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一場黑死病（鼠疫）席捲歐洲，擄走2500萬鮮活的生命。
在死亡與恐慌的籠罩下，宗教成了人們唯一的「避難所」。
最初，教會告訴黑死病患者，這是天神降下的責罰。
患病信徒日日禱告，反覆鞭笞自己的身體，並周遊各地成為行者，試圖減輕罪責。
疫情繼續無情地肆虐，教會又將黑死病嫁禍給惡魔、女巫以及猶太人，以轉移矛盾。另一邊，教會大量出售護身符、基督像斂財，連香水與醋都被一搶而空。（參考《戰勝一場瘟疫，我們要付出多少代價》）
最終，紅衣教主及神職人員也被瘟疫收走了。
信徒們開始動搖了，他們不再坐以待斃，走出教會醫院試圖尋求解救之法。這場慘絕人寰的災害，推動了近代醫學、思想啟蒙及宗教改革，從此打開了人類歷史的潘多拉魔盒。（詳見《瘟疫戰爭（世界篇）》）
此次疫情從「可防可控」發展成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反思：疫情為何突然爆發？製造大國為何突現物資緊缺？瘟疫周期性爆發，我們該如何應對不期而至的幽靈？
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在《鼠疫》中發出驚人之語：「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
疫情期間，國人宅在家裡大隔離、大消毒；亦可趁此大反思、大啟蒙。此次疫情若能夠開啟哪怕一點點社會啟蒙，也不枉如此多國人蒙受此等災害。
本文為疫情系列第四篇（前三篇《瘟疫戰爭（世界篇）》、《瘟疫戰爭（中國篇）》、《返程高峰來了，該操心經濟了》），探索此次疫情給中國社會的啟蒙價值——司法、市場與科學啟蒙。
本文邏輯：
一、誰造謠：八名造謠者案VS美國沙利文案
二、誰組織：有組織的無序VS無組織的有序
三、誰創造：技術跑贏病毒VS病毒跑贏技術
（註：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約30分鐘，可先閱讀，並與好友分享）
司法啟蒙：誰造謠？
八名造謠者案 VS 美國沙利文案
疫情期間，武漢方面處理了八名散布不實信息者，此舉遭到了巨大的爭議與指責。最高院也發文分析了此事。
不過，可惜的是，這一事件在巨大的雜訊中，與司法啟蒙擦肩而過。這八名造謠者案，與美國沙利文案，本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對社會的進步意義卻相差甚遠。
下面對這兩個案件進行比較分析。
2020年1月1日武漢方面通報稱，8人因散布關於「武漢病毒性肺炎」的不實信息，被警方依法處理。
通報還稱：「經專家會診系病毒性肺炎，截至31日（2019年12月），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這八名「造謠者」傳播了什麼「不實信息」？
武漢方面稱，八人分別傳發了「X醫院已有多例SARS確診病例」、「確診了7例SARS」、「Y醫院接收了一家三口從某洲回來的，然後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經核實的信息。
之後，疫情快速地朝著有利於這八位「造謠者」的方向發展。當全國抗疫時，這八位「造謠者」被網民稱為「英雄」，武漢方面被推至風口浪尖。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表示，這八名武漢市民是「可敬的」。
不過，疫情的發展完全覆蓋了法理常識，至於這八位「造謠者」是否造謠，如何界定造謠，如何避免類似的悲劇，似乎沒人關心。
最高院還專門對此發文解釋：「謠言」是生活用語，法律上對謠言表述為「虛假信息」。在有關新型肺炎的問題上，編造、散布，或組織、指使他人散布虛假信息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屬法律嚴格禁止的對象。
若僅根據「虛假信息」、「不實信息」便將發布、傳播謠言者以違法論處，是否具有正當性？
最高院的解釋是，執法機關面對虛假信息，應充分考慮信息發布者、傳播者在主觀上的惡性程度。
虛假信息、不實信息，僅是客觀要件，反而沒有那麼重要；主觀惡意行為才是更為重要的判決依據。為什麼？
因為「虛假信息起源於個體認知能力的局限」。人都有認知局限，普通人之間的認知水平存在差異，無法完全識別信息的真實性。所以，法律應該對個體保持足夠的寬容。這一點非常重要。
事實上，這八名「造謠者」，都是醫療方面的工作者。但是，這類病毒剛剛暴露時，就連一線的臨床醫生，也無法準確判斷這類新型肺炎的病症。他們從專業及經驗出發，認定新型肺炎為SARS或疑似SARS。
嚴格上說，他們已經接近「真相」，但傳發的信息依然是「虛假信息」。那麼，他們是造謠者嗎？
倘若他們是造謠者，我想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是造謠者，每天都在造謠。比如說，有人發布信息，昨天股票大盤跌了七個點。對不起，你造謠，信息不實。因為上證大盤跌了7.72%，而不是7個點。如此，那些股票分析師和經濟學家一開口便在造謠。
武漢方面與中疾控專家開始發布信息稱，疫情可防可控，不存在人傳人。這顯然與事實不符，這又該如何定性？
事實上，這八名醫務工作者發布「不實信息」並無主觀惡意。他們一無編造不實信息，他們的信息有臨床數據及專業分析，只是判斷存在偏差或失誤；二無惡意企圖，他們只是將信息發布到武漢大學臨床04級群、協和紅會神內、腫瘤中心三個醫務工作者交流群，提醒同學和同仁注意防護。
無主觀惡意與個人不可能做到信息的完全無誤，是硬幣的兩面。因此，保護個人發布非主觀惡意的「不實信息」的權利，同樣非常重要。
下面我們對比美國沙利文案，來說明這一觀點。
1960年3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起政治宣傳廣告，呼籲讀者支持黑人民權運動。廣告中警察驅逐抗議學生的情景部分失實，蒙哥馬利市政專員沙利文代表警察控告《紐約時報》，要求名譽賠償。
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倫南最終裁決沙利文敗訴。
布倫南使用了「實際惡意」原則，他認為，讓新聞媒體保證每一條新聞報道真實無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僅是事實錯誤的言論也需要保護。
此後，對於公眾事件或公眾人物中的錯誤報道，控告者必須明確無誤地證明這種指責是出於主觀惡意；同時，確實對自己造成了傷害，才構成誹謗。
沙利文案是人類新聞自由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該案確立了國際通行的新準則，推動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新聞發展。
我們來比較一下八名造謠者案與沙利文案的共同之處：
一、兩個案件都認為，信息發布者、報道者發布了「不實信息」；但兩個案件的最高院都支持，任何個人或新聞媒體不可能確保所發布的信息絕對真實無錯。
二、兩個案件的最高院都採用了主觀意圖原則：中國最高院使用了「非主觀惡意」原則，布倫南使用了「實際惡意」原則。
我們經常問，到底什麼是謠言？什麼情況下構成造謠、煽動？這兩個案例其實都說得很清楚了。
但是，這兩個案件帶來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
一、沙利文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個體的充分表達權。
在沙利文案中，布倫南明確法律需要保護「僅事實錯誤的言論」。非主觀惡意的「不實信息」也得到保護，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個體的充分表達權。
這時，英美判例法的優勢就發揮出來了。沙利文案從此終結了美國關於煽動性誹謗的觀念，美國政府及公眾人物僅憑「不實信息」啟用煽動性誹謗罪的司法程序，再也無法獲得法官的支持。如此，從司法案例上最大限度地確保了個體的充分表達權。
在八名造謠者案中，最高院的文章也指出「虛假信息起源於信息公開的不及時、不透明」，並認為「解決謠言問題，依法處理是治標，信息公開是治本」。
但是，我們沒有明確保護「非主觀惡意的錯誤言論」，也就沒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個體的充分表達權，也就沒有辦法支持信息的真正公開與流動。如此，我們如何確保此類案件、此類悲劇不再發生？
「非主觀惡意的錯誤言論」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它是探尋事實、真相的導火索，是信息公開與自由流動的基礎，也是自由市場發揮作用的前提。
例如，武漢八名醫護人員發布「不實信息」之後，便會引來武漢乃至全國民眾的關注，從而加強防護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傳染；也會引來疾控專家及專業人士進入調查、爭論、分析、診斷，最快速度地確診新型肺炎，確定人傳人的事實，如此真相與事實就會浮出水面；也會引起市場的反應，口罩、防護服等廠商不休假、趕工生產防護物資。
最高院在文章中指出：「如果社會公眾當時聽信了這個『謠言』，並且基於對SARS的恐慌而採取了佩戴口罩、嚴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動物市場等措施，這對我們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所以，只有保障個體的充分表達權，讓謊言與事實交鋒，讓謬誤與真理較量，就像讓次品與真品在市場中競爭一樣，人們才能在廣泛的信息、充分的表達及激烈碰撞中逐漸回歸理性，真理才能被大眾所掌握，謊言才無處遁形。
二、沙利文案最大限度地放大了媒體對公眾人物、公共事件及美國政府的監督和批評。
沙利文案支持民眾的知情權高於公眾人物的隱私權，如此公眾人物及公共事件便暴露在輿論的監督之下。
此案後，媒體正式成為立法權、執法權、司法權之外的第四權力。在獨立司法體系的支持下，美國媒體在尼克松「水門事件」、「越戰問題」上大開殺戒，贏得「無冕之王」的稱號。美國總統及政治人物，成為媒體、公開演講者、段子手們競相調侃、諷刺及打擊的對象。
我們經常說，政府監管媒體，媒體監督政府，二者如何平衡？
個體的充分表達權與執法機構打擊真正的謠言，並不矛盾，且完全可以並行。只有從法律上充分保障媒體的表達權，才能真正賦予媒體監督權。當調查記者消失，當媒體監督消失，社會定然會付出慘痛的代價，經濟與科技也不可能高度發達，甚至無法戰勝反覆光顧的瘟疫。
理論上，八名造謠者案可與沙利文案一樣，成為中國新聞史、司法史上的里程碑。社會在八名造謠者案中所付出的代價，遠比沙利文案大，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司法進步，值得反思。
市場啟蒙：誰組織？
有組織的無序VS無組織的有序
在這次抗疫過程中，武漢及湖北的醫療物資持續緊缺令國人揪心。由於武漢、黃岡、孝感等多市封城，正常市場被阻斷，人財物的自由配置受到了限制，物資調配只能依靠政府之手。
如今可以說是用舉國體制戰「疫」，全國一盤棋，政府統一調撥物資，快速擴建醫院，嚴控人流車流，甚至動用了軍隊力量，但是我們依然被口罩、防護服緊缺所困擾。
為什麼？
最近很多人明白了，所有物資最終還是要靠企業生產出來的，還是要靠市場提供的。
我們已經不再是農耕時代，也不再是計劃經濟時代，如今中國的市場已遍布每一個角度，甚至延伸到世界各地。信息、資本、商品及個人在全國的市場網路中川流不息。任何個人及組織，都沒有辦法調配如此龐大的體系，任何一個中央機構都無法合理支配所有的資源。
2019年，智本社推出了不少文章，主張不要隨意干預（注意不是放任自流、不管理）市場，尊重規律與人性，強調思想市場是市場經濟的前提。一些人批評說，你們過度崇拜市場，犯了新自由主義的病。
如今，信息失真導致市場失靈，給國人帶來如此慘痛的代價。（具體分析請閱讀《瘟疫戰爭（中國篇）》）
事實證明，我們顯然沒有犯新自由主義的病，但很多國人生病了。相反，去年一些「光偉正」的媒體搖旗吶喊、鋒芒畢露，如今在災難面前他們似乎消失了，除了繼續發表陰謀論愚弄國人外，他們還能做什麼？
這次災難，給我們第二個啟蒙應該是市場啟蒙，即尊重自由市場，敬畏經濟規律。
在14世紀黑死病中，歐洲人付出了幾千萬人的生命，最終才摸索到市場之路。這是瘟疫的代價，也是文明的曙光。（具體分析請閱讀《瘟疫戰爭（世界篇）》）
市場的組織方式，與農耕時代完全不同。在市場時代，經濟及城市的靈魂在於流動——思想碰撞、信息共享、人員交流、商品交易、資本流通。當然，病毒也在其中流動。
如何管理一個流動的國家？這就是我們在這次疫情中需要深刻反思 的。
市場本身是一種自然秩序，屬於「無組織的有序」。
19世紀中期，當幾股強大的力量正在吞噬市場時，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寫作了《和諧經濟論》，指出市場秩序是自然秩序。巴斯夏的自然秩序詮釋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是哈耶克及奧地利學派「自發秩序」理論之源。
巴斯夏將自然秩序和人為秩序相比較，推崇符合規律與人性的自然秩序——沒有中央機構指揮，以價格（價高者得）作為競爭準則，人人根據有限的信息做出利益最大化的決策，從而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以此次疫情為例。如果信息公開及流動，市場即可正常運轉：企業增加口罩產能，工人不休假，市民戴口罩不外出或少外出，至少不參加萬家宴。在疫情爆發的黃金一個月，供給機制、價格機制將發揮極為關鍵的作用。
為何舊事重提？是為了不再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防止過度干預引發的「有組織的無序」。
與市場的「無組織的有序」相反的是，干預主義帶來的「有組織的無序」，何為「有組織的無序」？
最近出現了一些令人費解的信息，比如口罩產能已恢復到日產2000萬個，但全國依然緊缺。全國緊缺可以理解，畢竟消耗太大，但政府將口罩大量調配到武漢，武漢為何還缺口罩？
又如，目前檢測試劑日產量達到77.3萬份，是疑似患者的40倍，但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李蘭娟說：「武漢目前檢測試劑數量不夠，因此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得到檢測。」
這到底是為什麼？這次疫情令很多人費解的是，有舉國體制的強大組織力量，武漢的防護物資為何還一直緊缺？
「有組織的無序」，或許容易幫助我們了解。我們可以從紅會的「工作失誤」中看出端倪：
湖北省紅十字會在此次抗擊疫情救援行動中，先出現信息錯誤，將「KN95口罩36000個」寫成「N95口罩36000個」，將「武漢仁愛醫院1.8萬個、武漢天佑醫院1.8萬個」寫成「武漢仁愛醫院1.6萬、武漢天佑醫院1.6萬」；後將募捐的防護物資分配給不接診發熱病人的莆田系醫院以及某單位，而十萬火急的協和醫院卻不在發放名單之列。
為何會出現如此「失誤」？
這其實是典型的「有組織的無序」。
原因大概有兩個：
一是任何個人、政府及慈善機構都無法獲得完整的信息，不可能清楚地高效地知道誰需要什麼，需要多少，何時需要。當然，我相信，紅會知道協和醫院防護物資緊缺。
沒有完整的信息之下，組織如何調配、如何分配物資呢？是否存在有些地方物資爆倉？有些地方極度緊缺？
這些年，在經濟領域，我們頻繁地聽到一個詞叫「結構性」。在此次疫情中，也聽到了「結構性緊缺」。結構性說白了就是，有些地方、有些人、有些東西緊缺，有些則泛濫。這其實是一種無序的分配。
二是人為秩序是一種權力機構，是一種「金字塔」體系。中國的慈善活動基本都要經過紅會這個體系來實現物資、資金的募捐、集中及分配。
在這一體系中，自上而下的信息的搜集、加工、解釋，然後自上而下的信息的傳遞，不僅效率低下、錯亂百出、成本高昂，而且還可能出現權力尋租。
如何避免這種人為干預導致的無序分配？
國務院最近發文，要求各級政府不得以任何名義截留、調用重點醫療應急防控物資。還要求，各級政府迅速組織本地區生產應對疫情使用的醫用防護服、N95口罩、醫用護目鏡、負壓救護車、相關藥品等企業復工復產。
這其實就是為了防止人為干預的「無序分配」，讓市場充分發揮「無組織的有序」的作用。市場的信息是網狀水平自由流動的，市場的權利是平等交換的，與人為組織的是金字塔式截然相反。市場組織的效率，遠甚過人為組織。
事實上，政府包括任何人為組織都無法駕馭當今這種高速流動的社會。市場，作為一種自然秩序，是應對多樣性的、不確定性的、高速流動的最好的組織。這就是中國高層一再重申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
如果政府及人為組織貿然介入當今這種複雜的社會網路之中，則容易引發「有組織的無序」。
當然，我們不否認政府及人為組織的作用。相反，接下來，市場與政府需要配合好，才能避免在疫情防控與經濟恢復之間陷入兩難。
從戰略上看，控制湖北之外的疫情控制可能比湖北更關鍵。並不是說湖北不重要，而是只有全國疫情得到控制，才能更快速地復工復產，才能更好地開動生產的馬力，動用市場的配置力量，全力支援湖北，為湖北提供更多的醫療物資及生活保障。
簡而言之，市場負責湖北之外的全國物資調節、生產及分配，政府負責湖北的物資調配；同時，其它省份積極促進復工復產，通過市場組織保障湖北的物資供應。
相反，如果全國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瘟疫戰爭便演變成一場更艱難的社會經濟保衛戰。
這是一次難得的市場啟蒙之機。中國距離真正的市場之路還很遠。過去，搞了四十年市場經濟，我們依然不相信市場。如今國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希望我們能夠更加相信市場，理解市場，尊重市場。
事實上，靠交易為生的人相信市場，靠強權掠奪為生的人相信權力，靠計劃控制為生的人相信自己。讓更多的人參與市場交易，讓更少的人享受特權，自然就有更多的人相信市場。
如果我們依然不相信市場，病毒則會竊喜，因為抗擊疫情，表面上是人與病毒的戰爭，實際上是經濟戰，更是科技戰及制度戰。
科學啟蒙：誰創造？
技術跑贏病毒VS病毒跑贏技術
市場的屬性是流動。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信息、商品、資本、人才及病毒在全球範圍內高速、頻繁、自由流動。
反過來，如果想要經濟持續增長，科技不斷進步，過上幸福的生活，戰勝周期性瘟疫，我們不得不打破各種壁壘，促進信息、商品、資本及人才的自由流通，激發國人的科技創新力。
戰勝瘟疫最終靠科技創新。在這次抗疫過程中，國人深感醫療技術捉襟見肘，以及中醫被人玩壞、飽受爭議。真正令人恐慌的是沒有特效藥、沒有疫苗、沒有可靠的治療技術，能否逃過此劫，一靠防，二靠扛。
我想，這次疫情給我們的第三大啟蒙，應該是科學啟蒙。
病毒一直在與人類賽跑，在千年歷史長河中，人類長期都是輸家。霍亂、麻風、天花、流感、鼠疫等瘟疫像幽靈般周期性爆發，每一次都擄走大量的生命。瘟疫與戰爭、饑荒，成為人類的三大殺手，將人類社會拖入「馬爾薩斯陷阱」。
直到近代市場興起，尤其是醫療技術進步及公共衛生髮展，人類才跑贏大部分病毒，逐漸戰勝麻風、霍亂等病毒，人口規模及人均壽命持續上升。
近代醫學啟蒙，也是瘟疫倒逼的。14世紀的黑死病，促使很多人對教會產生了懷疑，他們有些人開始不再相信祈禱能夠治癒，不在教會醫院等死，而是尋找更為有效的辦法。
我在《瘟疫戰爭》（世界篇）中介紹了瘟疫如何促進科學啟蒙。其中有這麼一個故事：
當時一位年輕的醫生，叫維薩里，他經常在夜黑風高時偷竊屍體，然後用於醫學解剖。維薩里的瘋狂舉動挑戰了天主教權威。比如，維薩里發現男人與女人一樣都是一側12根肋骨，而不是天主教所說的男人比女人少一根。
維薩里在其不朽著作《人體構造》中，準確地描述和繪製了骨骼、肌肉、血管、神經系統及身體其它器官。其中一幅經典插圖被稱之為「思考的骨架」。
維薩里「思考的骨架」，開啟了現代醫學之天窗。此後，威廉·哈維提出了血液循環理論，勒內·雷內克發明了聽診器，詹納發明了牛痘接種法，萊特和哈金夫研製了霍亂和腸傷寒的疫苗，耶爾森發現了鼠疫致病菌……
但是，近代醫學的啟蒙，並不是孤例，它是近代科學的一部分。近代科學的啟蒙也不是孤例，它與近代宗教改革、思想啟蒙、市場興起、企業發展、國家制度革新相輔相成。其實，14世紀這場空前的黑死病，無意中開啟了人類的潘多拉魔盒。
得知來龍去脈後，我們進一步探討：科技在何種土壤中更可能生根發芽？醫療技術如何才能跑贏病毒？
技術進步受三個層面影響：文化、制度、政府與市場的協調。
文化層面，農業計劃經濟時代的觀念，如追求封閉、穩定、靜態、秩序、自然循環、自給自足、思想封閉、畏懼權威、崇拜權力、排斥風險、注重實用、推倒重來等，與科技創新的不確定性格格不入。
相反，市場經濟時代的觀念，如開放、外向、動態，接受風險和不確定性，崇尚自由，敢於冒險，敬畏自然，遵守契約等，更有利於技術創新。
制度層面，主要指基於市場、利於科技進步的國家制度。
自遠古時代以來，人類經歷了三種生存方式的切換：強權掠奪、計劃控制與自由交易」。
過去四十年，中國正在從計劃控制向自由交易切換，屬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防止用計劃控制的方式管控市場交易。
管理農耕計劃經濟，有一整套「上層建築」，即宗教、道德綱常及國家機器，對信息、思想、人口、資本及市場交易的嚴格管制。這是一種為了降低交易費用及風險而消滅市場交易的方法。
但是，市場經濟則完全不同。市場的靈魂是自由流動與公平競爭，它也有一套「上層建築」，即交易費用最低的國家制度，與信息流動、思想市場、科技創新、企業家精神相匹配。
我們不能既要信息管控，又要市場發力供應物資，還要市場助力科技醫療進步應對瘟疫。
如果沒有充分的表達權，又如何創造高速流通的信息以及創造性的思想？沒有高速流通的信息以及創造性的思想，又如何創造先進的科技，如何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沒有先進的醫療技術及國家治理能力，又如何對抗不斷變異的病毒？
政府與市場的協同層面，政府該做什麼？市場該做什麼？
這是最有爭議的地方。疫情爆發後，所有的醫療壓力都在官方身上，畢竟中國的醫療、醫藥體系都具有「國有」特質。大多數國人都更相信國立醫院，而不是私人醫院。
比如，在這次抗疫中，檢測試劑盒成了瓶頸，試劑盒的瓶頸是檢測人員不足。絕大多數檢測任務，交給了國立機構，但效率不足、產能有限。
中國很多問題都陷入了這種怪圈：交給市場不信任，如莆田系醫院；交給政府，效率低下，創新不足。
長期以來，醫療體制累積沉珂，醫療技術進展緩慢，瘟疫病毒一來，措手不及，私人企業及市場無法充分發揮力量，政府大包大攬又力不從心。
這事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政府負責投入基礎科研，然後大力監管市場，打擊違法醫院及企業；給市場鬆綁，讓企業研發疫苗、藥物，檢測疾病傳染、傳播。
例如，谷歌公司開發的流感檢測系統，可通過和流感相關的互聯網搜索，來估計流感傳播狀況。當然，這套系統也遭遇挑戰，但挑戰促進了谷歌改進演算法。如果信息公開、流通，科技公司的大數據系統有助於我們捕捉、控制疫情。
總結起來，醫療技術的不足，反應出我們在文化制度、國家治理等方面還相當的可塑性。在瘟疫面前，生命是公平的，或許不完全公平。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大刀闊斧地推行制度改革，否則悲劇會周期性上演。
希望這次瘟疫能給我們帶來真正的司法啟蒙、市場啟蒙與科學啟蒙。
過去，很多問題我們都可以混過去，或者自我感覺良好，但是病毒是一個誠實的孩子。
鍾公南山說：「疾病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之一。因為它告訴了你，你的生活出現了問題。如果你聽它的，然後改正，那它自然就會走掉。」
國家，亦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