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說說王振華的案子。我在人生的路上遇到過很多人，很多事，引發過我自己思想上的一些劇變。比如我以前認為只要是自由的，就一定是好的，只要是自由的，社會就會走向公平，走向平等，走向光明磊落，這世上就沒有貪腐，就沒有黑暗。後來我發現不對。自由化確實對國家、對社會有很大的進步意義，能讓社會更有活力，也能保障社會進步，但不能完全自由化、徹底自由化。比如王振華這起案子，從現在看到的資料來看，王振華對9歲幼女性侵犯已經是基本事實，但是現在，有大量被資本豢養的寫字的人，開始替王振華說話，說他判五年已經判得很重了，應該輕判。性侵犯9歲幼女，只判五年，還說重了？
據媒體介紹，6月16日、17日庭審時，事發當晚為被害人驗傷的醫生、次日進行司法鑒定的法醫均以證人身份出庭。兩人均表示被害人處女膜破裂，且下體血腫及擦傷部位的具體情況顯示為新鮮撕裂。
庭審時，王振華始終說自己無罪，他說自己“只是摸摸孩子、抱抱孩子”，不承認被害人處女膜破裂與自己有關。
王振華律師陳有西18號發表聲明，北京有兩家司法鑒定機構，七位國內權威的法醫專家、婦科專家、DNA專家，對上海的門診記錄和司法鑒定意見，進行了書證審查和專家論證，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不支持上海鑒定當中所說的被害人新鮮傷痕、陰道撕裂傷、二級輕傷的結論。
受害方律師計時俊表示這些不符合刑事證據規則，不是合格的刑事案件證據
昨天陳有西上訴，要求判王振華無罪，並恢復其上海政協委員、全國勞模等榮譽。
不僅是王振華現在的律師陳有西，看到逐漸有一些人開始在網上替王振華說話，要求輕判。
在“嫖宿幼女罪”立法時，據儲殷介紹，本來跟14歲以下幼女發生性關係一律按強姦罪處理，但是一群律師、專家弄出一個嫖宿幼女罪，就是說如果嫖的時候，不知道對方是幼女，就無罪，這些還被弄成法制的巨大進步。
14歲以下的女生長什麼樣，幾乎肉眼一眼就看得出來。
這樣一條法律，無疑會保護到某些有相關利益的人。他們可以跟14歲以下小女孩女生關係，只要給了錢，然後咬緊牙關說自己不知道對方14歲就行了。
現在替王振華說話的人，我很懷疑都是被資本養肥的人，一個大資本家，一個大富豪，只要拿出錢來，砸給一些文人、律師、專家，這些人就可以替大資本家說話。至於那些被侵犯的窮人家的兒女，這不是他們要考慮的，窮人給不了他們金錢。這就是後來我不贊成全面自由化的原因，社會可以自由化，但不能全面自由化。因為一旦完全自由化了，社會、法律一定被有錢人所控制。
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各行業大部分財富歸集到前幾家公司、歸集到前幾個富豪，社會秩序與法律秩序也會不自由主地優先保護到這些人。
就好像巴菲特抱怨自己交稅稅率遠低於自己的秘書和清潔工。
我們現在要建立的社會制度，要學習先進國家優秀的一面，但也不能學習到他們只照顧有錢人的一面。
比如現在的疫情，我在《沉默的六月》里寫得很清楚了，歐美死的主要就是老人和黑人，因為他們是勢弱群體，不被人關注，而只所以放棄弱勢群體，是因為醫療等系統過度私有化。
注意我說的是過度自由化、過度私有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本身是對的，但不能過度。
我們現在所做的扶貧，對資本家的一定限制，抗疫時一律平等，就是為了防止我們也出現歐美國家現在已有的社會弊病。
這就是公平和效率的問題。
發展經濟是追求效率，但如果拋棄了底層，就是拋棄了公平。
當然，反過來說，全面的公平會拖垮效率，比如現在的扶貧，如果有部分人本身就是懶漢，他懶得出奇，骨子裡就是個二流子，你怎麼扶都扶不起來，你要一直照顧這種人，就是破壞了效率。
追求公平和追求效率都是對的，但都不能過度。
我們鼓勵中國多出富豪，我們也感謝富有階層為普通民眾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但不能因為有些人富有了，就能讓他們為所欲為。
我現在非常慶幸，在我開始寫自媒體時，我沒有接受過資本的贊助。因為沒有被資本控制，我才可以有什麼說什麼。如果資本控制了我，比如，王振華投資了我，我會敢說王振華的壞話嗎？就好像香港的媒體，報紙雜誌都收了房地產商的錢，這些媒體敢說房地產商的壞話嗎？李嘉誠有一個習慣，哪家報紙說他一句壞話，他就不在那家報紙投一分錢廣告。報紙就是這樣被大資本家控制的。其實自由是對的，自由能讓國民放鬆，讓經濟發展，但過分的自由，就會變成保護有錢人的平台，最後有錢人，做什麼都可以通過資本輕易化解。
到時，有錢就真的可以為所欲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