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疫情,看國家發展的上限

透過疫情,看國家發展的上限
文 | 緩緩君
首發 | 緩緩說
面對疫情,新加坡和中國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一個冒險的決定。
這個決定的背後,是一個國家發展上限的縮影;這個決定所產生的後果,也會給我們帶來重要的參考意義。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話題。
01
2月8日,李顯龍向全國人民發表了電視講話。
李顯龍在講話中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力比SARS更強,但(湖北省外)致死率要遠低於SARS(10%),更接近於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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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疫情是在不斷變化的,且新加坡出現了一些源頭不明的病例,所以政府將警戒級別上調到了橙色,但他安撫老百姓不要過於憂慮:
「我們之前也有過警戒級別提升到橙色的情況,那是在2009年的H1N1流感,所以沒必要恐慌,我們沒有封鎖這個城市,也沒有把每個人都關在家裡。我們有充足的供應,所以沒必要像昨天有些人那樣去囤積速食麵、罐頭食品和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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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李顯龍在個人防護方面提供了一些建議(勤洗手、每天測體溫、避開人群擁擠的地方等),並表示如果疫情升級,政府將調整防控措施,但就目前來說,他對抗擊疫情是充滿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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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網上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兩派觀點。
一些在新加坡工作和學習的國人紛紛表示,這是在「佛系抗疫」「放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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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旅居新加坡的學者認為,新加坡是技術專家治國政體(technocracy)的典範,且國民素質和衛生條件較好,大概率可以把疫情控制好。
對於新加坡的防控策略,爭議主要在以下兩點:
1.不停工停課,不關閉營業場所,甚至幾天前還在舉辦萬人宴和「妝藝大遊行」等慶典活動,這可能會加速疫情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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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加坡政府不提倡健康者佩戴口罩。新加坡衛生部部長顏金勇甚至表示,戴口罩反而有可能給人帶來一種錯誤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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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讀者中,正好也有一些正在新加坡務工和留學,他們也給我留言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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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李顯龍的冒險,完全是一種無奈之下的選擇。
首先是口罩的問題。
人在打噴嚏的時候,會噴出1萬個以上的飛沫,射程最遠可以達到8米;咳嗽時會噴出1000-2000個飛沫,最遠射程達到6米;即便是說話,每分鐘也會產生約500個飛沫(因個人說話習慣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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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打出噴嚏後0.34秒的樣子,圖片來自@回形針 的視頻)
戴上口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患者的飛沫直接噴到你口腔里,所以戴口罩肯定比不戴口罩要安全的。
這毋庸置疑。
新加坡政府之所以不鼓勵普通人佩戴口罩,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供應量跟不上。
這一點,李顯龍的夫人何晶還是非常坦誠的。
她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全世界口罩產能的一半在中國,而中國現在自己都急缺口罩,至於其他口罩生產國,比如周邊的越南和泰國,也都已經採取了出口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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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沒有穩定的進口來源,為了應對疫情,僅有的庫存要預留給醫護人員。
如果這個時候公眾都搶購口罩,那新加坡的庫存將很快見底。
這才是新加坡政府不鼓勵老百姓佩戴口罩的真實原因。
很無奈,但也沒辦法。
其次,新加坡沒有停工停課,不關閉營業場所,我認為同樣是無奈之舉。
新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的咽喉處,是東亞國家連通中東、歐洲和非洲的海上貿易樞紐,所以它天然適合發展進出口貿易。
我們從新加坡進出口貿易總額和新加坡GDP的比值中可以發現,新加坡貿易總額大約是本國GDP的3倍(最新的數據有所下降,但也有2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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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度關聯國際貿易的一個結果就是,一旦國際形勢出現風吹草動,新加坡的經濟就會出現動蕩。
這種動蕩自中美貿易戰以來,就已經體現出來了。
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新加坡全年的經濟增速為3.2%,較2017年下降0.3個百分點。
看上去下降幅度不是很多,但這是因為貿易戰的影響會有一個滯後性;到了2019年,新加坡的經濟就出現了急速下滑,全年增速僅為0.7%,創下了十年來的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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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經濟體特質+國家體量小+正好處於經濟發展的低谷期,在這三重因素的疊加之下,如果新加坡採取大規模的隔離和封鎖城市的方式去對抗疫情,那這個國家的經濟可能就要休克了。
而如果採用「動態防禦」,即在不封鎖城市、不關閉營業場所的前提下,鼓勵國民加強個人防護,維持社會和經濟持續運轉,這雖然看上去比較冒險,但一旦闖關成功,那就等於把疫情的負面影響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
任何選擇都有代價。
冒險的代價則是,如果新加坡闖關失敗,那病毒可能會大規模地在人群中潛伏下來,然後某一天突然爆發,擠兌當地的醫療資源,而一旦醫療資源被擠爆,那新加坡就會變成下一個武漢。
一個是眼下馬上會發生的經濟危機,另一個是未來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的社會危機,李顯龍選擇了賭一把。
當然,也正如李顯龍所說,如果疫情發生變化,新加坡會調整防控措施。
但考慮到此次的病毒極為狡猾,在潛伏期也具有傳染的能力,等你反應過來了,病毒可能已經在人群中擴散開了,所以這(李顯龍的選擇)依然是一個冒險的決定。
 
02
我希望李顯龍的闖關能夠成功。
在疫情面前,人類是一個共同體。
如果新加坡闖關失敗,疫情大規模在該國擴散,那新加坡就會反向把疫情再輸出到全世界。
這是任何人,任何國家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反過來,新加坡的策略如果取得了成功,對我們也會有借鑒意義。
防控疫情和恢復生產,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中國在採取了大規模的隔離和延遲復工(也就是「靜態防禦」)後,對於掙扎在盈虧平衡點上的中小企業,以及大量的「非正規就業」群體,影響是非常大的。
前段時間西貝大喊資金鏈撐不過3個月,但其實像它這樣的餐飲業巨頭,喊一嗓子後分分鐘就獲得了浦發銀行的4.3億元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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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真正掙扎在盈虧平衡點上的中小企業,倒閉的時候很可能就是悄無聲息的,你甚至連他們的聲音都聽不到。
而這些企業的背後,是千千萬萬個就業崗位。
再來說「非正規就業」群體,這是國際勞工組織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的是那些臨時工、搬運工、送餐員、街頭商販等等(我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對此的定義更加嚴苛,指的是:未簽訂勞動合同,但已形成事實勞動關係的就業行為,稱為非正規就業)
這些人的收入依賴於打工和經營(個體戶),如果一直停工和隔離,那他們的家庭財務狀況可能就要撐不住,有些人多年的積蓄也可能會一併付諸東流。
比如某個個體戶,他在春節前租下了街頭的店面準備開一個包子鋪,結果趕上了疫情,可能幾個月都開不了張,那這筆資金投入的收益就大幅縮水,甚至會變成虧本。
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到了普通人的頭上,就變成了一座大山。
我印象中最深的其實是一張「木盆渡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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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以為是網友編的段子,後來發現政府部門發的函裡面,還特意提到了這件事,所以無疑是真人真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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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人劃著木盆也要渡江的原因,就是為了去打工。
這裡要說明一點,「木盆渡江」逃脫隔離的行為,我肯定是不支持的,尤其是黃岡還是重點防控地區,這會給疫情防控帶來風險。
但這種行為的背後,關於那些「非正規就業」群體的生計,需要我們去關心和考量。
短期而言,受停工影響最小的,是國企和優質民營企業的白領一族。
這些企業抗風險能力高,所以即便推遲復工,你的工資可能依然一分都不會少。
但不要以為延遲復工不會讓你的利益受損。
對經濟有點敏感性的人應該注意到了,前幾天黃奇帆提出,建議取消住房公積金制度,以幫助企業降低用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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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住房公積金制度最大的收益群體,恰恰就是白領一族。
對於富豪和炒房團來說,公積金就是杯水車薪,他們根本看不上;對於底層打工族而言,給了公積金他們也買不起房(「非正規就業」群體中甚至很多人壓根就沒公積金);公積金制度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些踮起腳努把力再加上六個錢包然後勉強擠上車的剛需。
如果沒有了公積金,不僅是還貸成本會有明顯提高(公積金貸款利率僅為3.25%),每個月還要少掉一筆實打實的收入,那他們可能就買不起房了。
所以取消公積金的提議一經公開,網上自然是罵聲一片。
但這解決不了本質問題。
發展經濟就像是做蛋糕,國家經濟發展越好,蛋糕就能做得越大,經濟發展受阻,蛋糕變小了,大家能分到的自然就少了。
尤其是去年政府剛實行了大規模的減稅,再減空間有限,全國的養老金缺口又大,不可能去動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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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
就像你看到的,拿公積金下手。
說到底,不把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不把蛋糕做大,大家的利益都會受損。
所以不要以為延遲復工和你沒關係,國家經濟不好了,我們都無法置身事外。
除此之外,今年還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我們不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要完成GDP(比2010年)翻番的目標,所以今年的經濟增速就存在一個硬指標作為約束。
如果完成不了目標,國內外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預期就會更加悲觀,進而導致經濟的進一步下滑,並最終影響到我們能分到多少蛋糕。
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在為停工和隔離承擔著代價。
現在新加坡採用了一種和我們截然不同的防控措施,如果他們闖關成功了,對我們會有借鑒意義。
當然,有些人會有異議,因為新加坡地處熱帶,常年氣溫教高,不利於病毒的存活和傳播。
這要分體內和體外。
在體內,病毒對高溫的耐受能力是比較強的。
別忘了無論是SARS還是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病毒名字還沒有正式確定,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建議命名為SARS-CoV-2,至於世衛組織提出的COVID-19,那是疾病的名字,而不是病毒的名字),它們的自然宿主都是蝙蝠,而蝙蝠的體溫比一般的哺乳動物要高,可常年維持在40℃以上。
所以這種病毒在體內完全可以承受40℃的高溫。
而到了體外,冠狀病毒在高溫環境下,其活性和生存能力會明顯下降,這和冠狀病毒的蛋白外膜結構有關。
所以學術界也有一種觀點認為,一旦氣溫超過25℃,疫情會自然消退。
特朗普也是這種觀點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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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注意的是,這只是一種推測,並沒有獲得科學的論證,而且病毒也是會不斷變異的。
就拿新加坡來說,目前情況並不容樂觀。
這段時間新加坡的氣溫大概26-32℃之間,但確診病例卻在不斷上升。
2月8日,李顯龍發表電視講話時,新加坡的確診病例為40例,此後每天都有上升,目前最新的數據是72例,而且出現了多起本地人傳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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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這個數字不斷上升,我估計李顯龍現在也是如坐針氈。
如果新加坡的「動態防禦」策略宣告失敗,那就證明這次病毒的抗高溫能力遠比SARS要厲害,指望天氣轉暖疫情自然消散就不切實際了。
那意味著我們的管控措施決不能放鬆。
如果新加坡闖關成功,那麼我們也可以根據各地的氣溫變化,由南到北,分地域調整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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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認為,等到氣溫回升了,疫情早結束了,但我建議還是謹慎一點好,此前張文宏教授就對疫情的發展趨勢做過三種預測,而世界衛生組織對最壞情況的預測甚至更加極端)
只是,目前下結論還太早,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觀察(新加坡的疫情)
03
從新加坡在面對疫情時的那種無奈,我們還可以看到體量對一個國家的容錯能力和發展上限,有著多大的影響。
新加坡這個國家體量太小,本島和63個附屬島嶼加起來也就只有719.1平方公里,相當於上海浦東新區面積的60%。
土地一共就那麼點,種地太佔用土地資源了,所以他們的糧食90%依賴進口(他們自己也搞一點水產養殖)
但高度依賴進口又會有風險,所以新加坡的糧食進口來源國多達180個,幾乎快覆蓋所有的國家了。
好不容易省下來的工業用地資源,還要慎重考慮,產業上要精挑細選,要發展那些適合本國國情且利潤率可觀的高端產業(電子、化工、航空航天、生物醫藥等精密製造工程行業)
所以新加坡不可能建成完備的工業體系,他們的生活物資和防護用品無法自給自足。
而且為了發展高端產業,他們還要比別的國家付出更多的代價和更長時間的努力。
比如上世紀90年代,李光耀利用新加坡作為石油通道樞紐的地利優勢,打算髮展煉油產業。
土地不夠用,他們就填海造島,並建成了總面積32平方公里的裕廊島作為自己的煉油基地。
該計劃從1995年開始落實,於2009年正式完工,前後花費了14年,看起來費時很久,但其實已經比他們最初的計劃提前了20年。
現在新加坡已經是世界三大煉油中心之一了,哪怕他們不出產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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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自建國時開始,一直在走那些難走的、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很大代價才能出成果的路,並因此獲得了豐厚的回報。
但無奈的是,即便如此,受制於國家體量太小,新加坡依然高度依賴外部環境和國際合作。
這就導致了這個國家發展的容錯性很低,而且很容易遇到瓶頸。
而同等規模的香港,真的要幸運很多。
這兩座城市有著差不多的規模,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命運。
新加坡是被迫走上了「地獄模式」,而香港因為有著「外掛」的支持,所以一直都在走那些容易走的路(這一點我在過去的文章《新加坡簡史:對中國有什麼啟示?中有過專門的對比)
就拿口罩來說,新加坡因為缺乏穩定的供應,只能號召老百姓沒事不要戴口罩。
為了安撫人心,李顯龍自己在看望確診病人的時候,也沒有佩戴口罩。
真的已經很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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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港因為背靠內地,會有源源不斷的口罩供應,所以香港的老百姓可以戴上口罩來降低自己被感染的風險。
香港的反對派可能會說,香港給內地捐錢了,他們可以拿著這些錢去全世界買口罩。
但問題是,難道新加坡是買不起口罩嗎?
真正的問題在於,當危機來臨的時候,全世界的產能供應都嚴重不足,你拿錢也買不到。
這個時候,穩定的物資供應遠比錢要重要得多。
一直以來,香港不需要擔心供水、供電、食物和口罩,因為它背後有內地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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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國家的體量和規模(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帶來的優勢。
因為中國的體量和規模足夠大,所以才可以硬扛著經濟損失,實行大規模的隔離和停工去抗擊疫情,換成規模小一點的國家,經濟直接就休克了,哪怕發達如新加坡。
因為中國的體量和規模足夠大,所以有足夠的土地和人力資源去建立完備的工業體系,極大的緩解了各種物資的缺口,而不至於像新加坡那樣因為擔心買不到貨而去號召國民不要戴口罩。
因為中國的體量和規模足夠大,所以在控制住各地的疫情後,各省可以源源不斷向湖北地區輸送醫護人員,去努力打贏這場戰役。
 
截止目前,已經有超過2.5萬名醫療隊員前往支援湖北,這在小型國家根本不可能發生。小型國家一旦疫情失控,只能指望國際援助,但國際援助的規模,不可能同時達到2.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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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中國的體量和規模足夠大,所以國家發展的容錯性,要遠遠強於那些小型國家。
這是一種稟賦優勢,靠後天努力永遠都達不到。
04
凡事有利就有弊。
大體量、大規模帶來的另一面,就是人均發展水平提升的難度大幅提高。
就拿人均GDP來說,這個指標往往被拿來衡量一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我早就在思考一個問題——拋開規模談人均GDP,難道真的公允嗎?
就拿卡達來說。
這個國家的人均GDP,常年位居世界前十。
但這個國家真的發展很好嗎?
我們來看對卡達石油富豪的一段採訪。
「我有這麼多錢,照樣每天工作3小時,有時候加班,我甚至會工作到下午2點,現在卡達人已經很少有像我這種務實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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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國人還在嫌棄朝九晚五是缺乏上進心的表現,結果和卡達人一比,人家每天工作3小時就成了「務實」的代言人。
是不是很諷刺?
但卡達人均發展水平確實很高,數字明明白白擺在那裡:
2018年卡達人均GDP為6.9萬美元,2012年-2014年期間,他們的人均GDP甚至還超過了8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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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因為卡達有石油,而且人口足夠少。
卡達是中東的一個石油國家,該國90%以上的出口來自石油和天然氣。
此外,卡達的人口僅為264萬(2018年數據)
一、兩個很賺錢的產業,加上很少的人口來分蛋糕,結果就是大家不需要努力工作,就能做到人人富足。
事實上,這個國家也沒有什麼工業基礎,東西靠進口,反正有石油可以賣錢,維持社會運轉的一些臟活累活,則是通過僱傭外籍勞工來解決。
這就是卡達人很富的真實原因,這無關努力,純粹就是因為家裡有礦。
但未來一旦出現能源革命,或者資源被挖空,那這個國家一下子就會陷入動蕩。
同樣是6萬多的人均GDP,新加坡更多是靠的是自己努力,但正如上面說的,因為體量太小,所以國家的容錯能力很低,而且很容易碰到發展的天花板(人均再發達,總量都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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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國有著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這就意味著中國無法通過少數幾個領域的突破,把國家的人均GDP拉動起來(人均一攤就沒剩多少了)
2019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是靠著一個又一個領域的努力所凝聚起來的,是大而全的工業體系支撐起來的。
所以,不要因為中國人均GDP「只有」1萬美元而妄自菲薄,在超大的體量和規模下,要達到這個水平其實非常不容易。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我們的頭號競爭對手——美國,真的非常強大。
這個擁有3.3億人口的國家,人均GDP照樣能超過6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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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國和美國依然有著很大的差距,我們還要走過很長一段路,才能接近甚至達到美國的水平。
我們應該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05
最後再來說說疫情之下的不同體制。
有一些聲音認為,此次的疫情發展成今天這樣,有體制層面的弊端。
那麼類似的事如果發生在美國,又會怎麼樣?
首先,在疫情預警上,這次我們是存在明顯的紕漏的。
尤其是武漢市衛健委,一直到1月20日凌晨為止,都在公告中宣稱「密切接觸者中,沒有發現相關病例」(這是疫情是否會人傳人的一個重要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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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天晚上鍾南山院士在直播中明確表示,肯定存在人傳人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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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武漢市長在接受央視採訪時,也明確承認,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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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不一定只是出在武漢這一級,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等疫情結束後希望官方能給我們一個說法。
相比之下,美國CDC(疾控中心)因為有很強的獨立性,信息披露會更加快速、高效。
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後面會舉例)
但也不要因此妄自菲薄。
當信息正式披露之後,中國模式所體現出來的組織動員能力,是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可比擬的,包括美國。
就拿2009年北美髮生了H1N1甲型流感為例。
美國的第一起病例發現於2009年3月25日,地點是在加州。
同年4月15日,美國CDC提取了H1N1病毒的基因組,4月18日報告給了世界衛生組織。
4月23日,美國CDC舉行了新聞發布會,正式對外公布疫情。
從這裡你可以看出,美國的早期預警是非常迅速且成功的。
但到了疫情的攻堅階段,美國的表現其實是相當無力的。
那次H1N1甲流疫情的持續時間約為1年,美國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
根據美國CDC於2011年公布的數據,從2009年4月12日至2010年4月10日,美國約6000萬人被感染,27萬人因此住院,死亡病例約為12469例(數據由模型估算)
而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則顯示,H1N1流感的死亡人數,超過了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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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國CDC發布了最終報告,報告顯示,2009年的H1N1大流行導致20.1萬人死於呼吸系統疾病,另有8.3萬人死於與H1N1感染相關的心血管疾病,總計造成約28.4萬人死亡。
面對這一結果,美國的疫情防控,在我看來無論如何都是談不上成功的。
而且在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之後,H1N1流感病毒並沒有被消滅,而是變成了一種季節性流感,和人類共存。
當然,有些人會說是這種流感病毒傳播力太強,防控難度大,但無可否認的是,美國的體制和文化決定了他們不具備中國這樣的組織動員能力。
美國,包括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他們不可能像中國那樣把一座千萬級人口的大城市說封就封,不可能做到在全國各地家家戶戶排查疑似病人和密切接觸者對其實行隔離,更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有10天內建成一座醫院的先例。
論早期預警,美國確實比我們做得更好,但論攻堅階段的組織動員能力,中國是明顯領先美國等西方國家的。
這一點我們應該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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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什麼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多次給予中國以高度的評價,甚至表示他一生中從未見過這樣的動員(僅用10天就建起了一座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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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多次讚揚中國,譚德塞還因此遭到了西方媒體的質疑,認為他受到了中國的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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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體不願意承認,中國在防控疫情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極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他們也不會因為美國在防控H1N1甲流疫情中的慘淡結果而對美國的制度大肆批評。
國內可能也有這樣的人。
試想一下,如果中美的角色互換,如果是中國在甲流中導致了6000萬人感染和30萬人死亡,那一定會被國內外輿論狂噴,順帶連體制也被貶地一無是處。
這既不公允,也不客觀。
無論是中國的制度還是美國的制度,其形成由其歷史、文化、國民特性、地緣條件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結果。
一個國家該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選擇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必須因地制宜,也就是根據這個國家的國情來決定(這一點我在關於英國、新加坡等國家的專題文章中也有過多次提及)
中國現行的制度,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而在疫情的考驗之下,原本被隱藏的問題被一一暴露。
但我們也要看到,那個一問三不知的黃岡市衛健委主任,被火速撤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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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和武漢省市兩級的一把手,在民意的支持下,被新的官員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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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最高領導人明確提出,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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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我們也在一步一個腳印去解決這些問題。
最關鍵的是,我們有14億勤勞又樂觀的人民。
84歲的鐘南山,73歲的李蘭娟,雖然年事已高,但均紛紛趕往疫情最嚴重的湖北,而他們的背後,是數萬、數十萬奮戰在一線的醫護人員,在不眠不休地努力。
火神山、雷神山火速建成的背後,是設計、施工、通訊、電力、物流以及背後無數大大小小零配件廠商共同努力的成果。
為了彌補口罩的產能缺口,包括比亞迪、美麗策、中順潔柔、中石化等公司都參與了「跨界生產」,紛紛做起了口罩。
江蘇蘇州一家消毒器生產企業的負責人袁傳偉,因為員工無法返工,他甚至僅靠自己一個人就扛起了一條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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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各地的海內外同胞,滿世界「找口罩」運回國。
有的甚至從俄羅斯、烏茲別克、芬蘭等國家,人肉背回了數萬隻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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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商會的副會長趙普洲,在東南亞採購口罩的時候,索性買下了他們的工廠,然後以每隻0.3元的價格源源不斷地往國內調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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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面前,各行各業的中國人,都在盡自己的努力,幫助我們這個國家去抗擊疫情、擺脫困境。
中國的國民特質,有著極強的韌性和自立自強精神。
這是支撐我們這個國家不畏困難、不斷前進的最強動力。
超大規模的體量+超強的組織動員能力+持續改進的政府+自強不息的國民,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讓我看到了我們這個國家,有著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發展上限。
每當想到這一點,我就會對我們國家的未來,充滿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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