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扶貧實地調研報告

壹  楊慧琳

 楊慧琳生於1994年,全家原住在貴州省遵義市務川自治區石朝鄉杉坪村板埡坪組,仡佬族。 

我問她仡佬族為什麼是漢姓,她說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祖上一直姓楊。 

在2007年13歲之前,來自深山裡的仡佬族少女楊慧琳從來沒有見過汽車。 

杉坪村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深山小村,杉坪村所在的石朝鄉,只有1.5萬人,是貴州省20個極貧鄉鎮之一,2014年時,30%的居民是貧困戶。 

那個村從遵義市區開車過去,約要五小時,你到了深山,往前走,再往前走,走到你懷疑人生的時候,差不多就到了。 

現在這裡已通雙車道水泥路,現在開車走那條路,往往護欄一側是懸崖,另一側是峭壁,方向盤打錯車子就有墜落懸崖的危險,下雨時,還偶有落石從峭壁滾下。 

楊慧琳全家在杉坪村務農,家裡還有一個弟弟,按照村落里世世代代的劇本,她原本讀完初中就會下地幹活,將來跟其他村某個小夥子結婚生子,一起經營著幾畝薄地,靠烤煙、玉米、養豬過活。 

其實也是貴州山區過去大多數女性的人生劇本,千百年沒怎麼變過。 

村子出去一直要靠步行,原只有幾條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車子進不來,楊慧琳說,13歲她去豐樂鎮讀初中時,才見到第一輛汽車。

甚至,她是第一次見到自行車。 

那年已是2007年,北京奧運會將在第二年舉辦,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只是三年後的事情。 

而從深山裡出來讀書的楊慧琳,才知道汽車長什麼樣子。 

中國底層貧困人口與發達地區人口,像被一把快刀切成了兩個世界。 

如果你沒有生活在這個村子裡,根本體會不到那種讓人絕望的感受,也不會知道中國還有人承受著這樣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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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杉坪村,民居已全部改造過了 

49歲的楊光玉現在還生活在這裡,我隨楊慧琳回到杉坪村時,板埡坪組已只有二十多戶在此生活,楊光玉坐在家門口前坪上,接受了我的採訪,緩緩回憶起村子裡這幾十年的故事。 

楊光玉說,2012年村子裡通了一條毛路,但進不來汽車,一直到2017年才有了硬化路。他全家主要靠種烤煙討生活,他們有好幾個兄弟,分家時,他只分到一畝地,自己開荒了七八畝,現在村子裡很多人再不回來,地都荒了,誰愛種就種,他一個人便經營著20畝地種烤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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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玉坐在家門口和我聊天

 在2017年前,楊光玉地里的烤煙收穫後,要用馬和人將烤煙背出去,每次只能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運出150斤,通常要花一個月的時間運烤煙,每次來回4小時,只要連跑兩三次,「人和馬累得站都站不穩,馬都快壓瘸了。」,因為這是家中收入最重要的來源,有時候發洪水了,還得想辦法找渡船去鎮里,只有那裡,才有人收他們種植的烤煙。 

那時烤煙差不多5元一斤,離村的人也不多,還沒有荒棄的土地,楊光玉只有幾畝地可以經營,一年的全部收入,只有1萬元左右,他靠這筆錢養活一兒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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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坪村村民在收拾烤煙,烤煙是經濟作物里最辛苦的,比種辣椒、茶葉要辛苦得多

 現在烤煙價格上漲到12元一斤,20畝地平均每畝一年有3000元左右的利潤,楊光玉現在一年一個人能掙5-6萬元。 

楊光玉的兒子現在溫州打工,女兒則剛從貴州師範學院畢業,她女兒讀大學期間,一年要花費3萬元,楊光玉家不算貧困戶,只在大學第一年收到過茅台集團一次性5000元的助學金,其它全是他靠烤煙辛苦支撐起來的。 

作為貧困戶的楊慧琳,全家則相對沒有這麼大的壓力。 

楊慧琳與弟弟是在村裡念的小學,中學時在豐樂鎮讀書,由於來回太遠,每次要步行兩到三個小時到鎮上,再坐車回學校,他們平時住校,一周回家一次。 

作為貧困戶,他們讀書、住宿每個月都有補助(初中時的數據她不記得了,高中時是每個月一兩千塊),基本免費,2015年楊慧琳考上了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費每年7000多元,同年她爸在建築工地上受了傷,她覺得自己可能上不了大學了,但通過申請貧困生補助,楊慧琳每年減免了4830元,實際上只要交2000多元一年的學費和其他生活費,楊慧琳再申請了7000元一年的免息助學貸款,四年共貸了2.8萬元,她今年已經參加工作,估計工作兩年就能將助學貸款全部還清。 

楊慧琳的弟弟現在也在貴陽商學院念本科,學費是7千一年左右,同樣通過貧困生補助,每年只要交兩千多的學費,再通過助學貸款,解決了學費、生活費問題。 

也就是說,出生貧困戶家庭的楊慧琳姐弟兩人讀完本科,家裡不用出一分錢。 

我問她,那你們村同齡人現在讀大學的人多嗎? 

楊慧琳說,大概有10%的年輕人讀完了大學,大多數人念完了高中,但肯定全念完了初中。 

當地扶貧幹部後來告訴我,一旦有一個後生沒有念完初中,當地扶貧工作一票否決,教育工作讓他們緊張得要死,哪怕是這個後生自己不想念書,工作人員也會從省里一直追到村裡,必須讓後生回到課堂。 

2017年,楊慧琳還在念大學時,他父親電話過來,說他們將成為貧困搬遷戶,問她願意遷到務川縣城,還是遷到遵義新蒲新區,楊慧琳選擇了房間面積更小,但在市區的搬遷房。

中國扶貧實地調研報告 還房小區,建得不高,內部沒有電梯 

這處小區叫遵義新浦新區新中街道六號還房小區,2017年開始入住,主要安置務川縣石朝鄉、桐梓縣小水鄉、仁懷市學孔鎮這三個跨縣區域的貧困人口,95戶共410人來這居住,另有一些拆遷戶和永樂鎮、新舟鎮、喇叭鎮227973人在這裡定居。 

從5小時車程外的大山裡遷到這裡居住的楊慧琳一家,四口人免費分到了兩室一廳68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裡有5口人,可以分到93.4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裡超過5口人,則能免費分到一層兩套68平方的房子。  

這套房子交給楊慧琳家時,已經裝修好,並配有電視機、抽油煙機、電磁爐、沙發、餐桌、床、衣櫃等等,全部免費,真正拎包入住。 

就是政府在城裡免費給貧困搬遷戶一套房,還全部裝修好,連傢具、電器都配齊。 

簡直壕無人性。 

不僅如此,凡是搬遷到城裡的貧困戶,原房子將拆掉變成土地,每人還將領到3000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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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慧琳家舊址,已被填平還原成土地

 到城裡後,為了讓村民順利過渡到市民,政府還在社區設置了社區服務中心,從找工作到幼兒園讀書,將貧困搬遷戶生活全包圓了。 

從楊慧琳一家的經歷來看,扶貧工程幾乎將她從讀書到住房全部解決,出於好奇,我在還房小區隨機走進了幾戶人家。 

中國扶貧實地調研報告 吳孝舉 

這位老人名叫吳孝舉,70歲,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家裡五口人,分到了93.4平三室一廳的房子,他患有冠心病、高血壓,一年250元醫療保險,區政府替他交了120元,他自己只要交130元一年,每月買葯要花費700元,實際報銷後只需200元,現在報銷採用一站式結算,如果是住院,出院前一次性報銷完,不用東跑西跑辦證明,在指定醫院,還實行先診療,後付費,不用擔心沒錢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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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孝舉的醫保資料 

吳孝舉的孫子現在貴州大學科技學院讀書,一年1.3萬元的學費,同樣申請了4830元一年的補助,他們全家是精準貧困戶,每人每月還能領到300元的生活補助,一家五口就是1500元每月。 

我又走訪了其他幾戶人家,發現情況都差不多,幾乎家家戶戶的教育、醫療、住房全部提供了保障,這些大山深處的貧困人家,全部搬到城裡,在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情況下,逐漸適應新的生活。 

貴州省迄今為止,一共完成了188萬人的扶貧搬遷,楊慧琳家只是其中一戶的代表。 

光是新蒲新區,就有兩處搬遷安置點,現在每個縣都有安置小區,一般一個小區有兩三千人,最多的有上萬人,社區超過一千人,就會設置社區服務點,超過一萬人,就會設辦事處,什麼婆婆媽媽的事都要管。 

對楊慧琳、吳孝舉等家庭的照顧,扶貧工程的細節工作,簡直做到了令人髮指的無微不至。 

 李長勇

 楊慧琳家屬於特別困難的搬遷戶,這些家庭並不是多數,多數人還和楊光玉一樣,居住在深山裡。 

那這些人的生活現在是怎樣的? 

為此我去永樂鎮永樂村拜訪了近十戶人家,上門諮詢他們的生活情況。 

這個村主要受困於交通,2013年前,從村到鎮是爛泥路,從鎮到縣城是石子路,以前從這裡出發到播州區要兩天時間,2014年這個村開始施行精準扶貧,建檔立卡,2017年8月243國道開通,才解決了交通問題,後來又從鎮到村修了8公里的水泥路,村民們才方便出入。 

我進村碰到的第一個人,叫景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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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年56歲,有兩個兒子,大兒子28歲,小兒子26歲,目前在深圳打工,因為家裡有兩個壯年勞力,又常年在外不歸,因此評不上貧困戶。 

景懷友自己一直在綏陽靠賣菜為生,現在身體不好賣不動了,只好回到故土,家裡的房子都荒廢了,剛回到家時,他家的房子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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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就是棟廢棄房了,門窗均已損壞,沒有水電,旁邊的豬圈連個頂都沒有,根本沒辦法住人,景懷友也沒錢整修。 

村裡看到人回來了,便主動花了三萬塊錢,用一個月的時間,給他的房子進行了修整,現在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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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裡面有了電和自來水,內部各個房間補上了門窗,旁邊的豬圈改造成了洗手間,現在基本能住人了。 

景懷友現在自己種點菜,靠兒子寄錢給他生活。 

這是對一個非貧困戶的照顧,那貧困戶的生活現在是怎樣的呢? 

我拜訪過的永樂村人家裡,李長勇夫婦的生活數據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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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長勇夫婦照 

李長勇夫婦是典型的中國式農民,勤勞、樸實、熱情,他們居住在深山裡,過去的貧窮,主要是因為交通。 

「以前全靠走路。」李長勇告訴我,「我們種好了辣椒、茶葉,要自己背出去,走一天的路到市集,人累得要死要活,背回來太累,住在鎮上慢慢賣又有食宿成本,如果賣不掉就要低價清貨。」 

「我們家養的豬,也要賣得比別人便宜,因為太遠,豬販子走過來太辛苦,不便宜他們不肯收,一斤豬肉如果別人賣10塊錢一斤,我們只能賣6-8塊錢一斤。」 

「最麻煩的是,如果家裡有人生病,我們也只能背出去看醫生,非常非常辛苦。」 

現在他們家門口通了一條水泥馬路,這條路不僅剪掉了他們身上背負的痛苦,還給他們全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我問起李長勇現在的收入情況,他一點一點地將2019年家庭收入算給我聽。 

他們家種有4畝金銀花,每畝能收一千斤;5畝辣椒,每畝能收八百斤;4畝玉米,每畝收一千斤;3畝水稻,每畝能收1千斤;2畝茶葉還沒開始收穫。再加上他家養了4頭豬,2019年豬肉漲價,每頭豬賣了7000塊錢;兩頭牛,每頭賣了8000多元(數據是他親口口述,好像這個數字有點低);還有50只雞。 

李長勇家的這些作物里,玉米和水稻是自己吃的,維持家裡的基本盤,也賣不了幾個錢,金銀花、辣椒、茶葉是經濟作物,賺錢用的,豬和牛主要拿來賣,雞大部分自己家吃掉了。 

我們粗略地算了一下,他種地加養殖,2019年的收入流水達到了8萬元。 

而且現在賣東西一點都不痛苦,只要打一個電話,就會有辣椒販子、豬肉販子、茶葉販子開車上門收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再也不用背著竹簍爬山過河了。 

因為這條路,李長勇家幾年前就已經脫貧(為了防止返貧,各地實行脫貧不脫政策)。 

如果沒有這條路,李長勇家將一直陷入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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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長勇的家 

李長勇家的經濟數據,使我深刻懂得了什麼叫「要想富,先修路。」 

貴州省現在不僅做到了村村通路,更是做到了組組通路,戶戶通路,我步行走到極深山的地方時,都見到每戶門前都有水泥路。 

據永樂村當地扶貧幹部唐果果說,80%的村民都是這樣樸實、勤奮,只要有公路,靠一雙手日子就能過得不錯。 

後來我在花茂村調查時,也遇到了一模一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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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這位母先生,擁有一手家傳陶藝好手法,特別是製作盬子雞的陶具,十分受歡迎,花茂村的路沒修好前,他們只能人工將陶具挑出去賣,還不能用馬和騾子,因為牲口運輸會將陶具顛壞。 

花茂村2012年沒有通水泥路前,母先生一年的收入只有2-3萬元人民幣,修好路後,母先生將自己的產品放在農村淘寶上賣,盬子雞陶具銷售最好,加上做陶藝館教人制陶,現在一年的收入達到了30萬元。 

楊光玉、母先生、李長勇家的故事,昭顯出扶貧的本質:就是大基建+基本生活保障。 

隨後我們走訪的永樂村幾戶人家,大都確實有10幾畝地,而且家家戶戶幾乎都統一鋪設了琉璃瓦,統一刷過外牆、大門、窗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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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正華老奶奶家,收拾得一塵不染

 大家仔細比較一下鄧正華老奶奶家和李長勇家的門、窗、瓦,這些都是統一收拾過的,在貴州叫「人居工程」,除了將房子收拾得更好看,還拿出錢改善每一家的廚房、廁所、豬圈,廁所跟廚房要求一共9平方米以上,每家補助5000-10000元。 

在原來的貧困永樂村,因為通了路,又有了基本的醫療和教育保障,其實村民們只要身體健康、不賭博、不吸毒,雙手勤快,沒有哪戶人家說得上貧窮了。 

那如果村民發生了意外,該怎麼辦? 

32歲的楊天兵剛好在2020314日發生了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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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兵在家門口 

那天他在辣椒地使用旋耕機時,操縱不慎,割傷了雙腿,顯些釀成截肢,慌亂中先趕去了遵義市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在這裡花光了現金,還借了一筆錢,扶貧幹部告訴他第二附屬醫院是貧困戶指定醫院,可以先診療,後付費,他又遷去第二附屬醫院直到治療結束出院。 

這次意外一共花費了17萬元,楊天兵自己實際支出了5.6萬元,報銷了11.4萬元,當地駐村第一書記唐果果幫他申請了民政局「救急難」兩萬元,楊天兵實際最後是花了3.6萬元躲過了一場讓家庭經濟崩潰的災難。

唐果果最近還在幫他申請另一筆扶貧基金,預計楊天兵將實際花費更少。 

農村醫保工作這幾年應該是下了苦功夫,做得紮實,楊慧琳81歲的鄰居楊光華在談起醫保時,說自己「如果沒有醫保,早就已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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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歲的楊光華

 當然村裡也有實在沒法自己解決貧困問題的:有的是殘疾人家庭,有的是老得走不動一身是病,基本上這部分人群的扶貧工作,只能是保證他們不要住在危房裡,並給他們基本的生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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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華家裡有兩人眼盲,無法工作

 比如家裡有兩個盲人的劉永華家,每個月有1349元的低保,150元的殘疾人補助,148元的養老金,加上每年有農業直補914元,土地租金1968,實際這戶家庭每年什麼都不幹也能拿到22325元,在農村地區,足夠全家生存下來。 

各村也有極少部分人是實在扶不起來的,給他送羊仔回頭就拿去做羊肉煲,給他送豬仔把豬餓得比狗都瘦,巴不得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等你每月給他幾千塊錢的補助,這些屬於神仙難救,只能各安天命。 

 阿妮基洛 

由於在貴州地區投入了基建重金,我在當地看到的公路、橋樑、綠化,搞得比湖南、雲南、湖北還要好。 

甚至,我在貴州過去二十個極貧鄉之一的石朝鄉看到的房子,感覺比我在廣東連州、雲浮這些城市看到的鄉下房子還要好。 

我簡直懷疑中國負責基建的各大公司是在貴州刷經驗值,貴州這種地形都搞得定,全球應該沒有中國公司搞不定的基建。 

因此我在貴州結束調查後,決定乘飛機去往900公里外的四川大涼山看看。 

大涼山,是中國最著名的貧困攻堅地之一。 

我在大涼山主要走訪了布拖、昭覺、金陽三縣,最後的落腳點,是金陽縣丙底鄉打古洛村。 

從西昌開車前往打古洛村,是當地扶貧幹部豐國軍前來接我,我們乘坐他那輛已經十分破舊的手動檔賽歐,足足走了七個小時才到,這是我這一生到過的最偏遠的山村,有一種讓人絕望的遠離繁華的感覺。 

在這裡我深深的感覺到,大涼山扶貧確實比貴州要艱難得多。 

到村裡後,彝族婦女阿妮基洛坐在她家的院子里,和我聊起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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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妮基洛和她兩個女兒 

阿妮基洛生於1985年,滿面塵霜,生有三女一子四個孩子,他們原先住的是木板房,用的是旱廁,後來政府給予貧困戶每家5.6萬建房補助,他們才推倒舊房子,建起了現在的水泥小院,他丈夫現在外面工地做小工,一天能掙250元,是家裡主要的收入來源。 

他們家另養著兩頭牛、兩口豬、七隻雞,還種著四畝苦蕎,一年能收1200斤(1.8元一斤),兩畝土豆,一年能收4000斤(0.6元一斤),如果不是丈夫在外面打工,一年平均只有1.5萬元收入。 

他們家有一輛摩托車用於出行,全家一個月生活費要1-2千元,以前只能吃土豆和苦蕎活下來,現在也主要買大米吃。 

他們家老三在讀幼兒園,老大老二在讀小學,讀書全部免費,不用一分錢,這麼偏僻的村子居然有幼兒園,我問豐國軍幼兒園的來歷,他說是2015年建好的,叫「一村一幼」工程,保證每個村的幼兒都有學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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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古洛村幼兒園 

我在世界各國調研久了,有一個習慣,就是一定要問當地的教育、住房、醫療三件大事,想不到這門本事在國內也派上用場了,便忍不住追問阿妮基洛他們家醫保的事,阿妮基洛平時說彝語,普通話也不錯,但遇到不懂的詞,還是要想一會,她在「醫保」這個詞面前逗留了好一會,轉頭用彝語詢問豐國軍,豐國軍其實是本地彝族人,原名叫吉布,是駐村第一書記,當地人都叫他吉布書記,我聽到阿妮基洛吉布吉布地叫他,豐國軍答了兩句,阿妮基洛才弄懂什麼意思,說他們貧困戶一年醫保250元,全部免了,平時看病吃藥,能報銷95% 

我剛從貴州過來,那邊貧困區域醫保報銷一般是80%,以前因為貧困戶報銷比例在90%,增加了財政負擔而被要求整改過,大涼山地區95%的報銷讓我有點驚詫,我又反覆問了幾遍,豐國軍確認是95% 

可能是因為大涼山更窮困的原因吧。 

不管是大涼山還是貴州,貧困戶都是從2014年才開始擁有到扶貧的種種福利,2016年兩個地方的貧困戶福利體系基本建成,其實兩邊貧困人家都在這個系統里才待了幾年,但貴州那邊看到的景象明顯要好一些,大涼山彝族有自己的特殊性,看起來更困苦一些。 

我問阿妮基洛還打算生第五胎嗎?她說不想生了,真的不想生了。 

吉布書記在一旁補充說打古洛村這邊一般會生三個,生四到五個的不多了。 

我這一路過來,就是隨便看看,都能看出大涼山彝族很多問題,比如他們身上穿著的衣服都很臟,如果是為了參加勞動方便,那也不可能隨時隨地見到任何人衣服上都布滿污漬,何況這些衣服又不破,只是臟。還有就是他們總是三三兩兩坐在馬路旁邊,汽車飛速穿過也不顧危險,甚至有很多小孩都坐在路邊,我問起吉布是什麼原因,他說是因為以前這裡太荒涼,沒有車路過,大家習慣了在路邊等生人經過,也好看到一點熱鬧。 

以前彝族都是人畜混居,不僅是那種一層豬圈二層住人這種混居,還有人和豬住在同一個房間里的混居,是吉布他們過來扶貧後一點點改過來的,以前彝族也經常不洗澡,可能一生只洗十幾次,主要還是因為很多人住在高山上缺水,又缺少燃料將水燒開,現在家家戶戶都有太陽能,又通了自來水,彝族老鄉們才慢慢將生活習慣改了過來。(此段信息來自對當地人的諮詢) 

這些情況都比貴州的問題要困難得多,但還不是最困難的。 

大涼山彝族另外兩個大問題,就是毒品和艾滋,大涼山因為地理原因,是金三角毒品經雲南入內地的必經之地,因此毒品問題非常嚴重,加上共用針頭,加劇了艾滋病的傳播。 

我這一路走來,逢到飯店老闆、計程車司機,就會首先問起他們毒品的事情,這些人所說一致,2016年是大涼山地區毒品問題的分界線,經過當地政府一陣狂風暴雨地掃蕩,凡是吸毒的都進了戒毒所,販毒的都被打得臉都不敢露,現在毒品在大涼山基本絕跡,有傳說毒品曾經泛濫的布拖縣,毒販們將毒品埋在地下,調頭就跑了,到現在都不敢挖出來。 

據說現在這波人主要跑到廣東、山東一帶,以深圳居多。 

因為毒品問題得到控制,艾滋病傳播不再以共用針頭的方式,而是以性傳播為主,但是艾滋病不能一頓猛葯就能消絕,是一個緩慢控制的過程。 

我問起吉布是不是確有此事,吉布說確實毒品已經在大涼山暫時消失,成都北站的一個天橋上面,毒品曾經像賣白菜一樣隨便交易,販毒的大部分是大涼山彝族,曾經毒品最嚴重的是昭覺、布托、金陽、普格、越西、美姑幾個縣,後來公安機關選派專職緝毒警察到各地任緝毒副書記,對各地的扶貧政績,除了像貴州一樣教育問題一票否決,毒品問題同樣一票否則,因此各地政府都是下了狠功夫打擊毒品,現在本地吸毒幾乎為零。 

因為過去當地人十分貧窮,生的孩子又多,靠種地幾乎毫無出路,因此鋌而走險,有毒販被抓時曾說:「我遲早會有這麼一天,但我沒有辦法。」緝毒警問他將來如果出來,還會不會幹這個,毒販說:

「還會,沒什麼出路,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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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涼山當地彝族同胞的著裝 

要徹底根除毒品問題,首先還是要解決貧困問題,扶貧的意義就在這裡。 

貧窮才是萬惡之源。 

為了幫助打古洛村扶貧,我在村裡還見到一排排嶄新的新居,這些是廣東省佛山市花了一千萬,幫助住在高山上的彝族同胞搬下山興建的安遷房,也就是說,還有比打古洛村更偏遠很多的彝族人家,可見他們生活有多艱難。 

每一戶的屋頂上,還都有四川省政府捐獻的太陽能熱水器,保證了每戶人家有熱水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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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臨走前,又問起阿妮基洛關於彝族在外工作的問題,她說他們大多數去工地和電子廠,或者修鐵路、采棉花,不過一般優先選擇去工地,那裡小工250元一天,有技術的300-400一天,比進電子廠掙錢,大家寧肯吃苦,也要多賺一點。 

我想起在網上看到大量說大涼山彝族懶惰的信息,自己也見過不少彝族青壯年坐在路邊打牌,也問起這件事,她說確實有,但其實大多數人,還是希望多勞動多掙錢,大多數彝族人還是希望子女多受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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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拖縣城路邊打牌的彝族青年,這一路看到很多這種現象

 想想她說得也對,懶惰的人在一個群體終究是少數,大多數人還是希望過一點正常的好日子的。 

從2014年至今,大涼山普通彝族百姓慢慢解決了住房問題,孩子上學不要一分錢,醫療也有了保障,每個村也通了公路(比貴州做到的戶戶通路稍差一點),每家有了水源,也有了太陽能熱水器,由於大涼山彝族相對起點較低,要改變他們的精神世界還需要很長時間,下一步,主要是要讓大家都掙到錢。 

說到掙錢,我們就必須得談一談合作社了。

 

肆  合作社 

貴州遵義地區的農民,主要靠種植烤煙、辣椒、茶葉、玉米、水稻、金銀花討生活,也有小部分人從事養殖,楊慧琳老家的杉坪村唯一一個30多歲還在村裡居住的年青人,就是在村裡養了近百頭豬。 

順便說一句,在杉坪村這樣的村落,我見到的全是45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青人是絕不願留在這裡的,這樣的村莊一定會自然消亡,不過它們會有新的歷史使命,要麼做山居旅遊,要麼就做養殖基地,這裡非常適合養殖,有公路方便運輸,不會對人居環境造成污染,又安寧詳靜。 

一般貴州遵義深山的老百姓都有十到十幾畝地,像李長勇家那樣,種點吃的,再種點經濟作物,家庭收入還不錯,從我現在的諮詢來看,大多數家庭年收入在5-8萬元左右,再配合有人外出打工,家裡的經濟基本盤就穩了。 

貴州的經濟作物里,平均畝產值是金銀花>烤煙>茶葉=辣椒>水稻>玉米,現在還有很多人在種玉米。 

那有人說我全改成金銀花和烤煙不就行嗎?這種想法太簡單粗暴,玉米和水稻賣不起高價,但是收成穩定,保證不會餓死人,而金銀花和烤煙種植需要技術和時間,烤煙還非常辛苦,楊慧琳說他們家種過烤煙,「收穫時全家累癱」,不是一般勞動力承受得起的。 

現在貴州都在很小心地收縮玉米的種植量,改成不需要重勞力的辣椒。 

社會的進步往往是這樣很小心地向前挪動腳步的,從來就沒有一蹴而就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要去田間做調查的原因,很多事情你到了現場才知道水有多深,一直坐在書房裡做學問,一定會有認知偏差。 

四川大涼山地區因為海拔高,能種的東西不多,主要是土豆、苦蕎、臍橙等,另外大多數人家會養牛羊,海拔低一點的養綿羊,高一點的養黑山羊,布吉書記說種糧食和養牛羊,加上打零工三樣,一般家庭年收4萬塊左右。 

在貴州永樂村、花茂村,大涼山打古洛村,我都見到了合作社。 

有成功案例,也有失敗案例。 

合作社就是將村民的土地租過來,600塊錢一畝,村裡再想辦法大面積種植農作物或者經濟作物,賺到的錢分給大家。 

大涼山打古洛村是吉布書記牽頭,由縣農業農村局免費提供種苗、化肥、技術,在村裡籌集了150畝地,一起種西蘭花。 

中國扶貧實地調研報告

村民們背著西蘭花從地里回來 

為什麼這件事要合作社牽頭,而不能讓村民們分開種植西蘭花呢?一是必須有了規模才能跟蔬菜販子談供應,要不別人東跑一家西跑一家,效率太低,收購成本太高,二是大面積種植需要各種技術,普通彝族同胞吃不消。 

為了活下去,這個村原本是種土豆為主,但土豆太便宜,西蘭花的單畝產值是土豆的2.5倍。 

吉布幫我算了一筆賬,這些西蘭花賣出去後,一年能給村裡每戶分到2000元左右,另外收西蘭花時,需要3000人次勞動力,每人每天給80元,能帶動周邊就業,來務工的人員,兩個月能掙到4-5千元。 

差不多能給部分村民一年增收6千元左右。 

中國扶貧實地調研報告 曬得黝黑的吉布指給我大紅袍花椒的種植區域

 這筆錢還是不多,吉布現在正在村裡布局種植大紅袍花椒,這個生花椒的收購價格是20元一斤,比破土豆那幾毛錢一斤值錢得多,單畝產值是土豆的5倍,但是種植期太長,2019年種下第一批50畝大紅袍花椒,要到2022年收穫,遠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先在村裡種西蘭花,等到大紅袍花椒2022年收穫後,村民們賺到錢見到效果了,再開始緩緩在全村推進大紅袍花椒的種植。 

我在貴州花茂村也見到了搞得熱火朝天的農村合作社,負責人何萬明理事長曬得跟個非洲人一樣黑,十指指縫裡全是泥漬,忙得停不下來,他從我身邊走過去時,我們還以為是當地尋常老農。 

別人後來說這是何理事長,這裡的話事人,嚇我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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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萬明今年50多歲,原是鎮農業服務中心主任,現調來負責這邊的農村合作社,他每天早上六點半過來上班,晚上八點下班,一年只休三天,帶著村民們將合作社搞了起來。 

據他介紹,合作社必須是以80%農民為主體的單位,他們在這種了750畝地,地是向花茂村當地百姓租來的,800塊錢一畝(比大涼山略貴),平均一畝現在能做到1.5萬產值,一年總產值1000萬多一點,毛利只有10%-15%,人工成本佔到了總成本的65%,一年解決了70-80人的就業問題,平均每人一個月能掙到三千元左右。 

這裡種好的蔬菜瓜果主要發往重慶地區,每天一車一車地往重慶送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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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溫室大棚里,我還嘗了下味道清甜的小西紅杮,比我在廣東吃到的味道要好許多,現在這種精心培育的小西紅杮在大棚里能做到畝產1.5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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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打古洛村的西蘭花和花椒,還是花茂村的西紅杮、黃瓜,都是在摸索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如何更有效地帶動當地農民的收入?盡量讓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賺到更多錢。 

通過租地,讓專業人士將農田當公司操作,再返聘當地農民過來幹活給工資,無形中提高了土地產出,又增加了就業,算是另一種對農民的補貼。 

不過以中國農產品現在的價格,將土地的價值發揮到極致,能給予的最高價值,也就是給當地提供幾十到上百個月薪三千的農業產業工人的崗位,從事這些工作的往往還是當地中老年人,年青人還是會跑到外地打工掙錢。 

有一些進步,總比沒有進步要好得多,而且這種模式,也可以適用在大量拋荒的土地上,比如我老家邵陽鄉下,我就見到過有大量農田開始被荒棄了(我家的地就二十年沒人管了),急需這種模式將土地激活。 

但並不是所有合作社項目都成功了,還有一些沒經營好的類似合作社的項目,比如在永樂村,2017年種下500畝獼猴桃和500畝封糖李,這些產業都交給了農業公司承包,當時農業公司的人說獼猴桃能賣到幾十塊錢一斤到國外,結果三年後掛果一斤才5元錢批發價,現在一畝地產兩三千斤,產值並不高,加上收益分配比例是農業公司拿30%,貧困戶拿40%,村政府拿20%,土地租戶拿10%,農業公司見沒什麼油水,現在也愛管不管了。 

沒有專業的技術人員打理,這件事也就爛尾了,獼猴桃園裡現在長滿了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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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滿雜草的獼猴桃園

 

伍 幹部與財政 

要辦成一件事情,離不開兩樣東西,一樣是錢,一樣是人。 

我們先聊聊這些深入扶貧一線的當地幹部。 

可以說,這些年,各村扶貧幹部,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我見到吉布時,他的女兒剛出生一個多月,他跟我回到打古洛村後,要兩個月後才能回家。 

我說那下次見到你女兒時,你女兒都三個月了。 

他說沒有辦法,扶貧地點離家太遠,工作又太繁忙,他也想看著女兒長大,但現實不允許。 

在最忙最忙的2018年,吉布通常兩三個月才能回一次家。 

永樂村的唐果果也一樣,他長期住在村委會,睜開眼就要忙到深夜,扶貧驗收的時候,幾個月沒有放過假。 

這兩個人跟我在一起的時候,不停地在接電話,村民們吵架了找他們,醫療報銷找他們,找不到工作了也找他們,開個車都電話不斷。 

而前文中花茂村合作社的何萬明,也是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基本沒有假期。 

扶貧工作從2014年在各省展開,這些人大多是從2016年紮根基層,主要負責當地的人居改造、貧困戶對接、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社開展、幫扶單位對接、村民教育、醫療、住房的具體執行,以及各種檢查、反饋等等。 

有時還得親自給貧困戶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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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國軍等扶貧幹部在幫彝族貧困戶蓋房子中 

這些幹部差不多大都四千多一點的底薪,再加上一部分公積金、生活補助、績效等,在貧困地區,工資比一般人要好一點。 

他們工作量也非常大,如果不好一點,估計基層幹部們統統都會流失。 

平時吃得很是一般,我在扶貧村和一線扶貧幹部們吃了幾餐,基本都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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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樂村舉例,該村十個村幹部一年的總開支是12萬元,這些錢還包含買辦公文具的費用,村委便請了一個當地的大姐來做飯,每人每餐按十塊錢支付,省出來的錢就是大姐的工資,大姐為了多賺錢,就只能在伙食成本上下功夫,這樣村幹部們也不太可能吃得太好。 

如果想打打牙祭,就自己掏錢找村民買幾隻本村走地雞做辣子雞,嗯,永樂村的辣子雞確實很好吃。 

有意思的是,房價居然也對扶貧幹部造成了極大衝擊,我在遵義地區看到的村第一書記唐果果,開著一輛用了八年的手動檔福克斯,還在市區買了商品房,而大涼山地區的吉布,開著一輛破破爛爛的二手賽歐,只能買市區的集資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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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果果

 兩人收入差不多,造成兩個人物質上差別的原因,是唐果果買房時,遵義房價才4000一平,而西昌地區的房價,已經是一萬左右了。 

普通中國人現在的生活質量,和當地房價成反比。 

中國扶貧工作的展開,正是這些默默無聞的基層扶貧幹部,用微弱的光亮,點亮了貧困戶的人生之路。 

接著,我們來算一算,扶貧工作的巨大財政投入。 

我是一個很喜歡算賬的人,每次一算賬,我就要興奮得搓一搓手,到了貧困村,自然要把他們的投入開支算清楚。 

我粗略地看過永樂村和打古洛村的投入對比,發現在扶貧財政上,貴州省各村的投入確實要大許多。 

貴州永樂村這邊,2017-2019年人居環境改造370戶,大約花費400萬元,600戶廚房廁所改造,大約花費300萬元,鋪代家溝村民組的電線、變壓器,花費70萬元,修8公里的從村到鎮的水泥路,花費500萬元,其它路面硬化50公里,花費700萬元,危房改造30戶,花費20萬元,1000畝獼猴桃與封糖李種植園花費450萬元,種植園相關基建150萬元,黑山羊產業投入150萬,520畝茶業產業投入260萬,僅僅以上這些數據,就高達3000萬元。(數據可能有誤差) 

在大量的財政投入下,到2019年時,光是遵義市的農村公路總里程,就達到了2.8萬公里,接近赤道周長的四分之三! 

這只是一個市的農村公路,不是一個省。 

大涼山打古洛村這邊,花錢最多的是2018年,集中安置點建設1140萬(包含住房、基礎設施、村支部活動室、村民俗活動壩子),分散安置304萬,總共在1160萬左右,2019年就只投入了396.2萬,主要是建庭院、建入戶路、建化糞池,改廚房、改豬圈、改廁所、改飲用水源,每戶1.6萬元和每人代繳醫保250元。(大涼山是醫保全免,貴州是交130元) 

可能也考慮到了大涼山的投入不如貴州,大涼山的扶貧難度也更大,每個村還有專門對應的幫扶部門,打古洛村的對應部門是涼山軍分區,軍分區會提供人力財力物力,幫助禁絕毒品,提供扶貧基金,村裡凡是能讀得上書的,扶貧幹部還和涼山軍分區設了個教育基金,考上本科的獎勵2000元一年,考上專科的獎勵1500元一年,考上中專的獎勵1000元一年。 

我二十多歲時,也總把「軍隊不參與國內事務」奉為紅線,其實這麼多年,我們中國軍隊在抗洪、救災、打擊毒品、扶貧上一直默默出力,我不去現場調查,也不知道軍隊有這麼多付出。 

那貴州和大涼山這麼大的扶貧開銷,錢從哪裡來的呢? 

以下兩張圖,分別是2018年、2019年中國各省財政轉移支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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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第一名的一直是四川省,貴州排在5-6名,那為什麼貴州各村的投入好像還要高一點呢? 

因為四川省人口遠多於貴州省,四川常住人口是8375萬,貴州常住人口是3622萬,四川要幫扶的人太多,才會顯得各村的幫扶比貴州要少。 

我在貴州遇到一個來做自願者的苗族小姑娘,23歲,叫王治麗,剛從貴州工程職業學院畢業,家是雷山縣人,他們家也是貧困戶,大學時一年7800元的學費,減免了3500元,每年寒暑假,她再去廣東東莞的東坑、長安兩鎮打臨時工,省吃儉用,兩個月能存6-7千元,這些錢夠她交完一年學費,剩下的夠自己生活費,順順利利念完了書。 

王治麗這種經濟狀況,跟西部各省的財政來源是一個意思,其實就是中國東部已經全面工業化的各個省,拿著錢去支援西部貧困地區,給了西部貧困人民活命的機會,反正也是中西部的人民給東部提供了廉價勞動力,這也是一種相互補償。 

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不能自己燈紅酒綠,看著鄰居吃糠咽菜,要不還算什麼共同富裕? 

其實基本盤還是工業化,是工業化拯救了中華民族。 

文章的最後,我還是想講一講大涼山的彝族。 

和其它地區的彝族同胞不同,大涼山極其貧困,現在還能種土豆吃飽肚子,可土豆是萬曆年間才從南美洲傳入中國的,大量普及種植估計還要更晚,大涼山海拔高,2000-3500米左右,我七月上去,感覺明顯要比珠三角冷許多,紫外線又無比強烈,曬得我都黑了兩圈,就只能種苦蕎什麼的,但苦蕎是粗糧,不好消化,產量還非常低,當地人這樣餓肚子不知道餓了幾百年,阿妮基洛他們現在有現金還是吃大米的。 

加上這個地方偏僻得讓人絕望,大涼山彝族其實一直活在一種普通中國人難以理解的貧窮當中,我們種種看到的不可思議的現象,比如他們過去不洗澡、衣服臟、毒品泛濫等等,歸根結底是生產力太低下造成的。 

現在他們見到了現代文明,大部分人還是很樂願過上好日子的,真的寧肯吃苦幹重體力活,也不願去電子廠做輕鬆的工作,就想著多掙錢讓後代接受好一點的教育,不要再過他們這一代的苦日子了。 

人都是一樣的,生活的好壞,都只是生產力的折射。 

大涼山彝族的普通百姓,還是很渴望過上好生活,他們跟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同,只是他們離現代文明更遠一點,所以追趕上來,要更吃力一點,也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才追得上現代文明。

我在大涼山深處的打古洛村待到晚上八時,大霧瀰漫,整個村子忽然什麼都看不清,整個人好像與世隔絕,這時候我突然有一種遠離現代文明的焦慮感,想想最近的城市在七小時車程之外,一陣悲涼直上心頭,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貧窮與你如影隨行,那種絕望感是不可想像的。 

那些前來扶貧的人,就是他們大霧裡的明燈,這也是躺在沙發上用WIFI看這篇文章的你,一時難以理解的。 

陸 不息

 中國波瀾壯闊的扶貧工作,到2020年,已經基本完成,按照最新年收入3747元的貧困標準,根據我的現場調查,很多貧困戶,其實什麼都不做,光是補貼都已經超過這個數據。 

其實只要大基建一落地,貧困人口就會自動減少一大半了。 

中國扶貧的硬體工程基本結束,後面應當是軟體工程的系統性維護,保證後期原貧困戶們不要返貧,也保證扶貧政策能一直落地。 

我估計各地的扶貧幹部,也有部分人將要調離崗位,去接受新的挑戰。 

扶貧其實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扶貧使窮人們的孩子們有機會讀完大學,使他們的生計有了著落,使他們生病了不至於等死,想想十年前,這些我們還做不到啊。 

2020年717日的深夜,我從中國扶貧前線調查回來後,在書房裡寫下了這一篇文章,那一戶戶深山人家的面孔,任勞任怨的扶貧工作人員,以及大涼山那讓人絕望的大霧,彷彿還如在眼前。 

能擺脫貧窮,就是剪掉了人生最大的痛苦,那幾千百萬曾陷入貧困的人,才看得到人生的曙光。 

2000年時,我們還有貧困人口9422萬,20年後,我們確實已基本消滅貧困。 

這一路的艱難,是常人難以想像的。 

是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來之不易。 

願中華民族繼續奮勇向前,百折不撓,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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