚合同哦,你看清楚合同哦。”

 

她得了理由,更添了气势,把打印好的合同举起来几乎要张在我的脸上,我这时才发现自己没细读合同条款,交掉的押金再也退不回来,自己更深知深圳金贵情贱,也不多罗嗦,拖着两个行李箱走出那间乌漆抹黑的屋子,挤上了驶向关外的公交车。

 

我所有的行李都堆在箱子里,又笨又重,大热天里一身臭汗,挤车时把车厢的人推了又推,几个站在我身边的女生都恨恨地看着我,临了还有人偷偷往我箱子上狠狠喘了两脚,我安安静静地站在公交车上,一句话也不说——与这一路来所历受的苦痛相比,这屈辱的两脚,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我在关外约莫工作了十天,有一个晚上,我正走在下班的路上,突然下起雨来了,是暴雨,两旁的路人都纷纷往街两边躲,工业园厚重的灰尘被雨水积起一股尘土的味道,我正要跑,电话响了,接了电话,听到爸在电话那边说:“你快回来,你姆妈去了……

 

虽然明知这一天迟早要到来,但收到这个电话,心头依旧一阵阵悸恸,脑子里浑浑噩噩的,一片空白,我手握电话,慢慢地走在暴雨里,全身透湿,缓缓走进宿舍大楼,在同事异讶的眼神里,迈入自己房间,锁了门,只听得大雨如注,打得窗台上啪啪乱响。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心头的悲切,半晌才面对家乡的方向,缓缓跪了下来,磕了一个头。我伏在肮脏的地板上,感觉一股酸楚之意从丹田涌向喉间,喉头哽咽,终于哭出声来,我嘶声呼喊起来,却又不知喊什么,只是单薄的几个字,一遍遍在宿舍里回荡:

 

“姆妈啊!”

 

“姆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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