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经济的大招来了。
目前，已有13个省市区发布了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清单，总投资额33.83万亿元。
仅9个省份，总投资规模就超过24万亿，全国总投资规模可能超出想象。在意外冲击面前，基建发力，无疑将会有效稳定经济。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出口可谓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对应的是内需，出口对应的外需，当疫情扩散到全球，无论内需还是外需均受到影响，投资就成为稳经济的重中之重。
这让人想起2008年的“4万亿大投资”，还让人想起随后的房价上涨和物价新高，这一次有何不同？
其一，当时的“4万亿大投资”，伴随着货币的空前宽松，刺激是全方位的，而这一次货币政策仍旧相对谨慎。
十多年前，广义货币总量M2增速达到了两位数，2009年年中更是创下了29%的记录。两位数的货币增速，自然会对包括房价、物价在内的所有行业带来明显影响。
十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有所不同。
2020年1月，虽然M2突破200万亿，创下历史新高。但M2增速已经萎缩到8.4%，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当。
同时，在当时，央行进行了多轮降准降息。
仅2008年下半年，短短几个月时间，贷款基准利率就从7.74%下降到5.94%，累计降息180个基点，影响遍及实体经济和楼市。
而这一次，借助LPR利率改革，实体利率与楼市利率分离，非对称降息和小规模降息成为主流。
从去年到现在，实体利率（1年期LPR）下降4次，累计下降26个基点，而楼市利率（5年期LPR）仅仅下调2次，累计下降10个基点。
可见，无论是货币宽松力度还是信贷宽松力度，均非当年可比。
其二，24万亿看起来很多，但多数是未来几年的累计投资，不是一年的投资总规模。而当初的4万亿，则是计划外的投资。
2008年的“4万亿”，是计划外的投资，加上撬动的地方投资计划，总额可能超过10万亿，而当时的GDP只有30万亿左右，不到当前的1/3。
这一次的基建投资，多数都在各地的投资计划之内，不过在疫情影响之下有所加强，一些地方加快了推进速度，一些投资项目为提前到2020年开工。
根据媒体报道，2017年各省份的总投资计划就高达40万亿，这些投资均为常规投资，不是一年就能完成。
更关键的是，当时基建投资增速接近20%，远远超过GDP增速。而2019年的基建投资增速已经滑落到3.8%，明显低于GDP增速，早非同日可语。
其三，当初的“四万亿”，多以传统基建为主。这一次，新基建和民生基建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之突出。
所谓传统基建，指的是以铁路、公路、水利和市政管网为代表的传统基建，这是以钢铁、水泥为主体的投资建设。
新基建，指的是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投资，着眼的是未来的产业布局，为城市打造智能革命时代的基础设施。
民生领域的投资，指的是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建设，对应的是这次意外冲击暴露的公共建设短板，许多城市的医疗资源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充裕，医疗补短板迫在眉睫。
这就是不同之处。
要知道，10多年前，高铁建设刚刚起步，高速公路等短板有待弥补，大量中西部省份基础设施相对匮乏。
10年多今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就连身处大山之中的贵州已经全部通了高速公路，作为南方边陲的广西高铁总里程一度超过广东，作为旅游重镇但交通不畅的云南已有15座民用机场，交通短板不复存在。
事实上，大多数东部沿海省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已经完成，小修小补取代了大拆大建，而经过10多年的推进，中西部的基建空间也在不断萎缩。
未来，传统基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有限，新基建和民生基建有必要提上日程。
其四，钱从哪里来？仍是关键中的关键。
必须明白一点，任何投资都需要钱，而钱不会凭空而来，基建投资尤其如此。
这些钱，要么来自于财政，要么来自民间投资，要么来源于债务。
显然，财政空间有限，目前财政收入增速已经创下新低。而以城投债、专项债为代表的债务虽是主流，但也面临城市债务居高不下的局面，这些债务一旦持续叠加，很容易带来金融风险。
如今，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整体债务/GDP）已经超过250%，而10多年前不到150%，加杠杆的空间越来越小。
任何投资，都必须考虑回报率。
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当时，“要想富，先修路”的标语一度流传于大江南北，基建投资不仅是民生建设的必须，对经济起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且是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如今无数高速公路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如今，投资回报率出现明显下滑。毕竟，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接近完成，社会紧缺的基建短板不复存在，而新一轮基建侧重的中西部地区和三四线城市，投资回报率明显不及东部沿海。
所以，这就带来两面性：一方面我们需要刺激基建以稳定经济、补充建设短板，另一方面则要谨防基建背后的债务，防范金融风险。
所以，这几次的高层会议，都明确提出“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有效投资，是关键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