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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環境的差異，是地球上各個大陸文明差異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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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進程的快慢，一定程度上源於智人遷徙所在地理位置的偶然。地理位置優越、先展開農業的文明，就擁有了掌握槍炮、病菌與鋼鐵的入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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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大陸的病菌在大量消滅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關鍵的作用。
正在全球範圍蔓延的新冠疫情會帶來什麼影響？人類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但可以從歷史中尋找解謎的線索。
公元1532年11月，西班牙文盲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帶著168人偷襲了駐紮有4萬印加帝國軍隊的卡哈馬卡城，屠殺了7000多名士兵，皇帝身邊的高級領主和大臣悉數被殺，皇帝本人被俘。
阿塔瓦爾帕被俘後的第三年，皮薩羅建立了利馬城，作為秘魯的新首都。當這場征服完成之後，皮薩羅本人都對戰爭懸殊的人數感到驚訝。
槍炮、鋼鐵、馬匹，這些都是皮薩羅征服龐大印加帝國的工具。但在另一條暗線上，另一件武器發揮了比前者更強的破壞力——瘟疫。
1526年，一場席捲全國的瘟疫奪去了印加帝國皇帝瓦伊納·卡帕克的生命，隨即又奪去了許多大臣和原定皇位繼承人尼南·庫尤奇的生命。剩下的皇位繼承人華斯卡與他同父異母的弟弟阿塔瓦爾帕之間發生內戰，印加軍隊四分五裂。這個時候，原本擁有2000萬人口的印加帝國人口數已經驟減至600萬人。
令這個龐大帝國急速衰敗的病毒正是困擾歐亞大陸數百年之久的天花。如果說外來者的侵略是這個龐大帝國的最後落點，那麼病菌就是使它陡然轉衰的根源。
440年後的1972年，美國生物地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新幾內亞島的熱帶沙灘上散步時，當地一位叫耶利的朋友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難住了他：「為什麼你們白人製造了那麼多的貨物，並將它們運到新幾內亞來，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貨物呢？」
機械、鋼鐵、雨傘、服裝，這些由外來者帶來的東西一概被稱為「貨物」。耶利的問題其實是在說：為什麼不同文明發展進程是不一致的？
二十五年後，戴蒙德找到了自己的答案，1997年他寫出《槍炮、病菌與鋼鐵》。
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結合對多個文明發展歷程的考察，他從地理學視角出發，提出「地理環境的差異，是地球上各個大陸文明差異的關鍵所在「的觀點。
地理環境的差異使得歐洲大陸首先發展出了槍炮和鋼鐵，並率先經歷了病菌的洗禮。在這其中，病菌帶給人類社會的影響或許比其餘兩者更為深遠。在「從伊甸園到卡哈馬卡」「糧食生產的出現和傳播」「從糧食到槍炮、病菌和鋼鐵」三個部分中，他將文明的發展串聯成一個長鏈條，從農業定居的肇起到工具的產生和「人群病」的演進，構成了一個文明觀察的獨特角度。
當前，世界正遭遇新冠疫情蔓延挑戰，受此影響，美股出現史無前例的四天兩次熔斷，全球股市雪崩，恐慌情緒蔓延。這場已被WHO定義為全球大流行病的疫情究竟會對世界格局產生什麼影響？我們究竟可以從災難中看到什麼？它是如何產生的？將給我們的文明帶來什麼？
戴蒙德的思考，或許可以成為解答以上疑問的另一參考維度。
病菌何以成為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重要因子，還得從農業文明形成之前說起。
作為生物地理學家，作者戴蒙德的觀點頗有環境決定論的傾向，他認為地理環境的差異，是地球上各個大陸文明差異的關鍵所在。
人類學研究推測，現代智人是在非洲的大草原上進化來，經過遷徙，先後來到了亞歐大陸，東南亞和澳大利亞，進入西伯利亞，經白令海峽達到美洲。而公元前11000年正是這樣一個時間節點，智人剛剛來到美洲大陸定居下來，各個大陸上的民族幾乎處在同一起跑線上。但是，其中一些地理環境比其他地方提供了更多起始資源和利於進化的條件。
玩過諸如《文明》系列電子遊戲的人，對這一點可能深有體會：當玩家們打開一張巨幅地圖，通常更傾向於從一個物產豐富，土地富饒或者有許多動植物可以馴養的地方開局——如果這片地區土地平坦，依山傍水就更好了。
現實世界裡，地球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個區域：歐亞大陸、美洲大陸、非洲大陸和澳大利亞及太平洋地區。其中歐亞大陸面積最大，美洲次之，非洲再次之，澳大利亞最小。
當然古人不可能看到他們身後歷史發展的規律，自然也無法隨心所欲地挑選自己的開局位置。也就是說，文明進程的快慢，一定程度上源於智人遷徙所在地理位置的偶然。
在作者構建的文明鏈條里，一個關鍵拐點是定居農業的出現，農業的產生和傳播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而歐亞大陸在發展農業上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
作者以位於西南亞的「新月沃地」為例，這裡是地球上最早的糧食發源地之一。距今一萬多年前，新月沃地的人開始馴化動植物——相比之下南美安第斯山脈地區晚了5000年。此外，地區之間物種的豐富程度也決定著可馴化物種的豐富程度。
因此，在農業產生的早期，人類社會就走上了分叉——新月沃地後來誕生了後來四大文明之一的「古巴比倫」。
農業開始在少部分地區首先出現的結果是，定居取代了游牧，定居下來的族群隨著農業不斷地發展，更加有可能擴大聚集，人口趨於稠密，進而形成複雜的社會形態，發展出文字、技術、政治、宗教，同時也更有可能發展出兇惡的病菌和戰爭中的強大武器。
也就是說，地理位置決定了農業文明發展進程，而巨大的時間差異決定了不同的族群發展出槍炮、病菌和鋼鐵的時間先後，進而決定了窮與富。
因此，「歐亞文明發展在很長一段時間高於其他地區」這個問題就在環境的要素上被解答了。
在慣常認知中，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靠的是戰爭和武器，但事實上，看不見的病菌發揮了更為強大的影響力。
進入定居農業階段後，首先被人馴養的就是植物，製造出糧食。生產糧食是發展出槍炮、鋼鐵、文化、病菌等等之後一切要素的最開端——由於有更加穩定的食物來源，定居可以供養的人口比游牧時代多10到100倍。
被馴養的牲畜要滿足性情溫順、勞力充足等等特點。作者列舉了世界上符合以上要求的14種大型陸生食草動物，其中南美僅有一種，北美、澳大利亞非洲撒哈拉以內地區完全沒有，亞歐大陸卻獨佔13種，可供馴養的候選物種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大陸——亞歐大陸在動物馴養這塊的優勢顯然也被拿捏得死死的。
但凡事都有兩面性，定居農業帶來人類文明更加繁榮的同時，也帶來風險：被馴化、圈養的動物們帶來了疾病。
農業比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維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同時狩獵採集族群常變換營地，留下了一堆堆排泄物，上面聚集了大量病菌和寄生蟲的幼蟲。但農民是定居的，他們生活在自己排放出來的污水之中，從而為病菌從一個人的身體進入另一個人的飲用水源提供了捷徑。
有些農業人口把自己的糞便收集起來，當作肥料撒到人們勞動的田裡，從而使糞便中的病菌和寄生蟲去感染新的受害者變得甚至更加容易。
病麻疹、肺結核、天花來自牛，流感來自豬和鴨，百日咳來自豬、狗，瘧疾來自禽鳥，它們都是最先在亞歐大陸被馴養的，戴蒙德在」來自牲畜的致命禮物「一節首先介紹了一個患病農夫的古怪案例——他因為和自家的羊發生了關係而感染了怪病。
不過大多數人對他們馴養的動物並沒有農夫這麼強烈的愛意，多數感染可能來源於其他途徑。
有獨特地理優勢的歐亞大陸衍生出繁榮的農業文明，也滋生了諸多病菌，這些病菌在隨後的種群擴張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公元1000年，美洲新大陸上生活著至少2億名印第安人，數量是同時期中國人的兩倍，比全歐洲的人口還多。而在哥倫佈於1492年踏上美洲大陸兩個世紀後，印第安人口減少了95%。但殺死他們的並不主要是殖民者的刀劍和槍炮，而是病菌。
書中說道：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於歐亞大陸的病菌的，要比在戰場上死於歐洲人的槍炮和刀劍下的多得多。這些病菌殺死了大多數印第安人和他們的領袖，消磨了倖存者的士氣，從而削弱了對歐洲人的抵抗。
文章開頭提到的殖民歷史，也是病菌對人類文明影響的重要證明之一。
歐亞大陸的病菌在大量消滅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關鍵的作用，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諸島居民、澳大利亞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和布須曼人）。這些以前沒有接觸過歐亞大陸病菌的民族的累計死亡率在50%和10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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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帕尼奧拉島（海地）的印第安人口，從哥倫佈於公元1492年到達時的800萬左右減少到1535年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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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於1875年隨著一位訪問澳大利亞歸來的斐濟酋長到達斐濟，接著把當時仍然活著的所有斐濟人殺死了四分之一（在這之前，大多數斐濟人已在1791年死於隨著第一批歐洲人的到來而開始的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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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淋病、肺結核和流行性感冒於1779年隨庫克船長到來，接著於1804年又發生了場斑疹傷寒大流行以及後來的許多「較小的」流行病，把夏威夷的人ロ從1779年的50萬左右減少到1853年的84000人。這一年，天花終於來到了夏威夷，把剩下的人又殺死了1萬左右。
不難看出，整個人類的發展史，其實也是一部病菌傳播史。這是人類為解決溫飽、發展文明而付出的代價。
而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顯示，進入21世紀，這個從潘多拉盒子中釋放的幽靈，依然困擾著人類，擁有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力量。
我們需要先理解病菌的生存機制。不得不承認，病毒的繁衍實際上和我們以及身邊的其他動植物並沒有什麼不同，它們一樣為了生存，會選擇更適合繁衍的生活條件。只不過它們的宿主正是我們的身體。病原體在我們的身體里安家、演化，通過竊取人體的營養生存，相應的當人體死亡時，病菌也將命不久矣。
所以從病毒的角度來說，它們不是一開始就想要致人類於死地，擺在它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像許多有益菌一樣和宿主一起相安無事地活下去，或者在殺死宿主後能迅速找到下一個目標。
一個宿主吃掉帶有病毒的宿主，待著不動就是病毒傳播最簡單的方式。作者總結流行病有幾個共同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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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們從一個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傳給近旁健康的人，結果使整個人口在很短時間內受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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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們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時間內，你要麼死掉，要麼完全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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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們當中的確獲得康復的那些幸運的人產生了抗體，使我們在很長時間內，也可能是一輩子不用擔心這種病會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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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些病往往只在人類中傳播。
這四個特點結合起來往往造成了某種疾病的流行。而為了應對這些疾病，人們一方面通過身體的演化獲得免疫力，同時也在每一次災難後積累醫療知識。
於是，更多的牲畜養殖帶來更豐富的傳染病，而面對越多傳染病的族群也就能獲得更多在疾病面前生存的能力。
牲畜馴化和對牲畜的親近喜愛，以及定居農業的出現，是大多數傳染病得以開始向人類傳播的最直接原因。牲畜馴化讓人們有了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和牲畜接觸，牧人和農民們長期和牲畜以及各種它們的分泌排泄物接觸，也就遠遠比狩獵採集四處遊盪的人更容易受到感染。隨後，世界貿易路線又將歐洲亞洲北非連成一個巨大的病毒場。
今天，世界人口流動速度前所未有的快，文明迅速融合，這也為病毒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顯示出，面對這個古老的挑戰，人類依然脆弱。悲觀一點說，瘟疫似乎是人類追求進步、改造自然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災難中，逝去的生命永遠無法被簡略為一個個數字，因為拋開分析病毒和社會的工具理性，人性才是生而為人類最珍貴的東西。
當現代社會城市聚集度越來越高，發生傳染性疾病的可能就會更高——當然，在應對災難後，人類也會獲得更豐富的教訓。
如今，文明之間的界限或許已不那麼分明，但差距依然顯而易見，當現實里日漸發達的交通網和互聯網鋪展開觸角，整個世界都會匯合成一個密集的聚落，這其中的挑戰就近在眼前。正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或許就會成為文明格局演變的關鍵催化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