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百年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回头看看这一百年走过的路,我们该如何总结这一百年?

几乎不用看,我都能预测外媒将用一种阴阳怪气的腔调说什么内容,他们能将中国人追求和平幸福生活的过程说成对国际秩序的威胁,也能将中国民众与政府治理疫情的配合说成是专制的压迫,甚至能将人工治理沙漠说成“不自然的绿化过程”,各种超出人类理解能力范围内的血喷,我每天都要大量阅读各种信息,几乎很少在欧美媒体上找到一篇正常评价中国的文章,半褒半贬的都看不到,都在千方百计给中国扣上邪恶国家的帽子,处处暗示自己是人类文明的希望,不喷不舒服斯基。

而让近亿人脱贫这样抵得五十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伟大工程,他们则假装视而不见,只字不提。

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国内部分媒体的宣传方式,我自己从小接触到的宣传方式常常进入“只喊口号、不讲故事”的模式,《觉醒年代》、《山海情》这样讲中国故事的电视剧是极其稀缺的,最近才开始陆续冒了出来,我们小时候几乎见不到这样的好片。

西方媒体总是通过细节故事来铺垫情绪,等到读者情绪到位了,再趁机抛出自己的理论,让人不知不觉受到感染,从而信服他们所说的内容,这种宣传方式在全世界无往不利,掀起过一场场颜色革命,能轻易挑动年轻人的心智,曾一度对我们这代人造成过极大的心理冲击,虽然他们的目的不纯,但他们的手段还是值得学习的。

对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当然不能看西方的脸色,我们要综合各种元素一起看,要站在全人类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取得了惊人的伟大成就,但我不赞成将这段历程描绘得近乎完美,我个人认为,应该用“成长论”来看待。

为什么要用“成长论”来看呢?是因为这世上人无完人、事无完事,一个人的成长是磕磕绊绊的,要学会走路总会摔几跤,但他只要禀性在、智慧在,出发点是好的,犯过错后进行总结、反思,再大踏步往前走,并最终实现了理想,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成长经历,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党的成长经历。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的时候,是他的初生阶段,这时候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先辈主导,这时候的中国,1921年的中国,内部有军阀割据、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张作霖、阎锡山、段祺瑞、吴佩孚、陈炯明等将中国各据一块,外有帝国主义虎视,培植代理人在国内夺取经济利益,比如将上海切成各个租界,催生了各种买办、黑帮,而全国城市居民平均寿命是40岁,比清朝早期的55岁平均寿命都不如,1932年时,全国234796所小学一共只有422247名教职工,每所小学只有1.8个教职工,按教育家舒新城的统计,民国时每864人只有一个人能读完中学,读完初中就是知识分子,1933年全国大专以上毕业生也仅有15216人。

民国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言情剧里的民国,电视和小说里的民国都是有钱人家的故事,普通人没有机会读书,吃饱饭都异常艰难,最富裕的上海每天也要冻饿死上百人,黄浦江里每天都有浮尸,上海闸北区普善山庄曾专门建立一支收尸队,每天在大街小巷收殓儿童的遗体。

这一百年

许多无知的人幻想穿越到民国去做大小姐,其实到了民国,你能有口饭吃,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能念完高中,能活过四十五岁,就是天大的造化了,800多人里才有一个读完中学,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村才出一个高中生。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民国每一个平民身上的大山,与它们勾结的买办们,则过着逍遥自在的人上人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下,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求的是一条救国之路,求的是团结民众、为大多数农民与工人阶级服务的路线,最初的一批创始人,一般家里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明知道搞革命有杀头的危险,放着平静的日子不过,还毅然抱着救中华的理想而来,而同时期看起来眉清目秀的胡适,最后却只管自己过安生日子,只想多骗几个博士学位,拥有极好的社会资源,却逃避为国家利益去战斗,根本不顾民族大利。

在最初创业时期,大家充满热血,但也会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挫折与疑惑,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充满未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也会对敌人抱有幻想,掉以轻心导致党组织遭到蒋介石的屠杀,那时的共产党,既需要国际共产的资助与指挥,自己也同时犯下刚烈与幼稚同存的毛病,那时的党理想主义色彩浓厚,但质朴的根基在、伟大的理想在,陈独秀的挚友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长子陈延年被刽子手乱刀砍死、次子陈乔年被捕后遭枪杀,陈独秀也没有退缩,宁肯守着贫苦,也拒绝应已经叛党的学生张国焘出山。

这一百年

李大钊临死前照片

1938年周恩来去重庆探访他,让他写个检查回延安,陈独秀说:“守常死了,延年死了……除恩来、润之,中央没有我认识的人了……”为了革命,陈独秀一路相伴的人都死在敌人手里,话语中满是酸楚。

他儿子陈乔年就继承了这种骨气,临死前,陈乔年还对狱友说: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生阶段,既有不成熟的一面,也有不屈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时,就开始摆脱了过去的幼稚期,开始学习武装斗争。

但这时也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军事水平还不够,二是当时还要被共产国际控制大局。

第一个问题其实很快就解决了,中共领导人的学习速度快得不可思议,1927年建立井冈山根据地,1930年开始反围剿,第一次就以诱敌深入的战术打出龙岗伏击战,歼敌1.2万,活捉敌师长,之后几次都是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开始搞穿插和大兵团伏击,连续四次反围剿成功。

而且这四次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战役都是以少胜多,第一次是4万对10万,第二次是4万对20万,第三次是3万对30万,第四次是7万对40万,锻炼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彭德怀、林彪、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就是在这里刷到大量经验值完成升级,为后期解放战争奠定了军事人才基础。

从1921年建党,到1930年就开始反围剿,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不过短短12年时间,已经从陈独秀时期的对斗争抱有幻想,变成以弱击强,最高时力扛十倍敌军的军事胜利,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成长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到了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聘请了一战时德国总参谋长做军事顾问,调集100万大军,采取层层修筑碉堡的方式向中央苏区腹部推进,而中央苏区的指挥权落在了博古手里,这时候的博古才仅仅二十多岁,不懂军事,也受王明的激进思想影响,任自己的熟人德国人李德做红军军事顾问,李德采取“短促突击”法跟蒋介石的军队硬扛,放弃原先优秀的游击作战经验,致红军承受了巨大损失,被迫开启了长征,长征刚开始的湘江战役,红军再次惨败,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军事上,中国的领导层更了解中国,打仗就是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那一套理论,同样,社会主义放在中国,也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死的,事情是活的,理想要有,方法要随机应变。

共产国际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既有帮助,也造成了极大的牵制,长征路上,毛泽东也完成了个人的蜕变,更懂得如何说服人、团结人,找张闻天、王稼祥不断探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分析博古、李德的指挥错误,1935年遵义会议,军事上改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指挥,红军立时恢复了前四次反围剿时的作战能力,于10月到达陕北,开辟新的根据地。

当红军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历经了无数磨难站稳脚跟后,1937年王明再次从天而降,他在苏联学习多年,有机会亲近斯大林,因此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为政治局委员,掌握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革命进入危难时期,王明10月份调头就去苏联避难,留下博古遥控指挥,造成了红军的大灾难,1937年红军局势已稳,他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回延安来抢头把交椅,但此时中国的革命团队已经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知道什么才是适合中国的路线,王明夺权失败。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成长阶段,清楚地意识到了什么才是适合中国的理论,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必须要用中国的方法,由中国人亲自来完成。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时,陈独秀就曾经愤怒地对友人说: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

事实证明,陈独秀的判断是正确的,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救不了中国,只有经历过基层,一步步从人民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等人才懂得领导中国革命。

在随后到来的抗日战争中,暂时还不够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了敌后斗争,将丢失的农村地区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了回来,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发展到了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了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根据地范围,从陕甘宁的一小块,迅速扩展到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由于日军深入中国后军队数量越分越散,此后抗日战争形成以国民党为正面战场,日军龟缩在交通线沿线,共产党拿下农村地区与日军相持的格局。

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入农村,也为后面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当时全国绝大部分人口还是农民,了解农民就是了解普通中国百姓。

在解放战争时,蒋介石依赖的是江浙财阀,当他派蒋经国去上海打虎时,蒋经国提出的口号是“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还喊出“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打倒豪门资本”的豪言壮语。

蒋经国到上海先把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荣鸿元抓进牢里,平缓了上海物价,又把投机倒把的杜月笙儿子杜维屏给抓起来判刑6个月,杜月笙说抓我儿子可以,那你也不能放任你表弟孔令侃(孔祥熙长子、宋美龄外甥)的扬子公司囤积物货啊,蒋经国只能带头查封了孔令侃的货物,孔令侃跑去跟宋美龄撒娇哭诉,宋美龄最疼这个外甥,发电报给还在东北前线的蒋介石,蒋介石只好飞回上海,痛骂蒋经国下手没轻没重,叫他赶紧息事宁人。

结果蒋经国打虎一无所获,上海物价报复性上涨,蒋经国在日记里写道:

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蒋介石归根结底还是依赖江浙财阀,他代表的终归是财阀的利益,财阀为了赚钱可以操纵物价、为所欲为,再依赖蒋介石的权力得到保护,这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在蒋介石维护财阀利益时,中国共产党则在苏区“打土豪、分土地”,将生产资料分配到农民手里,让农民们免于受到地主重复了上千年的剥削。

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人民群众是站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的?为什么淮海战役叫“百万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胜利”?是因为从陈独秀、李大钊一代人建党开始,就是为了基层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财阀的利益,你要人民做选择,人民会支持谁?

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仅仅用了28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完成了这一宏伟的历史功绩,政治、军事、组织能力,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并因地制宜开始搞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学习吸收、灵活应变能力之强,才是共产党能生存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要知道毛泽东等人刚上井岗山时,这支队伍国民党是不怎么看得上眼的,结果连续反围剿过程中,诞生出了林彪、陈毅、罗荣桓、粟裕、谭政、黄克诚、黄公略、伍中豪等一大批优秀军事人才,练就了一身穿插战术宗师级水平,从反围剿、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将穿插战术玩到了极致,把敌人一个个的都插坏了。

如果把共产党看成是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人才梯队建设、企业内部培训就是超一流的。

建国后,共产党面临一个比打赢战争更艰难的问题,就是怎么领导一个贫穷到极点的国家,在保证独立主权的情况下走向富裕。

建国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保卫现有政权、保护国家主权的阶段。

这中间包括朝鲜战争、承接苏联重工业、西南剿匪、兴修水利、全国卫生运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对越自卫反击等,共约29年。

当中最难的是抗美援朝立国之战,以一个刚独立的农业国在朝鲜迎战全球16个国家,跟他们打了个五五开,打得美国从此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打越战时,坚决不敢越过北纬17度,以免激怒了中国,要同中国陆军交手。

但这中间也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2012年。

这时候最早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陆续离世,像我这种80后出生的,其实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机会接触那一代人,根本没有见过祖国铁与血的风骨,这个阶段大约34年时间,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但是国家失去了建国时的凝聚力,民心失去了精神支柱,一大波知识分子开始向民众宣传各种践踏中华民族的思想,欺负当时中国人出国少,宣扬一个从来不存在的美好欧美世界,这时共产党在抓经济建设时,放松了对党内的自我管控,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开始抬头,使共产党在民间的威信下降,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第三个阶段是从2012年到现在,我们当前正处在这个阶段当中。

这个阶段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拨乱反正的时期,是共产党回归初心的时期,在第二阶段时,曾经出现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对毛泽东同志一边倒的攻击,也出现过剧烈的官民矛盾,第三阶段通过反腐、扶贫、强军、调动社会财富分配的方式使国家重回正轨,这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国内的矛盾,而是国际上被美国打压的矛盾。

建国后这一段历史,依然是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间好几次修正方向和错误,及时自我纠错,才使共产党在一百年之际重新焕发出生机。

由于社会主义只是由马克思提出了构想,具体怎么操作从来没有人实践过,理论是理论,实操是实操,在实操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和打击,社会主义是由人类不断摸索前进的,前苏联就在摸索过程中走火入魔,自己把自己干掉了,我们在摸索过程中遇到偏差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一帆风顺就到达共产主义,反而是不正常的。

打天下是一次共产党的成长,治天下是另一次共产党的成长,而且这次成长的过程更痛苦、更漫长。

我们在第一个阶段遇到过文革这样的错误,甚至提出“三年赶英、五年超美”这样的口号,是因为党在这个阶段处于治天下的少年时期,跟陈独秀建党时的状态有点像,过于理想主义,在第二个阶段所犯的信任危机错误,是因为党在这个阶段处于不成熟的青年时期,发展经济不惜代价、激烈凶猛,但没有面面俱到,现在第三个阶段通过精心治理,国内除了房地产泡沫,没有极其强烈的社会矛盾了,因为这时候的党进入了中年,思虑成熟、行事稳重,也回归了先烈们的初心。

在苏联倒下后,东欧剧变,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曾经发生过剧烈的斗争,就是大家觉得社会主义没办法搞下去了,那么强大的苏联都倒了,中国怎么搞得下去?就好像一家公司失去了企业文化,整个中国在思想上也是焦虑的、痛苦的,大家感觉除了学习美国,好像找不到新的出路了,中间几十年的社会思想激荡,主要还是来源于此。

但幸好走了一圈,走完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又走回来了,重新恢复以前的学习状态和自我纠错能力,看看共产党初生之时,只用十几年时间,就能培养出一批顶级军事专家,只用了不到28年,就创造了一个崭新国家,只用了29年,就让一个积贫了一百多年,被欧美日列强吊打的国家,能把全球最强的军队打退到三八线外,打得他们一辈子心理阴影。

这么恐怖的学习能力、组织能力、自我纠错能力,在他一百周年之际,终于又全部回来了。

今天的共产党,还要在浙江建设人类第一个全民富裕区,走出人类从没有过的政治实验,还要继续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做斗争。

今日中国的成就,确实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来中国的成就,还需要他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做好民族的引路人。 

如果93年前最先为革命遇害的陈乔年能看到今天,他在泉下,也应该倍感幸福吧,他说的那句话,终于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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