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逆轉

 

2011年7月15日,中國台灣省在香港設立了一個駐港機構,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經濟部」駐港的「遠東貿易中心」及「新聞局」駐港的「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納為辦事處下屬的「商務組」及「新聞組」,負責在港業務。 

在這之前,辦事處的前身叫中華旅行社,是一個十分特別的機構,這個旅行社沒有任何旅遊項目,實際是台灣省駐香港最高代表機構,職能約等於一個「領事館」,負責簽發中華民國護照、辦理入台證、簽證等等。 

香港是如此的特殊,同樣為了避免一些政治上的糾葛,中國政府在收回香港前,也沒有現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其職能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擔任,回歸前,新華社駐香港分社分為大新華和小新華兩部分,小新華是新聞通訊社,大新華就充當了今天中聯辦的職責。 

1997年香港回歸,2000年1月18日才掛牌中聯辦,2000年之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就相當於今天的中聯辦主任。 

然而這麼重要的一個崗位,卻發生一次嚴重的叛逃事件。 

就是1990年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 

許家屯曾擔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3年67歲時,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直至1990年2月。 

許家屯後來寫了一本回憶錄(本人暫時沒有找到這本回憶錄,以下關於許家屯的經歷以李子暘所寫文章《從一個人的經歷看香港回歸前的困難局面》,以及《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為準,如有錯漏,請讀者指正),講述了自己在香港的心路歷程,按他在書里所說,他一到香港赴任,就被當地報紙嘲笑,說他衣著打扮太土,「短襯衫不合身,頭髮亂篷篷的,還戴著黑社會才戴的黑墨鏡。」許家屯受了點刺激,花600港幣買了套西裝,但香港媒體還是譏嘲他西裝式樣陳舊、料子低檔,不符合一方大員的形象。 

後來又重做了一套新西裝,配上平光眼鏡,才沒被香港媒體指指點點。 

許家屯在江蘇時配的車是皇冠,1983年,大陸有人坐這樣的車,已經是天大的待遇,但到了香港,別人說您這樣的身份坐皇冠怎麼行?至少得是黑色賓士,1984年就有人要送他一輛價值90萬港幣的勞斯萊斯,但許家屯拒絕了。 

李嘉誠後來找到他,也說您這樣的身份,往返京港不能坐民航,得有小型噴氣式飛機,要不送您一架? 

許家屯在回憶錄里說:「理解他的好意,暫時沒有迫切性,謝謝他的關心。」 

但許家屯的心,漸漸鬆動了。 

剛到香港時,許家屯還會按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要求,去底層貧民生活的九龍城寨參觀視察,想解決底層群眾實際困難,消滅貧民窟,但是待了幾年,許家屯慢慢產生了變化。 

他不再下貧民窟,而是在辦公室請香港的權貴富豪階層過來溝通,他忙著參加富豪的婚宴、看戲劇活動、參加公司開幕或周年紀念、甚至為去世的富商扶靈,成為第一個公開給資本家扶靈的共產黨地方領導人,許家屯一年要出席500多次這樣的活動,平均一天1.5次左右,完全泡在了權貴堆里。 

許家屯忘了共產黨的初心,也放棄了群眾路線,活在了連綿不斷的飯局與應酬當中。 

香港大逆轉

1986年,李嘉誠單獨約見許家屯,說他要在海南島投資100億港幣搞開發,但條件是許家屯去海南當領導,或者擔任開發公司的董事長。 

李嘉誠已經把他當成是自己人了。 

1989年底,中央決定免去許家屯社長職務,香港富豪們要求給許家純設宴餞行,許家屯一家家吃不過去,就租了一個四五千人的會場,和香港名流一起吃了一頓,規模比國慶酒會還大。 

許家屯對這次的送行排場,還頗為得意。 

相對於許家屯自傳里對自己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其繼任者周南則在自己的口述中,對許家屯相當不客氣。 

周南說,許家屯到香港就貪圖物質享受,找趙姓領導要了一億美金按香港方式辦企業,成立了一家公司,把自己親戚都塞進去,結果公司破產了。 

建大亞灣核電站時,因為有其他國家核電站出事故,香港部分人就鬧事,說核電站會殃及港人,幾萬人聯名向中央施壓,許家屯感到了壓力,便向中央提議遷址,小平同志很不高興,說他們一鬧你就遷,如果搞個簽名運動反對香港回歸你怎麼辦?你也讓嗎?就給駁回去了,這事鬧了一陣子也就過去了。 

1989年,英國人策動一些香港名流找許家屯提出建議,讓英國繼續統治香港,不要急著收回,每年給中央十幾億或者更多,許家屯居然真的在內部講這是個「大政策」,搞得中央很惱火,這時許家屯已七十三歲了,中央便決定調他回來,讓他在北京或南京選個地方安度晚年,但不能留在深圳。 

周南說,許家屯起先賴著不走,後來找外交部駐港簽證處要了一個不帶官銜的紅皮護照,周南接任後不久,許家屯在深圳把夫人騙去南京,說自己晚些回,夫人一上火車,他當天就帶著情人跑去了洛杉磯。 

1990年4月30日晚,許家屯不告而別,飛往美國,至2016年6月29日在洛杉磯去世,年101歲。 

許家屯叛逃後,並沒有在海外攻擊中國,據說回憶錄里也流露出一定的悔意,算是沒經住香港這個大染缸的考驗,但談不上大奸大惡。 

1983年許家屯去香港時,大陸實在太窮太窮了,許多農村家庭連一件像樣的傢具都沒有,衣服上都是補丁,城裡待業青年至少2000多萬,找不到工作到處惹事生非,引出了1983年中國第一次嚴打,許家屯在大陸時已是超高待遇,出門有皇冠可坐,但遇到李嘉誠這樣動不動要送私人飛機的,差距還是大到讓人感到窒息。 

在巨大的經濟鴻溝面前,許家屯最終拋棄了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只跟香港的權貴階級來往,慢慢和香港權貴融為一體,李嘉誠後面提出讓許家屯去海南島,簡直就是將他視為將來可操縱的白手套。 

許家屯的這套上層路線,一直沒有團結底層民眾,對權貴步步退讓,使中央在香港喪失了民心陣地,甚至輿論陣線一直在親英美的人手裡,香港那麼嚴重的房地產問題、貧富差距問題沒有人去揭發對抗,資本家對平民的剝削可以說已到了全球極致,財富凝固,年輕一代毫無出頭之日,但社會矛盾,居然被引向了對抗中央。 

等到2019年危機大爆發時,才知道問題有多嚴重。 

 

今天回過頭來看兩年前,我們不能把2019年的香港危機單獨拎出來,香港危機從2014年「佔中」就開始暴露,當時主要煽動策劃人就是黎智英,參與佔中的90%是青少年,中學生又占多數,現場一些指揮者年僅17歲,而此時距離香港回歸祖國剛好短短17年,事實上,從許家屯那時候對香港的溝通管理,就埋下了大禍根。 

在佔中事件發生時,一名叫曾建超的男子,向維持現場秩序的11名警務人員潑糞水和尿液,警察還擊後,七名警察(總督察黃祖成、高級督察劉卓毅、警長白榮斌、警員劉興沛、警員陳少丹、關嘉豪、黃偉豪)被判入獄兩年,而曾建超只判五個星期刑期,帶頭鬧事的黃之鋒只判了80小時社會服務令,羅冠聰只判了120小時社服令,周永康入獄三周,緩刑一年,警察一律重判,鬧事的人一律輕判,這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發生的荒唐事情,居然在香港發生了。 

這裡暴露了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十幾歲的學生會被煽動起來?第二,為什麼法官會包庇鬧事者而重判警察? 

先說第一個問題,學生一起出問題,那肯定是教書的老師有問題,香港的老師幾乎都會加入一個協會叫「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這個協會是香港最大的單一行業工會,有會員近10萬人,所有的大學、中學、小學、幼稚園老師都會加入這個協會。 

而教協,是被港獨分子把持的。 

教協的第一任主席司徒華,就是香港民主黨重要人物之一,比李柱銘的影響力還要大,一直在不余遺力推動港獨,司徒華還創立了支聯會(支持愛國民主聯合會),都是香港的反對派,教協,被司徒華等人玩成了民主黨的教育支部。 

教協現任監事會主席叫潘天賜,兼任香港職工會聯盟會長,而職工盟主席就是港獨分子吳敏兒,職工盟則一直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接收資金支持。 

像香港理工大學教師鄭松泰,教唆年輕人上街搞暴亂,說哪個父母反對他們上街,這些父母就是「港豬」,香港年輕人「要跟港豬劃清界限」,「要跟這樣的父母斷絕關係,終生不相往來」,有這樣的港獨教師一直在校園做宣傳,參加暴亂的自然都是港獨老師的學生。 

香港2019年的騷亂人群主要來自於校園學生,學生思想主要來自於教師,教師主要來自於教協的控制,教協又被港獨分子佔據,還收美國人的錢,禍亂當然從這裡爆發。 

再說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警察會被重判? 

因為重判警察的主審法官叫杜大衛,並不是華人,其實是一名英國人,有英國國籍。 

香港大逆轉

杜大衛

 2016年,梁振英委任17人為新一屆香港終審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僅有兩人為中國香港籍,其餘均為外國國籍或雙重國籍。 

注意,按香港基本法第92條和82條,只對香港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規定「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外,對其他法官的國籍均沒有限制,留下了香港司法系統有大量外籍法官的制度漏洞。 

留下外籍法官的原因,一是英國刻意造成香港本土法律人才奇缺,1989年才允許香港本地人攻讀法律系,因為英美法系的司法獨特複雜,本土法官數量滿足不了香港法院需求,英國人藉此壟斷香港法律界;二是香港當時作為大陸對外的金融窗口,配合的也是英美法系,作為金融系統的附贈品,也需要英美法系的人才。(第二點才是主要原因) 

所以我們常會看到一條看起來又搞笑又反常的新聞,英國威脅不向香港派遣法官。 

香港大逆轉

2021年,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Rboert Reed)就說,如果香港「司法獨立被削弱」,他就不會來香港出任法官,也不會提名其他英籍法官。

香港大逆轉

韋彥德

 不過《泰晤士報》呼籲英國法官集體辭職時,香港終審法院的兩名英籍非常任法官廖柏嘉、華學佳卻不肯走,拒絕辭職。 

以上可見,香港並沒有完成徹底的回歸,香港其實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它的法律系統與教育系統還在英國人手裡。 

去殖民化的道路並沒有走完,反而殖民化的痕迹被加深了。 

2014年佔中爆發時,沒有及時將問題連根拔起,等這班孩子長大,2019年反修例風波才會越鬧越大。 

佔據法律+教育宣傳陣地的英美帝國,指使著自己在香港的代理人,向主要依靠警察+外交陣地的我方,發起了瘋狂進攻。 

2019年,這些在反中教育中長大的香港年青人,燒地鐵、占機場、打大陸記者、毆打大陸遊客、四下堵路、用磚頭拍死一名老伯、點火焚燒政見不同者……將整個香港鬧得烏煙瘴氣。 

英美在後方遙控,提供物力財力支持,黎智英、陳方安生、李柱銘、何俊仁四大主將居中坐陣調配資源,黃之鋒、何韻詩、羅冠聰、周庭等年輕一代充當前鋒,在香港發起持續不斷的暴亂,近一年左右,我們看到的新聞,一會是警察被咬斷手指,一會是暴徒撕污國旗,一會是廢青圍攻警察局,一會打砸立法會。 

大陸人民在一旁看得義憤填膺,急得如火燒心肺,福建人甚至組團在北角街頭同暴徒對毆。 

香港大逆轉

東方明珠,一時妖氣瀰漫。 

香港鬥爭的本質是殖民化與反殖民化的鬥爭,香港的問題已迫在眉睫。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2020年初,中央涉港有關部門大換血,夏寶龍任港澳辦主任,駱惠寧任中聯辦主任。 

夏寶龍曾任浙江省委書記,駱惠寧曾任青海、山西省委書記,都是管理過幾千萬人口的地方要員,倆人本已經從省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一個打理全國政協,一個任職人大財經委員會,本都不用再衝上一線,但香港形勢逼人,兩位政壇老將只能再度出山鎮守。 

這標誌著處理香港問題,從過去外交事務的處理思維,改為現在地方省市的管治思維。 

在兩位大員上馬之前,從2019年6月反修例風波開始,一直鬧騰了半年,我們對香港暴亂的處置態度,就只有一個字: 

忍! 

為什麼要忍? 

因為香港地理、金融位置特殊,屬於全球媒體聚焦的核心地帶,21世紀世界輿論環境也跟過去大不一樣,現在是互聯網時代,信息可以在幾秒內傳遍全球,每一張圖片、每一個視頻,幾乎每個細節都會被放大解讀,世界頂尖輿論又被西方猶太人掌控,這夥人拿著放大鏡盯著中國,印度那邊農民們上街抗議都要死個幾十人,西方世界根本無視,照樣誇印度是民主典範,中國這邊香港警察被人咬斷手指都不能開一槍,只要香港警察一開槍,就一定會被西方世界描繪成「血腥鎮壓」。 

在那段時間裡,香港警察受盡了委屈,他們去維護被打爛的香港街頭時,所有黑記都只盯著他們有沒有動手,根本不管旁邊有暴徒在燒地鐵;他們下班後被人報復襲擊,有警察被砍斷4根手指,身中4刀;他們執行任務時會被暴徒圍毆,鋼珠把牙齒都打碎了。 

香港大逆轉

但是要忍,要等待時機。 

在那段時間,我們看到香港接連不斷地發生一場又一場的騷亂,我親自去過現場兩次,親眼目睹穿著一身黑衣的年輕人放火燒地鐵、沿街砸所有中資控投的商鋪(比如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跟玩鬧似的圍攻警察局。 

但每次,這些暴徒幾乎都沒有受到什麼處罰,警察最多使用高壓水槍、催淚彈控制現場,每次放催淚彈前,還反覆舉黑旗提醒,我還混在人群里吃過兩回催淚彈,就是比較辣眼睛,得找個角落用礦泉水洗一洗清醒一下。 

那些被警察揪回去的暴徒,又快又被英國人控制的法院放了回來。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也一度十分被動,連跟人私下聊天的錄音都被路透社有意放在了互聯網上,暗示她撐不下去了,林鄭月娥面對媒體時強硬表示,自己從沒有向中央提出辭職,一定會帶領香港走出困局。 

那一段時間,大陸民眾看新聞,個個都能看得心急火燎,恨不得抄根棍子就去香港幫忙。 

2019年,新中國已建國70年,領導人都走到了第五代,摸爬滾打這麼多年,治國手段已經變得成熟穩重,面對香港亂局,不太可能讓警察跟暴徒搞街頭對攻,不搞流血衝突,以免授人於柄,而是耐心地計劃用更穩健更符合現代文明的方法,直接將香港問題拔除根源。 

打蛇要打七寸,戒急用忍,先穩住大局。 

在暴徒無數次抓了又放,放了又鬧,鬧了又抓的循環背後,我們在等待兩條法律的誕生。 

一條是《國安法》,一條是新修訂的香港基本法兩個附件。 

我們要用法律對抗暴亂,用秩序整理混亂,沒有法律做鋪墊,不管亂港分子如何挑釁,堅決不像印度、緬甸這樣的西式民主國家開槍鎮壓,不陷入對方的輿論圈套。 

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對香港的政治鬥爭,暫時陷入了一個低潮期。 

從2020年2月28日開始,香港警方以未經批准集會拘捕了黎智英兩次,4月18日以同樣案件拘捕何俊仁,帶頭衝鋒的羅冠聰在2019年8月14日先逃到紐約讀書,黃之鋒、周庭則早在2019年8月30日被拘捕。 

2019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的這一輪逮捕,都是一時的緩兵計,這些亂港代表人物幾乎都很快保釋,大陸民眾一時很是失望,不知道中央將用什麼方略安邦定港,民眾情緒一度十分焦慮。 

這期間,還發生了兩件大事,一度使我們的局面看起來更加被動。 

一是8月8日,羅冠聰跟黃之鋒去見了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見完Eadeh 羅冠聰就先溜了,9月黃之鋒與何韻詩參加了美國國會聽證會,11月27日,特朗普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使之成為美國的國內法。雖然事後證明,特朗普對插手香港興趣不大,這個法案也沒什麼卵用,但一年半前,美國這樣明目張胆地干涉中國內政,還是讓人民群眾緊張了一陣子。 

香港大逆轉

二是就在特朗普簽署那個鬼法案的前一天,11月26日,香港2019年區議會選舉結束,452席建制派只獲得了59席,中立派贏得8席,泛民派拿到了385席,泛民派獲得大勝。 

此時的香港,街頭有暴徒鬧事,政治上泛民派拿下了區議會大選,國際上剛剛獲得美國的法案支持,大陸這邊也一直沒有傳出有效的應對措施,一時陷入了最為不利的局面。 

但誰都沒想到,這竟是泛民派們最後的高光時刻,也是香港大逆轉的開始。 

 

夏寶龍與駱惠寧上任後不久,世界疫情突然大爆發。 

中國大陸的新冠疫情在2020年1月下旬嚴重,5月1日大局基本控制住,香港暴徒每周固定的動亂,因為疫情都不敢上街鬧事,竟意外打斷了。 

從2020年2月後,香港街頭動亂漸漸平息,雖然疫情是人類大災難,但在香港這件事情上,突然起到了急剎車的作用。 

剛好給了香港一個巨大的戰略調整期。 

從這個階段開始,香港從激烈的街頭對抗,改為真刀真槍的政治鬥爭,對香港分裂勢力的反擊,也從此時打響。 

第一個分界線,是2020年6月30日,全國人大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簡直如一道閃電鏈,擊中了各色妖魔。 

《國安法》出來前七天,消息靈通的李柱銘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突然變了一個人,說「攬炒」(同歸於盡的意思)哲學很幼稚,並說香港要求「獨立」會讓香港失去國際支持,提介「攬炒」的人一無所知,還說港獨是很危險的,以自己的年紀,並不可能支持獨立,也不會參與暴力,他還規勸年輕人不要做事太激烈,在香港搞「獨立」不可能實現。 

李柱銘號稱「民主教父」,是香港港獨派里最有聲望的人之一,他這麼一說,整個港獨派都懵了,這相當於魔教里的向問天帶頭削髮入了少林寺開始吃齋念佛,這誰頂得住? 

港獨黎耀駿氣得大罵李柱銘,「可唔可以快啲死?唔好再拖後腿了!」(可不可以快點死,不要再拖後腿了) 

《國安法》出來前兩天,另一個見事不妙的陳方安生直接聲明自己80歲了,得退出政界了,從此歸隱江湖,不再過問政事,辭任「公民實踐培育基金」董事,並意外地呼籲起年輕人守法。 

6月30日這天,從倫敦回到香港上網課的羅冠聰趕緊和周庭、黃之鋒一起宣布退出港獨組織「香港眾志」,辭去一切職務。 

這裡我必須解釋一下,為什麼港獨派這麼畏懼《國安法》。 

《國安法》第一厲害的是在香港法律中,將「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主義」以及「與外國執力勾結,危害國家安全」定為犯罪,僅破壞財物一項就可以構成恐怖主義(不能燒地鐵了),最高可以判無期徒刑,得把牢底坐穿。 

這裡就必須要講一下香港歷史上著名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了。 

大家應該在各個新聞里常聽到這個名詞,這條法律就是香港基本法里用來防港獨、防叛國用的,2003年董建華推動第二十三條立法,反對派就跑出來搗亂,說限制言論自由什麼的,還在七一那天搞了個50萬人大遊行,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乾脆辭職,2003年這次方案就給撤回了。 

一個國家設法律防止分裂,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英國不讓北愛爾蘭分裂,西班牙不讓加泰羅尼亞分裂,美國不讓德克薩斯分裂,但他們偏偏喜歡在香港搞分裂,二十三條一直沒正式通過。 

後面每次一提這件事反對派就跳出來搗亂,反反覆復都是那幾個理由,加上英國一直在暗地裡遞刀子,扶持這些政黨上台,這個工作就一直沒法展開。 

大家別看香港富裕就覺得香港的一切都是對的,其實香港政壇這種噁心事特別多,像英國佬故意在新界留下「丁權」系統,讓香港的房地產畸形發展,每次一討論廢丁權或者開發新土地,就有一些噁心極了的政客跳出來說這是欺負香港農民,破壞香港農業生態,總把一件臟活說得冠冕堂皇。 

我為什麼對這種事這麼熟悉呢?是因為我以前有個香港同事,天天跟我討論這個,他就是被那種政客洗過腦的人,我一聽他說完就覺得不對,邏輯不通,你為了保護少部分人的丁權,就要讓絕大部分人住著地球上最貴的房子?交著全地球最貴的房貸?這是什麼道理?我會一條一條反駁,這哥們就發一大堆香港這種政客的理論給我,什麼人權啦環保啦,各種道德高地,每次看得我都想抽死他。 

2019年修例風波發生後,我們倆在微信上對罵了一場,互相指責對方SB,也互相拉黑了。 

這次香港因為修例風波,把我們這搞火了,屬於給你臉不要臉這種,乾脆直接走國家最高立法流程,一步到位,先搞出個《國安法》來做基本法的補充,二十三條我們後面慢慢搞。 

《國安法》第二厲害的,是特首將任命特別法官審理國家安全案件(不會再選英國法官了),律政司長可以拒絕由陪審團進行審理(也別想用陪審團來影響判決),北京擁有對該法的最終解釋權,並將派一名顧問加入,監督該法的實施,委員會的工作不會公開,也不會接受司法審查,並允許嫌疑人可以送往大陸受審。 

簡單一句話,誰犯了《國安法》,英國人別想護崽子了,所有法律工作我們自己人慢慢收拾。 

這個新成立的保衛國家安全辦公室很快就入住了銅鑼灣維景酒店,並在酒店周圍設置了路障。 

機構的負責人叫鄭雁雄,是從廣東調過來的,經驗豐富,來香港前,已是廣東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處理過許多危機公關。 

這種陣勢,嚇得港獨派們一哆嗦。 

於是該投降的投降(李柱銘、陳方安生),該坐牢的坐牢(黃之鋒、周庭)。 

202012月,《國安法》下來半年後,沒有了英國法官的干擾,黃之鋒、周庭分別被判刑13.5個月、10個月。 

周庭還是太年輕了,不知道政治鬥爭的可怕性,她後來發給西方媒體的一段視頻里,說自己「在監獄裡,不停地哭。」 

從佔中開始,鬧得香港這幾年人心惶惶,事情不可能這麼簡單結束,多年舊賬,一起慢慢算。 

2021年1月,國安處將還在服刑的黃之鋒、譚得志再次拘捕,這次就不僅僅是「非法集結」這麼簡單了,而是「顛覆國家政權罪」,3月2日,黃之鋒因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被押入荔枝角收押所,估計黃之鋒將在牢里待許多許多年了。 

黎智英、何俊仁、李柱銘、李卓人、吳靄儀、梁國雄、何秀蘭等七人,也在2021年4月1日認罪,承認了兩項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不出意外的話,估計黎智英等人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資料收集也在路上了,黃之鋒走過的路,黎智英後面也得再走一遍(黎智英可能會送大陸受審)。 

跑得最快的羅冠聰,2020年3月底因全球疫情回到香港,現在又逃到了英國,拿到了英國政治庇護,中間還居然去見了一次蓬佩奧。 

但何韻詩一直相安無事,到現在也沒什麼消息,她這邊不好辦,可能跟她是加拿大國籍有關。 

我仔細閱讀了各方資料,發現現在治理香港的節奏,是分三步走的。 

《國安法》只是全新治理香港的第一步,算是搞定了本島的港獨分子,穩定了局勢;第二步,則是構建香港的整個政治生態系統,奪回對香港的全面控制;第三步,則是爭取民心,重新分配香港財富。 

第一步這一章已經講完,下面講第二步。

 

 

第二步的核心,就是2021年3月30日,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附件一指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附件二指的是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 

這兩個附件出來後,從根本上堵住了港獨勢力進入香港政壇的可能性,西方媒體一片哀嚎,《紐約時報》說「此舉幾乎摧毀了香港立法會中的民主派陣營。」 

我簡單講一下裡面的重點內容。 

原先立法會的半數席位由直接選舉產生,另一半由專業人士、商業團體和其他團體組成(香港叫功能界別),到附件推出時,港獨派仍在立法會擁有20多個席位,並經常使用手中的權力對抗中央,阻撓政府措施。 

這次附件通過,讓選舉委員會人數從1200人增加到了1500人,立法會議員人數從每屆70人增加到90人。 

前文說過,泛民派不是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大勝嗎?現在附件直接取消了區議會在選委會和立法會中的席位,直接把區議會趕下了政治舞台! 

就是說原本港獨們準備在區議會中對抗中央,現在區議會變成大陸街道辦的相近職能,為社區居民服務,只能幹點民生打雜的活了,沒有立法政治權了。 

最重要的,是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委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 

也就是說,以後哪個人想做特首、議員,得先被審查委員會過濾一遍,凡是有港獨傾向的人,就不可能做特首和議員了。 

這個審查委員會由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以及維護國家安全委員的調查,這兩個部門的調查報告將提交給審查委員會,委員會對候選人資格的決定是最終決定,不能向法院上訴。 

打個比方,就是黃之鋒想參選議員,得經過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審查這一關,鄭雁雄說不行,黃之鋒就永不可能參政。 

這就是大家最近在新聞里聽到的「愛國者治港」的意思。 

鄭雁雄也是這一次治理香港的重要人物之一,但大陸這邊媒體很少提到他,只是在一些新聞里偶爾一句帶過。 

為了保證愛國者治港,中央在2020年7月下了一步很妙的棋。 

2020年7月31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因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推遲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2021年3月30日,林鄭月娥表示,爭取9月選委會選舉,12月立法會及2022年3月特首選舉。 

就在這個檔口的中間,3月30日,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將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推遲了一年,就是為了等2021年3月人大的附件一和附件二,這樣就能保證,後面進入立法會和擔任特首的人,都是愛國者。 

如果不推遲這一年,讓港獨派再進入立法會,香港至少再陷入五到十年的動亂。 

治大國如烹小鮮,急不得,一條一條來嘛。 

當香港街頭的暴徒在焚燒地鐵時,當無辜的老伯被磚頭拍死時,當黃之鋒帶隊攻打警署時,大陸人民是如此火急火燎,看著電視就想抄傢伙上,但政治是需要智慧的,治理國家,需要有效的將問題徹底剷除,這個過程中,都需要耐心和冷靜。 

2020年6月30日的《國安法》鎮住了香港,打擊了港獨的氣焰,2021年3月30日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則有效剷除了港獨派的生存土壤。 

這才是真正有效治理的成熟政治手腕,以暴制暴解決不了問題,從法律上找根源才能解決問題,只有二愣子青年才天天想著上街喊打喊殺。 

當然啦,前面這兩步,是正面戰場,其實,還有些側面戰場,普通群眾一直沒怎麼在意。 

在教育界,2020年6月開始,香港學校必須展示中國國旗、在國定假日播放國歌;2020年7月,香港大學罷免了佔中發起人、港大法學院終身法律副教授戴耀廷;教育界開始改革高通識教育科計劃、教育局長楊潤雄禁止學生唱動亂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禁止在校園展示政治口號或組成人鏈;《國安法》通過後,特萊特國際學校的歷史老師,都用俄羅斯和冷戰課程,代替了他們以前講授的西方視角的中國歷史;2021年2月初,教育局發布指令,要求對幼稚園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小學階段開始進行國家安全課程。 

香港警察原先的英式操典方式,也改成了中式操典。 

在政治界,2020年9月6日,第七屆立法會驅逐了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梁繼昌四名第六屆立法會議員,這四人常跑美國抹黑香港警方「過分使用武力」、建議美國制裁香港特區官員、為美國提供「制裁名單」,干擾立法會正常運作;11月11日香港政府宣布這4人正式失去議員資格,15名反對派馬上集體宣布辭職,世上竟有這等好事?林鄭月娥馬上批准辭職,12月1日正式生效。

香港大逆轉

反對派集體宣布辭職

 《國安法》頒布後,一次性就拘捕了53名反對派頭目。 

在法律界,香港動亂時的舊賬開始一筆筆清算,2019年11月在上水用磚頭砸死70歲羅伯的兩名男子,於2020年6月被控謀殺罪,此案件還在審理中;2019年7月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咬斷警察手指的港大畢業生、24歲青年杜啟華,於2021年3月15日被判襲警罪,入獄5年半。 

每一個做出過激行為的年青人,都要做好付出法律代價的準備。 

在國際上,特朗普制裁了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駐港國安公署副署長李江舟、警務處副處長(國家安全)劉賜蕙、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美國財政部還對14位中國全國人大官員實施制裁,禁止這些人前往美國,他們在美國司法管轄範圍內的資產,或者由美國人擁有或控制的資產都將被凍結。 

當然也制裁了林鄭月娥和駱惠寧。 

林鄭月娥面對制裁時說:「我在美國沒有資產,也不嚮往到美國。」 

駱惠寧的回答是:「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恰說明我為國家、為香港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我在國外沒有一分錢資產,搞『制裁』不是白費勁嗎?當然,我也可以向特朗普先生寄去100美元,以供其凍結之用。」 

這種事當然少不了天字第一號攪屎棍英國,2020年7月時,英國首相約翰遜說要向300萬名有資格申請BNO的香港人提供入籍途徑。 

英國將修改入境規則,准許符合申請BNO的香港人,在英國居住及工作的期限由半年延長至五年,五年後可以申請定居,再居住12個月後可申請入籍。 

但是一戶香港家庭要是跑去英國拿著BNO等入籍,六年時間,差不多要花掉幾百萬元港幣。 

我們應對的方法也很簡單,從2021年1月31日起,不再承認BNO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明和身份證明,並保留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治理香港的第三步,是民心。 

回到我們文章的開頭,我們曾聊起過,許家屯在治理香港時,更醉心於和名流的交往,而不是和大眾階層打成一片。 

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香港一切的矛盾推給港獨分子,香港確實有它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可以說是資本主義自由化到極點的一個標誌型社會,富者通過金融、房地產壓榨底層和年輕人,使新一代年輕人看不到人生希望。 

香港又是如此的複雜,在英美勢力支持的港獨分子推動下,加上輿論環境的引導,矛盾漸漸被引向了港陸關係。 

不能簡單地去憎恨香港鬧事的年輕人,而是應該要理解他們生存環境中的某些客觀條件,再去解決香港大多數人的痛苦。 

暴力無法解決最終問題,只有深入了解並付諸行動,才能化解問題。 

在吸取過去執政的經驗教訓後,明顯這一屆有了長足進步。 

所以我們看到駱惠寧開始去九龍深水埗劏房戶,重拾共產黨的初心,了解香港底層民眾生活,也看到中央領導在公開場合說,香港住房問題確實很難解決,但不能不解決。 

香港大逆轉

每一項社會危機背後,必定有其深層次的經濟原因,香港的社會階層固化、老年人把持經濟果實、年輕人沒有出頭之日、新興科技領域缺失、社會生存壓力超大等各種事情都亟需處理,中聯辦要回到平民中去,回到大眾的生活中去,拋棄過去只和名流打交道的思路,實事求是的解決香港的民生問題,才有可能真正獲得香港的民心。 

 

本來我以為只要一天時間,我就能寫完香港這兩年政治鬥爭的大逆轉,結果寫了差不多一周時間,才把事情的前後脈絡交待清楚。 

兩年時間,形勢逆轉,香港靜悄悄地完成了一次變革,當然,變革的路,也還沒有真正走完。 

從全球視野來看,香港的政治鬥爭,其實是我們沒有完成的反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一部分,是中國走向全面獨立自主、完成祖國真正意義上全面統一的一部分。 

經歷過香港這一次的淬鍊,也給了我們很大的警示,雖然敵人的攻擊確實兇猛,但事實上我們自己也有各種問題需要解決,我們在香港喪失了警惕,也沒有全面深入群眾,了解民間疾苦。 

只有不斷地完擅自我、要求自我,才能在殘酷的國際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感謝在激烈鬥爭中守衛香港的每一位政治家、每一位香港警察,這一次香港的大逆轉整體上還是表現出了十分高超的政治水平,沒有陷入西方的輿論陷阱,也沒有簡單的用暴力鎮壓,而是一點一點十分耐心地用法律、用儘可能文明的手段,從根源上解決了問題,也說明我們的執政團隊確實日益成熟老練。 

在國家民族繁榮安定的背後,總有一群傷痕纍纍的人,在默默守衛著我們。 

2016年6月29日,101歲的許家屯在洛杉磯去世,有些事,前人沒有完成,或者前人迴避了問題,但該了結的,我們遲早還是要了結。

發表評論

您的電子郵箱地址不會被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