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的上甘岭

许多年以后,疲于参加表彰大会的何庭波女士,总会回想起任正非总裁把她当成反面典型,大会批完小会批,提起她就挠头叹气的日子。

 她的罪名着实独特:一是花钱太少,二是花钱太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罪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2004年,任正非突然找到35岁的何庭波,要把华为公司的两万名员工和每年四个亿的研发经费交给她。要知道那时候,华为的员工总共也只有三万人。

 那是一个急于证明中国人也可以造芯片的时代,那是一个鼓励轰轰烈烈大干快上的时代。任正非看重的是何庭波工作狂的态度和拔群的技术。谁曾想何庭波上任之后,只组织了一小撮人尝试了一系列无关紧要的low货芯片练手儿。不管集团领导如何批评教育,如何拍桌子瞪眼,她都照着自己的节奏猥琐发育…… 

中国工业的上甘岭

到了何庭波觉得可以放大招儿的那一天,华为的实验室以豪横闻名于世。2011年以来,华为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都在收入的10%以上,2019年甚至超过15%,而苹果公司直到2019年才第一次超过6%。 

不想花钱的时候,把刀架她脖子上都不花。这样的人一旦嗨起来,谁也拦不住。

 国产芯片长期都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不投入市场,就不能盈利,也没有试错的机会,结果就是一直吃国家的补贴,又迟迟交不出作业。如果投入市场,又会因为没有国外已经成熟的同类产品好用而遭遇退货,还要面临铺天盖地的冷嘲热讽。结果往往是招牌砸了,钱还没挣着。

 帮助何庭波破解这个难题的竟然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山寨手机!

 那是老式手机没落,真正的智能手机出现之前的混乱时期。华为凭借价格优势把那些不成熟的芯片卖给生产山寨机的小厂,如此既挣了钱又练了手,还保住了牌子。

 嗨起来的何庭波带着研发人员们加班加点地玩命儿练级,光是2014-2015两年就发布了10款芯片,那些芯片的名字起得……恨不得把整本《山海经》都注册了。

 到了2017年的麒麟970,华为的芯片技术终于比较成熟了。华为也进入了下血本研发→产品好卖→积累数据→更下血本研发→产品更好卖的良性循环。华为手机冲入高端市场,华为的5G设备更是引起了一众国家的兴趣。

 一时之间,国货之光闪耀。

 不过,我们都知道,每当故事进入“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就该有阻碍的力量出现了。

 早在形势还只是小好的时候,以何庭波为代表的华为人就已经居安思危,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可惜他们碰上的偏偏是美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不按常理出牌的“懂王”。

 2018年,美国开始诸般刁难华为。

2019年,美国政府把华为列入了实体名单(其实就是黑名单)。

2020年,美国又对华为展开了又一轮迫害。之前是买美国公司的技术和设备需要经过美国政府同意。这下只要是使用美国技术和设备,无论产地是哪国,华为都需要经过美国政府同意才能购买。

 美国为什么会连一点儿体面都不要,动用一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去迫害一家企业?按照懂王的说法,是华为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我们应该斩钉截铁地驳斥懂王的一派胡言,华为明明是一家致力于为人类的科技进步作出贡献的公司好不啦?可要是从纯技术层面出发,如果让华为再茁壮成长上几年,撼动美国的霸权还真不是没有可能。

 几年前4G刚出现的时候,网上到处都是因为用了4G流量,倾家荡产变乞丐的段子。那时候想想用4G看视频都觉得好奢侈。有几个人能想到无孔不入的APP会把我们一个个变成手机重度成瘾患者呢?

 关于华为掌握34%专利,网速是4G的10到100倍的5G技术(现在在运营商那里办的“5G”还远远达不到,名副其实的5G投入使用还需要几年),普通人能想到的就是看片儿、打游戏再也不卡(欧耶),业内人士则会带我们畅想远程医疗、智能家具、智慧城市、全息投影会议,甚至终结WIFI,实现永不断网一直爽。

 就在我们两眼闪着星星,憧憬着5G带来的小确幸的时候,全球战略咨询公司龙头之一的麦肯锡公司在《5G时代:先进电子和工业公司的新视野》这篇报告中指出:5G的核心价值不是像4G那样服务于消费(你可以理解为享受生活),而是在于工业4.0和人工智能的开发。谁先掌握了5G,谁的人工智能就开发得又快又好。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今年一次面对美国智库的演讲中直白地说,谁先掌握了5G,谁就能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这还不光是什么钱不钱的事儿,一旦中国垄断了5G技术,就握有瘫痪他国先进工业的权力。

 在这样的工业技术权力面前,美国今天掌握的这点儿经济制裁的权力就是个弟弟。威廉·巴尔更明确地指出这场关于5G的竞争,差不多在2025年就会见分晓,留给美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中国工业的上甘岭

 

美国从芯片辅助设计系统(EDA)和EUV光刻机两路封锁华为,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一腔热血的就一定会有泼冷水的,两拨人马吵翻了天。

 一腔热血的同志们表示封锁就封锁,正好刺激中国企业雄起。1986年我们倾举国之力,从17个单位抽调二百多位工程师,用七年时间开发出了自己的EDA——熊猫系统。但那时候我们国家真是差钱儿,在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之后,投入大、见效慢的集成电路相关产业不得不给其他产业让路。但是有一家叫做华大九天的公司,在融不到资的窘迫下,只靠自己公司的这点儿营收,省吃俭用“喂养”着熊猫系统。

 2018年中兴事件发生以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1期领投了华大九天,如今的华大九天已经实现了鸟枪换炮。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资源,正在从四面八方向华大九天汇聚。虽然国外有Cadence、Synopsys、Mentor Graphics这些巨兽,但有了国家持续输入的真气,我们的“钢铁熊猫”就可以对这些巨兽发起挑战。

 泼冷水的同志说, 国产EDA是大有希望,可EUV光刻机根本就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造出来的东西,必须倾全球之力。要是把自己摘出来单干,不要说研发,就是给我们图纸和样机照着抄都抄不出来。

 日本尼康、佳能的光刻机技术仅次于荷兰的阿斯麦,但在EUV光刻机面前也是丢盔弃甲举白旗。我们连日本的光刻机技术都没追上,就想一步到位搞EUV?这和大跃进还有什么区别?

 其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是美国第二次对我们搞技术封锁,其实之前的第一次封锁,被我们冲破了。

 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以禁止或限制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武器、尖端科技和战略物资。1952年8月,朝鲜战争使原本不在巴统黑名单里的中国直接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对中国禁运的项目竟比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还要多500余种。

 1952年11月25日,长达43天的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告终。此战奠定了朝鲜半岛的南北疆界。战役之后美军再也没有向志愿军发起过营以上的进攻。认识到不能在军事上战胜中国之后,美国人寄希望于用经济封锁来迫使中国屈服。

 1957年,坐稳了苏联最高领导人位置的赫鲁晓夫开始减少对中国的援助。在赫鲁晓夫看来,既然中国已经得罪了美国,那就只能做苏联的附庸才能生存。既然你离不开我,那我还给你发什么红包?乖乖交保护费吧。没想到中国宁可同时面对两大阵营的封锁,也不肯向任何一方下跪。但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寻找冲破封锁的机会。

 但在1973年,我国拟定了一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的方案,因其价值总额达43亿美元,所以简称其为四三方案。这是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美国在七十年代逐步放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到八十年代甚至对中国实行了自由出口。

 为什么四三方案能够冲破美国的封锁呢?

 除了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限于主题和篇幅,我只拣最有启发性的三个来说。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战略水平。面对美苏的极限施压,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我们捍卫了国家的主权,然后才能以对等的身份与美国接触以制衡苏联。在西方国家里,我们联合当时具有反霸权倾向的法国和日本制衡美国。在全球视野内,我们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制衡美苏。

 如果说当年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独立自主,如今我们的主要精力则是用在了对内部分配制度的改良上。比让一部分人先用上5G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个行政村都能通上光纤和4G。根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98%。在别人触碰我们的底线之前,我们大可以先忙着让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亿同胞过得好一点。只要稳住了基本盘,时间就站在我们这边。

 第二个原因,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美元信用危机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石油危机。四三方案不仅引进了急需的尖端技术和设备,而且很多都是以清仓大处理的跳楼价买进的。(尤其是因为石油危机导致的运输业萎缩,大型船舶打2到5折。)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边自主研发,一边找机会买,通过买来促进研发,通过研发在买的时候压价,这才是王道。今天出高价都买不来的东西不代表明天就弄不到,机会合适的话还能大减价。

 第三个原因,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在上甘岭战役最艰苦的时刻,45师师长崔建功向军长表示:“一号,请你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有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一个叫做胡修道的志愿军战士,在上甘岭战役的一天之内打退敌人41次进攻,歼敌280人。事后他只懊悔自己杀红了眼,在敌人被打退之后多打了几发金贵的弹药。

 后来常有人说,美国重新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始的。

 如今中美对抗的阶段,恰似当年的上甘岭。只有挺住了最猛的一波攻势,才能让对方请我们回到谈判桌前。而这一次上甘岭之战,双方在前线打的就是核心技术和产业链完善度。

正如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守的是两个高地。中国工业的上甘岭,也有两处阵地。一个是前面说过的5G技术,还有一个是新能源车。

 虽然如今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比不高,但我们可以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是,就在不远的将来,新能源车会媳妇儿熬成婆。2010年到2016年,新能源车的电池成本下降了73%。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发布了禁止销售燃油车的时间表。

中国工业的上甘岭

2017年9月,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我国开始研究制定禁售燃油车时间表。

 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上,我们国家的扶持力度堪称地表最强,不仅顶住国内外的压力,给新能源车发放高额补贴,还在一二线城市扛起了绿色车牌免摇号的大旗。

 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扶持力度,首先是为了能源安全,中国每年自产的石油都不够消耗的一个零头儿。但用来发电的资源有的是。每多一辆新能源车,国家就能少一分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其次,是新能源车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百年不遇的天赐良机。当年,我们的车企也和其他行业一样想着奋起直追,攻坚克难,在产品质量差不多的情况下,通过价格优势,杀出一片天。可是在汽车行业里,这招却不怎么好使。

 在那遥远的九十年代,ABS(防抱死系统)在中国还是个高大上的东西,有这个配置的车会在车尾特别标示出来以显示自己的高级。由于这东西对提高驾驶的安全系数确实有帮助,我国在相关法规里早就把ABS定成了标配。但是因为技术被欧美封锁,规定了也没法认真实施。直到国家十五规划把ABS定成了重点发展的项目,才有几个企业凑钱与清华大学合作,在付出了天价研发成本以后终于鼓捣了出来。

 眼看中国人搞出了自己的ABS,欧美车企竟主动降价。ABS是1936年就有了的技术,高额的研发成本在人家那儿早就被摊薄回本。而中国企业这边呢,不自主研发就受制于人,自主研发又收不回本钱。在中国车企的努力下,消费者倒是受了益——买进口车便宜了。可砸钱搞研发的中国车企找谁说理去?

 无数类似的故事让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科技才是颠覆一切规则和旧有秩序的武器,不能重新制定规则,就永远被人倾轧!

 新能源车的出现让中国的汽车产业看到了重新洗牌的曙光。

 2018年之前,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可以形容为慈母模式。只要有心搞新能源汽车的,都是祖国母亲的好孩子!结果一些野蛮生长的企业找到了作弊的窍门儿——拿完补贴拆电池,换一辆车装上去,再去领补贴,如此拆完了领,领完了拆……

 由于政策和补贴向高续航能力的电池技术倾斜,2018年12月以前,我国发生新能源车起火事件超过40起。如果光是起火也就算了,问题是这玩意儿有时还会爆炸。

 另外,充电基础设施配套也不完善。充电桩利用率只有12%的同时又有很多的地区找不到充电桩,缺乏与闲置问题并存。各家商业运营充电企业各玩各的,充电终端不兼容,用户充电操作体验很差。

 2018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政策开始从慈母模式向严父模式转化。一方面是补贴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是严格管控新能源车的生产资质。但是这次转化最重要的标志,要数这一年,中国人民迎来了特斯拉。

 从慈母到严父模式的转变,终于把满脑子浑水摸鱼的投机者们赶出了电动车的圈子。对于那些真想做出优质新能源车的中国企业来说,能够就近和特斯拉这样的高手过招儿是一种机遇——最后留下来的企业,才是能拉到“上甘岭”的战士。

 特斯拉之于新能源车,就好比苹果公司之于手机,可以并称为当代美国梦的两大载体。有特斯拉总裁“钢铁侠”埃隆·马斯克在,特斯拉连广告都不用做,只要他时不时出来展现一下个人魅力就ok了。在魅力面前,无论是塑料感的内饰,还是时不时爆出的意外加速、刹车失灵新闻都无法阻止铁粉们奋不顾身扑过去。 

中国工业的上甘岭

据车圈儿博主“车圈儿往事”分析,特斯拉进入中国是我们国家的决策层想复制苹果手机的“鲶鱼效应”。2010年,iphone4进入中国,从此苹果手机大火了几年。但国产手机的供应链经过了此番历练变得规范,曾经横行天下的山寨机也被扫进了垃圾堆,国产手机只留下几个最强的品牌。再然后就是华为升维进入了高端机。

 2011 “钢铁侠”马斯克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被问及如何看待来自比亚迪的竞争,他大笑着反问主持人:“你见过他们的车吗?既不吸引人,也没什么先进技术。”那时的马斯克不会想到,八年之后,中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能够包容并制衡特斯拉这条鲶鱼的地方。

 特斯拉的优势是拥有全球领先的软件和算法开发能力;以及让传统车企望尘莫及的企业治理效率。但短板也非常明显——特斯拉缺乏对产业链的把控力,例如,动力电池技术依赖松下等企业配套;稀缺的造车经验问题,从第一款车到现在的Model 3,一直让人捏一把汗,特斯拉的短板与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是密不可分的。

 美国的短板——产业链,正是我们的高光点。

 首先,完善的产业链和核心技术的研发是会相互促进的。这方面的经典案例是天齐锂业,这原本只是一家锂盐加工商,这些年通过并购,上游买进锂精矿,从此不怕锂矿价格的风吹草动;中游并购和入股同行的公司,扩大生产规模,成为行业龙头;如今就连产业链下游的电池技术都被他们给瞄上了。三年来,该公司的研发投入逐年增长率超过120%,为布局下一代电池(固态电池)和锂电池回收技术下了一盘好大的棋啊。

 其次,中国现在的产线建设能力世界第一。生产效率和价格的优势都摆在那里,逼得国外同行陷入保证质量就没有价格优势,降低成本就很难保证质量的两难困境。这方面的经典案例是君盛电子,他们先是收购了德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Quin GmbH,又趁着日本制造业史上最大的规模破产案,收购了全球最大的汽车气囊制造商之一的高田气囊的优质资产。(注意,收购的只是高田气囊的优质资产,不是收购高田气囊这家公司,不需要承担高田气囊的债务和召回、赔偿等问题。)“发达国家粉碎机”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汽车行业在过去40年间也建成了完整的配套体系,配套企业与整车企业间相互渗透,形成良好的互动生态。甚至还出现了像比亚迪这样能够孵化出五家配套企业(弗迪动力、弗迪电池、弗迪电子、弗迪视觉、弗迪模具)的母体。

 在新能源车关键技术领域,中国汽车行业也不是没有“何庭波”这样的人物,现在深藏功与名,是为了一鸣惊人。今年年初,比亚迪公布了自主研发的刀片电池和碳化硅功率半导体模块即将装备量产车型汉的消息。江湖传言说:比亚迪左手拿着刀片电池,高续航低风险,右手拿着碳化硅模块,高功率又省电。这么多年都是中国车企拿着一把小牌斗地主,如今终于轮到咱中国人出王炸了,为国货起舞。 

中国工业的上甘岭

2020年,比亚迪与特斯拉在30万价位上亮剑,这是特斯拉尝试通过接地气,打开中国市场,突破“富人玩具”的刻板印象,也是比亚迪树立自信,实现品牌向上突围的上甘岭。(犯我强汉者……)

在既有的维度看来,比亚迪全新车型汉阻击特斯拉Model3之战,不过是几十万辆车的小买卖。但在加入了5G技术这个变量之后,这场战斗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升维成一场围绕无人驾驶这个巨大增长点展开的大战。在这个吞食天地的增长点面前,无论是无所不知的懂王还是对汽车产业一无所知的小朋友都无法置身事外。

只有守住了5G和电动车的阵地,这个增量才能留在我们这一边。

 一如六十八年前的上甘岭之战,这一次我们在硬件和国际环境上也都不占优势,但上一次使我们获胜的三大法宝如今也都在我们手里。它们是分别是:(相比我们的对手)更广阔的市场、更公平的再分配制度和更有担当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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