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則海灣石油的新聞引發了熱議。內容大致是廣州一家外資開了一個海灣加油站，結果這個加油站的油價比壟斷央企三桶油的價格低1元多，還有各種贈品等等。
本來就是一個企業產品才上市時搞的一點促銷活動，屁大點事情結果被某些自媒體上綱上線，無限引申——還是那句話，大部分網民都是巨嬰，只有情緒，沒有腦子。結果毫不例外的被帶到溝里去了，各種稀奇古怪的觀點都出來了：
XX利益集團綁架了政府，老百姓過去都被高油價割韭菜；
壟斷央企內部效率低下，結果將這些腐敗成本通過油價轉移給老百姓買單；
……
這些觀點其實不值一駁，但是談到公共產品的價格問題——卻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其實過去我的文章也講過，可能當時沒有講透徹，今天就徹底將這個問題講透。
先來一個假設——
假如海灣石油的汽油產品能以比三桶油更低的價格出售，並且能夠賺錢，這能說明什麼？
這兩天我的幾個粉絲微信群就在熱議這個話題，結果大部分說的都不靠譜——當時我在坐高鐵，實在忍不住就回了一句話——
“明天來一家外資只做城市通訊市場，絕對收費比中國三大運營商更低！你信不信？以此類推包括水電氣等等同樣如此，原因你們自己去想！”
不要說外資，讓國內資本試試——比如互聯網巨頭在城市搞加油站，還能比海灣石油更便宜——你信不信？
是的，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做點價格便宜的剛需公共產品——簡直不能太容易！這是經濟學的常識而已！
那麼，問題來了——
為什麼三桶油不把城市供應的汽油價格降下來？
為什麼公共產品（包括汽油、水電氣等等）要讓央企壟斷經營？
答案很簡單：因為城市要反哺農村！
準確的描述就是——國家通過央企來壟斷公共產品的供給，目的之一就是讓這些央企用城市盈利來為農村公共產品提供補貼。
這就涉及社會主義體制的兩個重大原則：
效率優先、確保公平！
來來來，再把過去我講的內容給大家複習一下：
任何國家在發展道路上都會面臨一個重大的選擇：
公平還是效率？
完整的表述就是：公平優先還是效率優先？
過去我們底子薄，只能先堅持效率優先的原則。
舉兩個例子。
假如你是總理，現在你有100億來搞製造業，那麼你是把這100億集中投放在交通便利、基礎條件更好的——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以深圳為核心的珠三角；還是把這100億平均分配給30個省，讓每一個省都拿到3億元都去搞點製造業？
毫無疑問，應該選擇前者——這就意味着你選擇了“效率”，而放棄了“公平”。
這種選擇更有利於經濟的發展，有利於把“蛋糕”做大，但是也會衍生出另一個問題——造成不同地區之間的貧富差異。
再來一個例子。
假如你是某市的市委書記，你現在有10億的資金來搞基礎設施建設，那麼你是把這些資金先集中在城市中投放，還是把這些資金平均分配給轄區的10個縣區幾百個鄉鎮？
毫無疑問，應該選擇前者——集中在城市投放意味着基礎設施能夠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平均分配給幾百個鄉鎮，連一條貫通全市的主幹道都修不出來——呃，這又意味着你選擇了“效率”，而放棄了“公平”。
這種選擇同樣也會衍生出另一個問題——造成城鄉之間的貧富差異。
這個效率優先的道理其實講明白了精英階層都能明白，但是——大多數老百姓卻不明白——或者說在面臨現實利益分配時，很多人不“願意”明白！
憑啥要把資源優先投放到某個地區？憑啥我這裡就不先分點？不“明白”就會想方設法來阻擾。
比如印度，建國之初各方面條件（包括基礎設施、工業底子、外部國際環境）都比我們好得多，為什麼70年過去了還沒能建立一個可靠的工業體系？原因就是印度搞的是西方那套體制。
而中國的體制卻能保證在實施“效率優先”的原則時受到的干擾最少——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我們有“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優勢。這種優勢讓我們不但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全球最完備的工業體系（解決0到1的問題），而且從1到100發展起來特別塊。
效率優先之後的原則就是確保公平。
小平同志就這樣講過：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
“先富起來”是效率優先的原則；先富帶動貧窮走向共同富裕就是確保公平的原則。
“確保公平”原則的實施不是靠發達地區或者先富裕者的道德自覺，而是靠頂層設計的體制來保障。
這個體制就是“轉移支付”。
——包括發達地區財政盈餘向落後地區的轉移支付；以及城市居民公共用品價格浮盈為農村居民公共用品提供補貼的轉移支付。
發達地區向落後地區的轉移支付靠財政與稅收體制。
每年國家都要從富裕的省份抽走高達幾萬億的盈餘轉移支付給落後地區——這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也就是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才能做到的。只是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目前只有6個省市能夠常年實現財政盈餘，其餘25個省市自治區都需要轉移支付才能維持財政平衡。沒有富裕地區的轉移支付，很多落後地區教師工資、醫保、退休人員工資都發不出來。
比較一下西方體制大家就會明白這個差別。
中國領土面積與歐盟大致相等，經濟發展不平衡也與歐盟很類似。德國在歐盟的經濟地位相當於我們的上海，與上海相似的是，德國享受了歐盟統一流通的市場，成為歐盟成員國最大的貿易受益國，享受了東歐廉價勞動力等等好處。
但是德國對歐盟較為落後的東歐國家的反哺非常有限，每年拿出的資金僅佔德國GDP的1%以下——大致就是我們遇到路邊的乞丐從錢包里掏出一點零錢施捨一下。
而上海GDP大致在2.8萬億，每年國稅收入進入中央財政就在5000億以上。GDP佔比將近20%。
所以，在一線城市、省會中心城市的公民其實也在為貧困地區老百姓奉獻——通過稅收轉移支付，每年大概要拿出15%左右的收入給貧困地區——呃，過去這些地區享受了“效率優先”的好處，現在就要為“公平”買單。
城鄉之間的轉移支付靠中央財政直接支付+城鄉公共用品的轉移補貼。
中央每年給三農補貼幾千億，為農村搞村村通工程，強制性規定國企在農村投放的基礎公共用品價格不得高於城市——包括水、電、氣、網絡等等。這個政策讓提供公共用品的國企每年都得向農村市場倒貼巨額的資金——
比如我們鐵總負債纍纍——已經突破5萬億。原因就是全國鐵路客運長期白菜價——普通客運每公里不到0.1元，高鐵每公里0.36元。
比如三大運營商在農村設置4G基站也是長期虧損，很多時候收取的通訊費還不夠基站的電費。
比如國家電網在農村建網送電基本都是賠錢……
那麼，為農村提供這些公共用品要補貼巨額的資金，誰來買單？
有城市運營收益的就靠城市收益來買單，沒有城市收益的就是中央財政買單（鐵總沒有城市運營的收益，最後鐵總的負債只能靠中央財政來買單）
城市在過去發展的過程中享受了“效率優先”的好處，現在通過公共用品的價格轉移為農村公共用品買單——這是不是很公平？
現在你明白為什麼公共產品的運營要交給國企來壟斷？
中國提供公共產品的國企其實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企業——更多的時候它們扮演着一個城市向農村轉移支付的通道角色——代表着國家給最貧窮的公民提供普惠性的公共產品。
我在歷史文章中反覆強調，中國的市場經濟有兩個組成部分——國營經濟與民營經濟——它們實現的是不同的社會功能——民企做效率，國企做公平。呃，建議一些噴子把這句話讀10遍。
就是這個兩大原則——效率優先與確保公平原則——並且有相應的體制保障——這就是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
這種體制下對於兩個群體最有利：
能夠激發年輕人與創業者的熱情——年輕人如果腦子活肯用功，做事勤奮，只要運氣不是太差，10年20年多半能改變命運——效率優先，經濟發展快而且不平衡，個人機遇遠遠超過全球其它國家。
能夠給最底層的貧民提供可靠的保障，最大程度維護社會的穩定——中國底層貧民享受的公共用品的福利遠超全球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包括水電氣網絡、公共交通、基本教育醫療、良好的治安環境等等公共產品其實都能享受到，並且性價比非常高，即使是客觀原因生活太艱難的（太偏僻、太貧窮、身體體質與教育基礎太差），還有一個扶貧工程來覆蓋。
呃，與皿煮的燈塔公知的爸爸——大美利堅比較一下。
美國很多郊區沒有網絡信號，偏僻農村不通水電，沒有高鐵，公共交通就是一個渣（在美國你不買輛私家車基本是寸步難行），城市地鐵相比中國要落後幾條街，價格昂貴就不說了，大名鼎鼎的紐約地鐵每年安全事故就是上千起。
順便說說美國的電費——很多人聽到曹德旺說美國用電便宜，那是工業用電，居民用電並不便宜，美國居民用電包括4個部分（固定月費、用電費用、管道費用、稅費），這四項加起來實際價格要達到0.3——0.33美元/度（自己用人民幣匯率算一下），中國居民用電，在分攤了農村居民用電成本後，城市居民在月用電400度以下不過0.52——0.57元/度，400度以上是0.87元/度（重慶市居民用電價格）。
中國的國企不但要完成“做公平”的社會責任，同時還承擔著巨大的推動國家科技進步的責任。
在中國，最核心的關鍵技術，最重要的科研任務大都是由國企來承擔。比如航天軍工領域就很典型，這裡就不舉例了，舉幾個提供老百姓公共產品的國企例子。
國家電網搞的特高壓技術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輸電技術，真正的高科技。
在南海搞可燃冰開採的“藍鯨Ι號海上鑽井平台”就是中石油投資的。
通訊領域三大運營商對於5G基礎設施研發與建設已經領先世界一個身位。
所以，看了這篇文章之後，你們以後再看到各種妖魔化國企的觀點——包括要求國企私有化，要求外資進入老百姓公共用品領域——你基本可以向這些煞筆吐口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