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和全球經濟勢能的轉變，總要經歷一些關鍵性的周期，比如西方的文藝復興、工業革命，東方的明治維新、新文化運動、改革開放等。當然，也會經歷一些關鍵性的事件，這裡面就包括瘟疫和戰爭。
一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瘟疫和戰爭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威脅和挑戰，以及人類所要作出的應對措施，都非常類似。
從威脅和挑戰方面，瘟疫有時候可能要比戰爭更可怕，因為瘟疫更難以被識別和殲滅（歷史上奪走過上億人性命的鼠疫至今依然有零星爆發）。
人類在應對瘟疫和戰爭方面，都需要更加的有組織性和紀律性，都會挑戰很多社會道德和個人權利，最終都是在考驗整個社會的生產、組織、修復和動員能力。
而中國所正在經歷的抗擊疫情的舉動，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次重大的“戰役”。截至目前，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數已超過3000人，已經算得上一場中等規模的戰爭了。這裡面有一些可能存在基礎疾病，但我們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年輕的醫生也都犧牲了。
這種死亡跟地震等造成的一次性不可抗拒性死亡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這是在人類跟病毒的對抗當中，動態的犧牲，也就是說，這種犧牲背後，意味着整條戰線付出的巨大成本，包括一線治療團隊，以及整個後勤系統，都在以傾國之力支援，可以看成是總體戰和目標戰的結合，是跟病毒做你死我活的較量，是一種動態的，高強度戰爭對抗。
中國這次抗擊疫情的戰役，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但這並不會影響到其對未來中國和世界產生的影響。我這不是在單純的褒貶，而是由於我們身臨其境，要關心太多眼前的事情，縱然坐在歷史的車輪上，也沒有太大感覺，這使得我們難以判斷此次事件所觸動的變化。
這場還沒有結束的戰役，對中國到底意味着什麼，對世界將帶來什麼變化呢，在講這個問題之前，我先跟大家聊聊，在世界歷史上，一場瘟疫和一場戰爭，分別是如何改變歐洲和中國，最後改變世界的。
二
六百多年前，黑死病（鼠疫）來到了歐洲，如果我們去看一下黑死病的擴散路徑，似乎跟這次新冠病毒在歐洲的走向較為類似。
1347年9月，黑死病首次出現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的港口城市墨西拿，11月到了北部的熱那亞和法國地中海港口城市馬賽，1348年1月傳入威尼斯和比薩，1348年3月意大利核心重鎮佛羅倫薩“淪陷”。
至此，黑死病開始輻射至歐洲各地。1348年8月巴黎、倫敦相繼“陷落”。1352—1353年，在傳遍了整個歐洲之後，黑死病進入俄羅斯，在歐洲的傳播進入了尾聲。
從1347至1353年里，黑死病的流行，導致2500萬歐洲人喪生，占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要知道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絞肉機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死去的人數佔總人口數的比例也只有5%。
但黑死病不僅沒有摧毀歐洲，而是給歐洲的崛起提供了某些意想不到的條件。黑死病導致蒙古軍隊撤離，避免了被蒙古軍隊屠城的風險。也使得民眾對教會的絕對權力和至高無上的榮耀開始懷疑，推動了更科學和理性的社會思潮，加速了掣肘社會發展的宗教改革。
同時導致整個歐洲人口大幅減少，勞動力嚴重缺乏，勞工的工資持續上漲。農民的收入持續增加，有了跟更多地主談判，選擇僱主的機會，擺脫了此前對地主的過度依附。
黑死病之後，整個歐洲女性的地位也明顯提高，對男性的依附降低，社會的財富分配更為均等，提升了更為普遍的消費能力。再加上瘟疫導致的生命無常，大家都看淡了生死，更願意多掙錢及時消費行樂，對穿衣打扮等等的需求增加，刺激了紡織品需求，激發了商業層面對紡織業的投資和技術的改進，這被諸多西方學者認為，是工業革命在歐洲出現的其中一個重要誘因。
另外，後來的歐洲人還發現，瘟疫之後，倖存者的身體健康程度比黑死病爆發之前有了明顯改善，人們的壽命反而更高，人活得更樂觀了。也就是說，黑死病使得留下來的人，似乎變得更有錢，更有空閑的時間，更追求一種生活和精神上的升級，那麼同時也就加速了文藝復興。
我們回過頭來看歷史，你就會發現，1347至1353年瘟疫大流行期間，西方的文藝復興也達到了最鼎盛的時期，出現了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等劃時代的人物。
如果大家還不夠理解這種邏輯關係，可以看看近代史。如今把美國人的價值觀和精神世界更具影響力的傳遍到全球各地的好萊塢，正是在美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時候崛起的，那時候人們失業、焦慮，電影票大幅降價，大量的人走進電影院（1930年，也就是金融危機爆發後的第二年，電影觀眾入場人次達到了當時的歷史最高紀錄——每周8000萬），好萊塢電影給寡歡的人們帶來了慰藉。
好萊塢的影響，已經很難用商業的成功來形容，好萊塢給美國省下了巨大的國家推廣成本，所帶來的文化、政治、外交和全球性低成本擴張，在近一百年後的今天，依然存在，美國依然在享受着它的紅利。
黑死病給歐洲帶來的變革，以至於西方一直痴迷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至今西方很多人對此次新冠病毒的蔓延，依然有着很奇怪的想法。英國官方甚至拋出了，“有意讓大多數英國人感染新冠肺炎，以此獲得群體免疫”，這樣令人震驚的觀點。
但實際有這種想法的西方人不在少數，美國有個主持人，也拋出了類似的觀點。所以我對這種觀點一點都不覺得驚訝，因為這些人並不是簡單的為政府開脫責任，而是在經過了一輪科學的分析之後，真的認為讓大家都得一次新冠病毒會達到物競天擇的效果（目前歐美科學界認為自愈率超過80%）。潛台詞可能是，說不定還能再次塑造西方世界。
中世紀瘟疫給歐洲和世界所帶來的影響，再過六百年，也依然會史不絕書，影響着歐洲，及人類的諸多認知和行為。
三
除了瘟疫，接下來我說一下戰爭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但我要講的，不是一戰和二戰，因為一戰和二戰在我看來，對世界格局的改變，依然是有限的，說白了，這兩次世界大戰，是工業化之後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為了進一步爭奪全球利益，以及輸出過剩產能，導致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的戰爭，其結果也沒有改變這些國家主導世界的現實，並未塑造出影響地球格局的新興力量。
我要講的改變世界格局的這場戰爭，是朝鮮戰爭。你沒看錯，就是1950年中國參戰的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距今已經有70年了，為什麼要從朝鮮戰爭說起呢，因為如今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以及諸多的發達國家涉中國的政治決策、中美等大國關係，跟朝鮮戰爭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朝鮮戰爭整整打了三年，中國用小米加步槍將美國為首的現代化聯合國軍擊退到了三八線，並最終簽訂停戰協議。
這場戰爭是中國融入和影響世界的開端，因為自鴉片戰爭開始的一百年里，中國基本都是被幾個工業強國按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反覆摩擦，自己命運都無法主宰，就談不上影響世界了。
朝鮮戰爭的結果就是，讓當時重工業可以說稱霸半個地球的蘇聯，不再覬覦中國東北，開始平等的看待中國，從而幫助中國進行工業化改造，以贏得中國在美蘇對抗當中對蘇聯的支持。這是中國工業化的起步階段。
朝鮮戰爭也使得聯合國這個成立並不久，被認為是戰後新秩序，美國為之十分驕傲，凡事都想管一下的新型國際權力機構，有了敬畏之心，不再那麼輕易的就授權他國去攻擊另一個國家。
朝鮮戰爭的影響持續了很多年，後來的越南南北戰爭，美國1961年直接參戰，幫助南越政權反攻北越，但當時中國提出了警告，如果美國越過17度線，中國就會出兵。
後來的事情大家應該都知道了，由於朝鮮戰爭在前，美國不可能無視中國的警告，致使無法在越南17度線以北進行全面的軍事行動，越南戰爭進入了長達15年的消耗戰。
越南戰爭的後果是，美國開始在美蘇爭霸當中處於下風，公眾債務增加，需要加大貨幣投放來維持經濟，在1971年的時候，尼克松不得不宣布放棄美元跟黃金的固定兌換比例（否則全球各國會拿着美元換走所有美國的黃金儲備），美元匯率自由浮動，也就是美元開始大幅貶值，以美元計價的黃金價格從1971年至1980年，上漲了20倍。
這場戰爭最終以美國的失敗撤退，北越統一南越而告終。
也正是由於朝鮮戰爭中國所發揮的作用，使得全世界看到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那就是沒有中國的參與，無論你是朝鮮半島的問題，還是中南半島的問題，甚至整個亞洲的地緣政治格局，不可能像西方世界預期的那樣解決，就算聯合國，也不好使。
也就是說，聯合國沒有中國，至少亞洲一些問題就沒法只按照西方國家的需求來解決，當時作為代表全球“正義”的聯合國，就失去了存在感和權威。這給中國進入聯合國創造了客觀條件。
朝鮮戰爭期間，聯合國軍統帥麥克阿瑟甚至把原子彈運到了日本，準備對中國進行核打擊，這也使得中國決心研發核武器，以及洲際導彈。而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成功，以及1971年6月洲際導彈的試射（三個多月後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使得中國不僅可以介入亞洲事務，也擁有了介入全球地緣政治的能力。如果再繼續孤立中國，對西方已經沒有什麼好處。
也正是由於朝鮮戰爭，以及後來受其影響的越南戰爭中國所扮演的角色，中國在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力逐漸上升，使得蘇聯老大哥的地位遭遇挑戰，中蘇爭奪第三世界話語權的矛盾逐步激化，最後引發了幾乎全面的對抗。
但面對蘇聯的核威脅和百萬陸軍壓境，中國用珍寶島戰役有力還擊，同時搞起了三線建設大備戰，整個工業戰略轉入西南，準備跟蘇聯展開全面而持久的戰爭。
於是，1971年7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到了10月25日，第26屆聯大，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
在美蘇爭霸當中，中國倒向任何一方，都會對整個形勢產生決定性影響，美國需要拉攏中國來對抗蘇聯。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升溫。
也正是由於中國跟美國關係的升溫，使得蘇聯在冷戰時期的壓力倍增，不得不投入更大的成本，尋求更加具有亞洲影響力的地緣政治目標，控制亞歐通道，給中國實施東西壓制，於是1979年入侵跟中國相鄰的阿富汗（當時中國西北邊陲，除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其他國家全部是蘇聯加盟共和國），最終深陷其中，給後來的解體埋下了隱患。
1989年2月15日，蘇聯撤出了在阿富汗作戰的全部軍隊。就在蘇聯結束阿富汗戰爭兩年後的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
蘇聯解體意味着美國不再需要中國作為對抗蘇聯的東方前沿陣地，而已經改革開放，經濟高速發展，且很多問題都要自己做主的中國，被美國視為新的地緣政治挑戰。
於是，朝鮮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也正好被美國再次利用。因為正是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失去了解放台灣的機會（很多人認為就算沒有朝鮮戰爭，中國那會想解放台灣也不易，我覺得這是低估了那一代政治家的意志），所以蘇聯解體之後，台灣問題再次成了美國刺激中國，並尋求各國支持來遏制中國的新的機會。
於是，1996年台海危機爆發，直接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三年後的1999年，中國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軍精確轟炸。2001年4月中國飛行員王偉因起飛攔截美軍機偵察，被撞入南海，失蹤。各種涉中國領土、宗教等事件，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被美國加以渲染和利用的。
四
那麼中美關係的二次轉折點出現在什麼時候呢？
2001年9月11日，也就是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發生五個月後，美國遭遇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恐怖襲擊。
美國需要全球支持，當然更需要中國支持，一方面是因為美國似乎明白了一點點道理，那就是恐怖主義對美國現實的威脅，要遠遠高於中國對其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是，美國十分清楚，如果美國出兵阿富汗，其他被自己視為對手，正在進行各種遏制的國家反過來支持阿富汗的話，美國開戰的成本將是巨大的。
這裡面有一個背景，當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大力扶持基地組織，後來襲擊美國的本拉登就是美國在那個時候扶持起來，對抗蘇聯的。
美國在阿富汗反恐戰爭期間，一度要求中國開放阿富汗跟中國接壤的瓦汗走廊，用來運輸戰爭物資等，其實是擔心中國通過瓦罕走廊來支持阿富汗。
於是，為了“穩住”中國，在911恐怖襲擊三個月後的2001年12月11日，美國在堅持了15年的拒絕之後，終於同意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就像朝鮮戰爭之後中國從政治層面融入和深刻影響世界一樣，加入WTO，意味着中國在經濟領域全面進入了全球市場，至此全球貿易格局註定巨變。
但請不要認為這是一個簡單的必然，請注意這個時間節點，這是在美國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三個月之後。然而，就在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18年後的本月初，美國政府官員表示，美國當年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錯誤的（後悔了）。
也正是由於美國發動了阿富汗等戰爭，在2001年之後的數年裡，美國再沒有過於為難中國，中國經濟開啟了融入世界的步伐，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如今，美國從中東撤退，戰略重心重回亞洲，而因朝鮮戰爭遺留下來的台海問題，又將成為新的熱點。
但無論如何，回顧過去70年，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甚至蘇聯的解體，都沒有朝鮮戰爭的影響大，因為蘇聯之前的俄國，本身一直就是西方的強大競爭對手，蘇聯解體只不過是削弱了如今的俄羅斯，並沒有把俄羅斯變成美國的盟友，更沒有創造出一個比蘇聯更強大的政治經濟主體。
朝鮮戰爭則不同，它讓中國真正從農業文明走向了工業文明，成為世界全新的一極，發展至今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讓更多的新興國家在參與地緣政治博弈和自身命運變革的過程中，有了多重選擇，不再只依附於少數一兩個大國，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五
大家已經看到了，就像六百年前的瘟疫改變了歐洲、改變了世界一樣，七十年前的朝鮮戰爭，同樣改變了中國、改變了世界。
而這樣的歷史性事件，此時又發生了。這就是目前已經蔓延至全球大部分國家的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的影響，恐怕遠比我們現在看到的要深遠和徹底。我今天只講兩個方面對中國的影響。當然，對中國的影響，自然就會輻射至世界。
首先我要說此次疫情在中國的爆發，以及迅速被遏制，將讓世界重新認識到中國應對未來戰爭威脅的超級動員和組織能力。我這裡說的“動員”，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
一提到動員這個詞，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通過這次疫情的考驗，中國在面對武漢這樣一個千萬級別的人口城市，都能做到“封城”抗疫，而且還沒有出什麼大亂子，這種強大的動員和組織能力是西方很難做到的。
其實我想說的不是這個，西方也是可以的，只是沒有被逼到那種程度，比如像二戰和冷戰期間，英美等體現出來的集體主義，是超過大家想象的。就連最近一次2001年911美國遭遇恐怖襲擊，美國民眾展現出來的集體意識，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強，當時大學生湧上街頭要求當兵參戰，國會很快授權對阿富汗的戰爭等。這次疫情形勢加劇之後，跟特朗普水火不容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跟特朗普迅速達成抗疫協議，特朗普也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
在面對威脅的時候，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都會作出集體性反饋，但我今天要講的不是簡單的“封城”這種動員組織能力。
五
我這裡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中蘇交惡最激烈的時候，中國採取了戰備疏散，中央機關集中到北京郊區戰備地下指揮部辦公，由周恩來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澤東到武漢主持全國的大政方針，林彪副主席到蘇州負責戰備。
另外，董必武、朱德、李富春等去廣州；張聞天去肇慶；陳雲、王震及鄧小平去南昌；陳毅去石家莊；徐向前及劉少奇去開封；聶榮臻去邯鄲；劉伯承去武漢（後轉上海）；葉劍英、曾山去長沙；鄧子恢去南寧（後轉桂林）；譚震林去桂林；陶鑄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陽；宋任窮去盤錦地區等等。
這就意味着，如果當時蘇聯開始進攻中國，其要面對的，將是數億人參與的全面戰爭，而中國可以將這種動員和組織能力，下放到每一個領導層和全國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可能大家還沒看懂我要說什麼。
我要說的是，面對未來戰爭，中國依然有能力將城市數億民眾轉移到二三線城市，甚至農村地區。大家要明白一點，這一次中國採取的“封城”和封鎖交通的措施，發生在春運之後，也就是至少有三億人從大城市返回到了二三線城市，以及廣大的農村地區的時候。
未來戰爭的可怕之處在於，城市的脆弱性，中國目前是全球超級城市最多的國家，隨便一個中型城市，都有上百萬人口，而這樣規模人口的城市，在西方國家都算是巨型城市了。意大利第一大人口城市羅馬，其人口還不到300萬，不及武漢的三分之一。
美國縱然有紐約這樣的超級城市，但美國整體的人口密度遠低於中國，是真正的“攤大餅”式的城建方式，大部分地方的住宅以獨棟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說，如果一旦爆發戰爭，同樣的爆炸性武器，對中國的殺傷力要遠大於美國、俄羅斯等國家。
上面兩張圖是上海和紐約周邊的住宅區對比，我選取的都是距離市中心20公里左右的居住區，大家感受一下兩個地區的人口密度。
面對未來的戰爭威脅，中國需要有強大的，把數億城市人口迅速轉移和分散到二三線城市及農村地區，而且還需要保證其正常生活和社會有序運轉。
我再跟大家講一個真實的案例。
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以武力要挾，強迫塞爾維亞同意科索沃獨立，但遭到塞爾維亞的拒絕，於是，北約就開始轟炸塞爾維亞。但北約第一輪和第二輪的轟炸，只針對武裝部隊和軍用設施，以及橋樑公路等，塞爾維亞人就是不屈服，站在橋上示威抗議，視死如歸。
問題是，北約的第三輪轟炸把目標瞄準了民用設施，比如電廠、水廠、通訊系統、商店，等等。結果就是，塞爾維亞很快就屈服了。後來就有人問塞爾維亞人，北約轟炸你們的大橋，你們死都不怕，站在橋上抗議，為什麼炸電廠、水廠你們就投降了呢，塞爾維亞人說，停水停電後，晚上漆黑，馬桶也不能用了，都不能洗澡，誰能受得了？
這就是現代化城市在面對戰爭等時候的脆弱之處，城市人可以在滿腔熱血下，不怕被炸死，但扛不住不洗澡、沒有抽水馬桶。要想讓中國這種，人口非常集中，城市規模越來越大的國家，不懼怕戰爭，對各種問題擁有充分的準備，那麼在特殊時期，轉移城市人口問題直接可以決定事態發展的走向。
這一點如果中國能做到，那麼中國在面對未來戰爭等不可測事件的威脅時，將有足夠的能力來應對各種極限壓制，就可以更自信的進行各種改革和發展了。
這就要談到另一個問題，中國為什麼要不惜成本的對全國各個偏遠地區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大投入，我在上一篇關於基建的分析里已經講了一些，另外再補充一個，那就是當危機來臨，大城市人口需要轉移的時候，一個在上海工作了幾十年，住慣了公寓的白領，來到青海、甘肅一個五線城鎮，也可以住得上電梯樓房，用得上抽水馬桶，洗得上熱水澡，吃得上新鮮水果，用得上4G網絡，享受到隔夜即到的快遞的服務。
其實大家沒有注意到，在此次武漢封城之前，在很短的不到一周之內，有超過500萬人離開了武漢，這信息當時被認為是非常可怕的，這500萬人都去哪了，得有多少病毒攜帶者啊。但你回過頭再去想想，這個信息的另一個意思是，僅武漢一個城市，在幾天之內，就可以轉移500萬人口，這還僅僅是自發的轉移。
更重要的是，這500萬轉移出去的人口，不是無序和沒有準備的，這500萬人口可以在全國各地生活更長的時間（已經過去兩個月了）。
那請問，如果你面對一個國家如此規模的城市人口轉移和消化能力，而你又是這個國家的敵對國，有可能威脅對這個國家發達城市進行打擊，你覺得這個國家會被你的威脅嚇住嗎？
知道韓國為什麼那麼怕朝鮮嗎？不是因為光腳的不怕穿鞋的，而是韓國沒有戰略縱深，沒有足夠的能力在短時間內轉移和消化並復蘇首爾等少數幾個城市的有生力量。
而中國呢，別看大部分人都住在，或工作在東南沿海城市，但這些城市的人口，在很短的時間內，都能遷入西南部地形更為複雜的地區，而且能長期生存。
這一點美國和俄羅斯都做不到，美國雖然國土面積較大，但地形過於平坦，可以說沒有什麼藏身之處，所以美國才不得不把防禦戰線推到日本和歐洲，把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及阿拉斯加變成隔離帶，以最大的可能阻止他國陸軍登上美國本土。
而俄羅斯是可以有很大的戰略縱深來轉移的，但問題是轉移到西伯利亞嗎？怎麼生存？
大家可以再想想，當年日本以傾國之力進攻中國，中國大片地區淪陷，但當時國民政府逃到重慶，中共中央在延安指揮戰鬥，最後取得了全面勝利。也就是說，就算侵略者佔領了整個東北和華北平原，中國依然可以憑藉更大的西北、西南腹地保存有生力量，進行反擊。
你看看二戰時候的法國和英國，當希特勒把坦克開過來的時候，法國立馬就投降了，英國要不是隔着英吉利海峽，估計也懸了。法國從東到西也就600公里，來不及反應可能就被佔領了。你再看德國東邊的波蘭（東西距離也就600公里），希特勒用閃電戰只花了28天就被全部佔領了。
中國從上海跑到合肥就得500公里，從南京到重慶要1200公里，請注意，這1200公里可不是平原，恐怕等坦克開到的時候，自己都得散架。再看看延安，到石家莊和鄭州的距離，也都接近500公里，離最近的海岸800公里，更主要的是跟華北平原之間，還隔着秦嶺、太行山、呂梁山等。
其實對於中國來說，從重慶到雲南昆明還是600公里，從延安到河西走廊也是600公里。這些地方都有肥沃的土地，豐富的資源。
轉移有生力量，並將其保存下來，進行反擊和重建，這不僅需要更大的戰略縱深，還需要持續不斷的對這些縱深地區的建設。這種建設在很多時候看上去可能有些浪費，但到了民族生死攸關的時刻，就會發揮出神奇的力量。
中國抗擊新冠病毒這一役，其實無形中展現了強大的有生力量轉移和生存能力。這種東西，將會在未來重新被世界認識，當我們面臨大國之間的對抗，以及更多利益被掠奪，不得不作出反擊的時候，對手在尋找中國戰略弱點的時候，會想起這次事件。
不要跟我說現代戰爭都是什麼空戰、海戰之類的，這沒錯，但這只是一個開闢第一戰場和把安全邊界推至什麼空間的問題，而不是說陸地構造的影響就不存在了。
大家知道美國為什麼不進攻伊朗嗎？為什麼跟阿富汗塔利班打了18年，結果還是跟其簽訂了和平協議嗎？你打開地圖看看伊朗和阿富汗的三維圖，你就知道了。地形地貌和基礎設施建設對地緣政治的塑造，再過200年可能都不會過時。
六
第二個問題，除了剛才提到的轉移有生力量的問題，人類對很多事情的認識，來自於對比，而這種對比，會影響到軟實力的重新分配。
我之所以在前文中，跟大家講朝鮮戰爭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的改變，主要的原因其實就是想告訴大家，朝鮮戰爭給全球政治決策者帶來的衝擊是很大的。
正因為有了這種衝擊，這些決策者才會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決心、意志，以及潛力作出正確的判斷。還記得去年5月中旬中美貿易談判完全談崩，美國對中國2000億美元輸美商品提高關稅至25%那一次嗎？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連續播放了抗美援朝題材電影《英雄兒女》、《上甘嶺》、《奇襲》。可謂意味深長。
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中國經歷了抗日戰爭，也經歷了內戰，但對於國際社會來說，內戰主要是蔣介石不行，而抗日戰爭的勝利，跟蘇聯、美國等對日作戰有關，很多人甚至不承認是中國消耗了日本，使其不能以更大的規模北上或南下，給蘇聯和美國各戰線的勝利爭取了時間。
所以朝鮮戰爭中國的參戰，其實對於由17國組成的聯合國軍來說，剛開始並沒有太在意，但最終的結果就是，這場戰爭成為美國有史以來，領導盟友參與的最失敗的一場戰爭，中國用落後其好幾代的裝備，可以說成功阻擊了聯合國軍。這種從心理層面帶來的衝擊，其影響是廣泛和長遠的。
當然，後來中國也打了幾場局部戰爭，比如中印邊境戰爭、中越自衛反擊戰等，但面對的對手跟當年的朝鮮戰爭不可同日而語。
1982年的時候，阿根廷和英國為了爭奪馬島，發生過一次較大規模的戰爭，結果就是年輕氣盛的阿根廷，被衰落的英國給一頓胖揍。而後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得意得找不到北了，跑來跟中國談香港問題，結果鄧小平說，如果英國人不好好談，中國將單方面決定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而且中國要收回的是整個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而不僅僅是租期99年的新界。
後來很多人說，英國之所以歸還香港，是因為英國離香港太遠了，一旦真要打起來，對英國不利。其實你去看馬島離英國有多遠，離阿根廷有多近，就知道這不是距離的問題。而且相比馬島，香港周邊，都有英國鐵杆盟友美國的軍事基地，韓國日本、新加坡、沖繩等，這不是距離遠近就能解釋的。
所以，英國之所以歸還香港，依然是基於朝鮮戰爭以來，對中國的認識。朝鮮戰爭期間，英國死、傷、被俘、失蹤官兵4435人（要知道整個鴉片戰爭，英國也就死了不到一千人），朝鮮戰爭馬良山一戰幾乎全殲英國“皇家蘇格蘭團”，這可是一支擁有300年歷史榮耀的部隊，“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聽到“皇家蘇格蘭團”第一營被全殲後，也是大驚失色。
七
那我扯這麼多，到底跟此次疫情所帶來影響有什麼關係呢？很簡單，如果疫情是一個強大的敵人，那麼只有所有國家都經歷了這場戰爭，才會分辨出誰在面對這種威脅的時候，更加強悍。這就像朝鮮戰爭，如果中國的對手不是美國為首的17國聯軍，而僅僅是南朝鮮，那可能大家都不會記得這場戰爭。
如果此次疫情，類似於2003年的非典一樣，只在中國大規模爆發，或者僅僅是中國跟周邊一些地區或小國爆發，然後被遏制，那麼在國際社會，只會留下一個話柄，西方反而會變本加厲的指責中國很多做法，對中國的偏見不僅不會改善，而且會加深。
但這次疫情遠比國際社會想象的要嚴重，此時僅僅意大利的死亡人數就已經突破了1200人，在求助歐盟無望的情況下，意大利對中國發出了求助信息，在中國派出救援隊和醫療物資之後，歐盟臉上也掛不住了，給意大利撥了點錢。
按照目前的狀況發展下去，西方發達國家所要面對的抗疫形勢會更加嚴重，我們也並不希望更多的人感染和死亡，但這會帶來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影響，那就是全球民眾不會再聚焦對中國應對疫情做法的討論，而是開始對比誰的做法更為有效。
也就是說，隨着疫情的蔓延，以及各類緊急措施的推出，無論發達國家政府如何做，民眾依然會跟中國來做對比。當然，中國做得也並不好，就像朝鮮戰爭一樣，中國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當身邊的人因感染病毒不治身亡的時候，當互相隔離，出現各種指責的時候，疫情會給西方更多的人留下巨大的心理陰影，未來當西方各類媒體發起對中國的偏見性攻擊時，民眾可能就不會那麼熱衷了。這種改變如果不經歷一些重大的心理衝擊，是很被實現的。
我這裡不是在誇讚中國，而是想告訴大家一個事實，人類是一種依靠比較來獲得幸福感，以及作出判斷，從而決定其觀點和行動的動物。這就類似於中國疫情爆發之後，很多明星跑到海外去“躲難”，但現在又得覺得中國更安全，往回來跑。難道兩個月的時間，人們對兩邊政府的信任和認識，就扭轉了嗎？這種信任和認識的轉變，以及基於安全感做出的選擇，本身就來自於比較。
這種比較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一旦出現這種比較的機會，很多事情都有可能會發生某種本質性的變化。
如果說70年前的朝鮮戰爭，使得傳統的工業強國從政治決策層面不再敢覬覦中國的領土，不再輕易的踐踏中國的國家利益，那麼這一次的新冠病毒，將會給西方從社會層面帶來一些新的認識，至少會對“逢中必反”產生一些反思，而這只是一個歷史性的開端。因為人類要面對的共同挑戰將越來越多。
美國一些專家去年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個觀點，意思是，要想讓美國和中國停止貿易爭端等，除非外星人進攻地球（找到一個共同的敵人）。
當然，我們不能一廂情願的認為疫情過後西方對中國會有義務性的友善的態度，因為這裡面也需要我們對西方文明裡面好的部分儘可能的理解和接受，但我要講的是地緣戰略層面。
當你發現，你不僅顛覆不了人家，而且人家有時候做得還比你好，你還很有可能會求助人家，人家還總是熱情的幫助你的時候，你看人家的眼光就真的要變了。
八
人類是一個非常強大而又脆弱的物種，於是，只有出現極端的恐懼，才會摧毀固有的偏見和自大，而這種優越感一旦坍塌，要比人類自己想象的更摧枯拉朽。戰爭和瘟疫儘管沒有人願意去主動承受，但如果難以避免，便是治療偏見和自大的一副“良藥”。
請不要覺得我的結論僅僅是“中或最贏”，這是人類共同的災難，但在更加深邃和浩瀚的人類演化邏輯面前，我們所經歷的，都只是滄海一粟。看看猶太人吧，自己強大到足以買下整個地球，但戰爭一來，依然面臨被滅種的威脅，一個國家如果不做出最壞的打算，不擁有和展現足夠震懾對手的安全實力，文明早就隨着鐵蹄、槍炮和病菌而消失了，哪還有什麼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