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疫情,看国家发展的上限

透过疫情,看国家发展的上限
文 | 缓缓君
首发 | 缓缓说
面对疫情,新加坡和中国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冒险的决定。
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个国家发展上限的缩影;这个决定所产生的后果,也会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参考意义。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01
2月8日,李显龙向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
李显龙在讲话中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比SARS更强,但(湖北省外)致死率要远低于SARS(10%),更接近于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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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疫情是在不断变化的,且新加坡出现了一些源头不明的病例,所以政府将警戒级别上调到了橙色,但他安抚老百姓不要过于忧虑:
“我们之前也有过警戒级别提升到橙色的情况,那是在2009年的H1N1流感,所以没必要恐慌,我们没有封锁这个城市,也没有把每个人都关在家里。我们有充足的供应,所以没必要像昨天有些人那样去囤积方便面、罐头食品和卫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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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李显龙在个人防护方面提供了一些建议(勤洗手、每天测体温、避开人群拥挤的地方等),并表示如果疫情升级,政府将调整防控措施,但就目前来说,他对抗击疫情是充满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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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网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派观点。
一些在新加坡工作和学习的国人纷纷表示,这是在“佛系抗疫”“放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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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旅居新加坡的学者认为,新加坡是技术专家治国政体(technocracy)的典范,且国民素质和卫生条件较好,大概率可以把疫情控制好。
对于新加坡的防控策略,争议主要在以下两点:
1.不停工停课,不关闭营业场所,甚至几天前还在举办万人宴和“妆艺大游行”等庆典活动,这可能会加速疫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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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加坡政府不提倡健康者佩戴口罩。新加坡卫生部部长颜金勇甚至表示,戴口罩反而有可能给人带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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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者中,正好也有一些正在新加坡务工和留学,他们也给我留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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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李显龙的冒险,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
首先是口罩的问题。
人在打喷嚏的时候,会喷出1万个以上的飞沫,射程最远可以达到8米;咳嗽时会喷出1000-2000个飞沫,最远射程达到6米;即便是说话,每分钟也会产生约500个飞沫(因个人说话习惯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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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打出喷嚏后0.34秒的样子,图片来自@回形针 的视频)
戴上口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患者的飞沫直接喷到你口腔里,所以戴口罩肯定比不戴口罩要安全的。
这毋庸置疑。
新加坡政府之所以不鼓励普通人佩戴口罩,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供应量跟不上。
这一点,李显龙的夫人何晶还是非常坦诚的。
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全世界口罩产能的一半在中国,而中国现在自己都急缺口罩,至于其他口罩生产国,比如周边的越南和泰国,也都已经采取了出口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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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没有稳定的进口来源,为了应对疫情,仅有的库存要预留给医护人员。
如果这个时候公众都抢购口罩,那新加坡的库存将很快见底。
这才是新加坡政府不鼓励老百姓佩戴口罩的真实原因。
很无奈,但也没办法。
其次,新加坡没有停工停课,不关闭营业场所,我认为同样是无奈之举。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处,是东亚国家连通中东、欧洲和非洲的海上贸易枢纽,所以它天然适合发展进出口贸易。
我们从新加坡进出口贸易总额和新加坡GDP的比值中可以发现,新加坡贸易总额大约是本国GDP的3倍(最新的数据有所下降,但也有2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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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度关联国际贸易的一个结果就是,一旦国际形势出现风吹草动,新加坡的经济就会出现动荡。
这种动荡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新加坡全年的经济增速为3.2%,较2017年下降0.3个百分点。
看上去下降幅度不是很多,但这是因为贸易战的影响会有一个滞后性;到了2019年,新加坡的经济就出现了急速下滑,全年增速仅为0.7%,创下了十年来的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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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经济体特质+国家体量小+正好处于经济发展的低谷期,在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之下,如果新加坡采取大规模的隔离和封锁城市的方式去对抗疫情,那这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就要休克了。
而如果采用“动态防御”,即在不封锁城市、不关闭营业场所的前提下,鼓励国民加强个人防护,维持社会和经济持续运转,这虽然看上去比较冒险,但一旦闯关成功,那就等于把疫情的负面影响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
冒险的代价则是,如果新加坡闯关失败,那病毒可能会大规模地在人群中潜伏下来,然后某一天突然爆发,挤兑当地的医疗资源,而一旦医疗资源被挤爆,那新加坡就会变成下一个武汉。
一个是眼下马上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另一个是未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社会危机,李显龙选择了赌一把。
当然,也正如李显龙所说,如果疫情发生变化,新加坡会调整防控措施。
但考虑到此次的病毒极为狡猾,在潜伏期也具有传染的能力,等你反应过来了,病毒可能已经在人群中扩散开了,所以这(李显龙的选择)依然是一个冒险的决定。
 
02
我希望李显龙的闯关能够成功。
在疫情面前,人类是一个共同体。
如果新加坡闯关失败,疫情大规模在该国扩散,那新加坡就会反向把疫情再输出到全世界。
这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反过来,新加坡的策略如果取得了成功,对我们也会有借鉴意义。
防控疫情和恢复生产,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中国在采取了大规模的隔离和延迟复工(也就是“静态防御”)后,对于挣扎在盈亏平衡点上的中小企业,以及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影响是非常大的。
前段时间西贝大喊资金链撑不过3个月,但其实像它这样的餐饮业巨头,喊一嗓子后分分钟就获得了浦发银行的4.3亿元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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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真正挣扎在盈亏平衡点上的中小企业,倒闭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悄无声息的,你甚至连他们的声音都听不到。
而这些企业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就业岗位。
再来说“非正规就业”群体,这是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那些临时工、搬运工、送餐员、街头商贩等等(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此的定义更加严苛,指的是: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就业行为,称为非正规就业)
这些人的收入依赖于打工和经营(个体户),如果一直停工和隔离,那他们的家庭财务状况可能就要撑不住,有些人多年的积蓄也可能会一并付诸东流。
比如某个个体户,他在春节前租下了街头的店面准备开一个包子铺,结果赶上了疫情,可能几个月都开不了张,那这笔资金投入的收益就大幅缩水,甚至会变成亏本。
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了普通人的头上,就变成了一座大山。
我印象中最深的其实是一张“木盆渡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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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以为是网友编的段子,后来发现政府部门发的函里面,还特意提到了这件事,所以无疑是真人真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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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人划着木盆也要渡江的原因,就是为了去打工。
这里要说明一点,“木盆渡江”逃脱隔离的行为,我肯定是不支持的,尤其是黄冈还是重点防控地区,这会给疫情防控带来风险。
但这种行为的背后,关于那些“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生计,需要我们去关心和考量。
短期而言,受停工影响最小的,是国企和优质民营企业的白领一族。
这些企业抗风险能力高,所以即便推迟复工,你的工资可能依然一分都不会少。
但不要以为延迟复工不会让你的利益受损。
对经济有点敏感性的人应该注意到了,前几天黄奇帆提出,建议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以帮助企业降低用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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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住房公积金制度最大的收益群体,恰恰就是白领一族。
对于富豪和炒房团来说,公积金就是杯水车薪,他们根本看不上;对于底层打工族而言,给了公积金他们也买不起房(“非正规就业”群体中甚至很多人压根就没公积金);公积金制度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些踮起脚努把力再加上六个钱包然后勉强挤上车的刚需。
如果没有了公积金,不仅是还贷成本会有明显提高(公积金贷款利率仅为3.25%),每个月还要少掉一笔实打实的收入,那他们可能就买不起房了。
所以取消公积金的提议一经公开,网上自然是骂声一片。
但这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发展经济就像是做蛋糕,国家经济发展越好,蛋糕就能做得越大,经济发展受阻,蛋糕变小了,大家能分到的自然就少了。
尤其是去年政府刚实行了大规模的减税,再减空间有限,全国的养老金缺口又大,不可能去动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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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就像你看到的,拿公积金下手。
说到底,不把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不把蛋糕做大,大家的利益都会受损。
所以不要以为延迟复工和你没关系,国家经济不好了,我们都无法置身事外。
除此之外,今年还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们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要完成GDP(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所以今年的经济增速就存在一个硬指标作为约束。
如果完成不了目标,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就会更加悲观,进而导致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并最终影响到我们能分到多少蛋糕。
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在为停工和隔离承担着代价。
现在新加坡采用了一种和我们截然不同的防控措施,如果他们闯关成功了,对我们会有借鉴意义。
当然,有些人会有异议,因为新加坡地处热带,常年气温教高,不利于病毒的存活和传播。
这要分体内和体外。
在体内,病毒对高温的耐受能力是比较强的。
别忘了无论是SARS还是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病毒名字还没有正式确定,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建议命名为SARS-CoV-2,至于世卫组织提出的COVID-19,那是疾病的名字,而不是病毒的名字),它们的自然宿主都是蝙蝠,而蝙蝠的体温比一般的哺乳动物要高,可常年维持在40℃以上。
所以这种病毒在体内完全可以承受40℃的高温。
而到了体外,冠状病毒在高温环境下,其活性和生存能力会明显下降,这和冠状病毒的蛋白外膜结构有关。
所以学术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旦气温超过25℃,疫情会自然消退。
特朗普也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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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获得科学的论证,而且病毒也是会不断变异的。
就拿新加坡来说,目前情况并不容乐观。
这段时间新加坡的气温大概26-32℃之间,但确诊病例却在不断上升。
2月8日,李显龙发表电视讲话时,新加坡的确诊病例为40例,此后每天都有上升,目前最新的数据是72例,而且出现了多起本地人传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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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个数字不断上升,我估计李显龙现在也是如坐针毡。
如果新加坡的“动态防御”策略宣告失败,那就证明这次病毒的抗高温能力远比SARS要厉害,指望天气转暖疫情自然消散就不切实际了。
那意味着我们的管控措施决不能放松。
如果新加坡闯关成功,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各地的气温变化,由南到北,分地域调整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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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等到气温回升了,疫情早结束了,但我建议还是谨慎一点好,此前张文宏教授就对疫情的发展趋势做过三种预测,而世界卫生组织对最坏情况的预测甚至更加极端)
只是,目前下结论还太早,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新加坡的疫情)
03
从新加坡在面对疫情时的那种无奈,我们还可以看到体量对一个国家的容错能力和发展上限,有着多大的影响。
新加坡这个国家体量太小,本岛和63个附属岛屿加起来也就只有719.1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浦东新区面积的60%。
土地一共就那么点,种地太占用土地资源了,所以他们的粮食90%依赖进口(他们自己也搞一点水产养殖)
但高度依赖进口又会有风险,所以新加坡的粮食进口来源国多达180个,几乎快覆盖所有的国家了。
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工业用地资源,还要慎重考虑,产业上要精挑细选,要发展那些适合本国国情且利润率可观的高端产业(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精密制造工程行业)
所以新加坡不可能建成完备的工业体系,他们的生活物资和防护用品无法自给自足。
而且为了发展高端产业,他们还要比别的国家付出更多的代价和更长时间的努力。
比如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利用新加坡作为石油通道枢纽的地利优势,打算发展炼油产业。
土地不够用,他们就填海造岛,并建成了总面积32平方公里的裕廊岛作为自己的炼油基地。
该计划从1995年开始落实,于2009年正式完工,前后花费了14年,看起来费时很久,但其实已经比他们最初的计划提前了20年。
现在新加坡已经是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了,哪怕他们不出产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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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自建国时开始,一直在走那些难走的、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很大代价才能出成果的路,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但无奈的是,即便如此,受制于国家体量太小,新加坡依然高度依赖外部环境和国际合作。
这就导致了这个国家发展的容错性很低,而且很容易遇到瓶颈。
而同等规模的香港,真的要幸运很多。
这两座城市有着差不多的规模,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新加坡是被迫走上了“地狱模式”,而香港因为有着“外挂”的支持,所以一直都在走那些容易走的路(这一点我在过去的文章《新加坡简史:对中国有什么启示?中有过专门的对比)
就拿口罩来说,新加坡因为缺乏稳定的供应,只能号召老百姓没事不要戴口罩。
为了安抚人心,李显龙自己在看望确诊病人的时候,也没有佩戴口罩。
真的已经很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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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港因为背靠内地,会有源源不断的口罩供应,所以香港的老百姓可以戴上口罩来降低自己被感染的风险。
香港的反对派可能会说,香港给内地捐钱了,他们可以拿着这些钱去全世界买口罩。
但问题是,难道新加坡是买不起口罩吗?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全世界的产能供应都严重不足,你拿钱也买不到。
这个时候,稳定的物资供应远比钱要重要得多。
一直以来,香港不需要担心供水、供电、食物和口罩,因为它背后有内地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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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国家的体量和规模(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带来的优势。
因为中国的体量和规模足够大,所以才可以硬扛着经济损失,实行大规模的隔离和停工去抗击疫情,换成规模小一点的国家,经济直接就休克了,哪怕发达如新加坡。
因为中国的体量和规模足够大,所以有足够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去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极大的缓解了各种物资的缺口,而不至于像新加坡那样因为担心买不到货而去号召国民不要戴口罩。
因为中国的体量和规模足够大,所以在控制住各地的疫情后,各省可以源源不断向湖北地区输送医护人员,去努力打赢这场战役。
 
截止目前,已经有超过2.5万名医疗队员前往支援湖北,这在小型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小型国家一旦疫情失控,只能指望国际援助,但国际援助的规模,不可能同时达到2.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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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中国的体量和规模足够大,所以国家发展的容错性,要远远强于那些小型国家。
这是一种禀赋优势,靠后天努力永远都达不到。
04
凡事有利就有弊。
大体量、大规模带来的另一面,就是人均发展水平提升的难度大幅提高。
就拿人均GDP来说,这个指标往往被拿来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我早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抛开规模谈人均GDP,难道真的公允吗?
就拿卡塔尔来说。
这个国家的人均GDP,常年位居世界前十。
但这个国家真的发展很好吗?
我们来看对卡塔尔石油富豪的一段采访。
“我有这么多钱,照样每天工作3小时,有时候加班,我甚至会工作到下午2点,现在卡塔尔人已经很少有像我这种务实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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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国人还在嫌弃朝九晚五是缺乏上进心的表现,结果和卡塔尔人一比,人家每天工作3小时就成了“务实”的代言人。
是不是很讽刺?
但卡塔尔人均发展水平确实很高,数字明明白白摆在那里:
2018年卡塔尔人均GDP为6.9万美元,2012年-2014年期间,他们的人均GDP甚至还超过了8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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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因为卡塔尔有石油,而且人口足够少。
卡塔尔是中东的一个石油国家,该国90%以上的出口来自石油和天然气。
此外,卡塔尔的人口仅为264万(2018年数据)
一、两个很赚钱的产业,加上很少的人口来分蛋糕,结果就是大家不需要努力工作,就能做到人人富足。
事实上,这个国家也没有什么工业基础,东西靠进口,反正有石油可以卖钱,维持社会运转的一些脏活累活,则是通过雇佣外籍劳工来解决。
这就是卡塔尔人很富的真实原因,这无关努力,纯粹就是因为家里有矿。
但未来一旦出现能源革命,或者资源被挖空,那这个国家一下子就会陷入动荡。
同样是6万多的人均GDP,新加坡更多是靠的是自己努力,但正如上面说的,因为体量太小,所以国家的容错能力很低,而且很容易碰到发展的天花板(人均再发达,总量都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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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有着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法通过少数几个领域的突破,把国家的人均GDP拉动起来(人均一摊就没剩多少了)
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是靠着一个又一个领域的努力所凝聚起来的,是大而全的工业体系支撑起来的。
所以,不要因为中国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而妄自菲薄,在超大的体量和规模下,要达到这个水平其实非常不容易。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头号竞争对手——美国,真的非常强大。
这个拥有3.3亿人口的国家,人均GDP照样能超过6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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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和美国依然有着很大的差距,我们还要走过很长一段路,才能接近甚至达到美国的水平。
我们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05
最后再来说说疫情之下的不同体制。
有一些声音认为,此次的疫情发展成今天这样,有体制层面的弊端。
那么类似的事如果发生在美国,又会怎么样?
首先,在疫情预警上,这次我们是存在明显的纰漏的。
尤其是武汉市卫健委,一直到1月20日凌晨为止,都在公告中宣称“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这是疫情是否会人传人的一个重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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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天晚上钟南山院士在直播中明确表示,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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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武汉市长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明确承认,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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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不一定只是出在武汉这一级,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等疫情结束后希望官方能给我们一个说法。
相比之下,美国CDC(疾控中心)因为有很强的独立性,信息披露会更加快速、高效。
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后面会举例)
但也不要因此妄自菲薄。
当信息正式披露之后,中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比拟的,包括美国。
就拿2009年北美发生了H1N1甲型流感为例。
美国的第一起病例发现于2009年3月25日,地点是在加州。
同年4月15日,美国CDC提取了H1N1病毒的基因组,4月18日报告给了世界卫生组织。
4月23日,美国CDC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公布疫情。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美国的早期预警是非常迅速且成功的。
但到了疫情的攻坚阶段,美国的表现其实是相当无力的。
那次H1N1甲流疫情的持续时间约为1年,美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根据美国CDC于2011年公布的数据,从2009年4月12日至2010年4月10日,美国约6000万人被感染,27万人因此住院,死亡病例约为12469例(数据由模型估算)
而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则显示,H1N1流感的死亡人数,超过了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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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CDC发布了最终报告,报告显示,2009年的H1N1大流行导致20.1万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另有8.3万人死于与H1N1感染相关的心血管疾病,总计造成约28.4万人死亡。
面对这一结果,美国的疫情防控,在我看来无论如何都是谈不上成功的。
而且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H1N1流感病毒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变成了一种季节性流感,和人类共存。
当然,有些人会说是这种流感病毒传播力太强,防控难度大,但无可否认的是,美国的体制和文化决定了他们不具备中国这样的组织动员能力。
美国,包括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他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把一座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说封就封,不可能做到在全国各地家家户户排查疑似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对其实行隔离,更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有10天内建成一座医院的先例。
论早期预警,美国确实比我们做得更好,但论攻坚阶段的组织动员能力,中国是明显领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
这一点我们应该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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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多次给予中国以高度的评价,甚至表示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仅用10天就建起了一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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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次赞扬中国,谭德塞还因此遭到了西方媒体的质疑,认为他受到了中国的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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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不愿意承认,中国在防控疫情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他们也不会因为美国在防控H1N1甲流疫情中的惨淡结果而对美国的制度大肆批评。
国内可能也有这样的人。
试想一下,如果中美的角色互换,如果是中国在甲流中导致了6000万人感染和30万人死亡,那一定会被国内外舆论狂喷,顺带连体制也被贬地一无是处。
这既不公允,也不客观。
无论是中国的制度还是美国的制度,其形成由其历史、文化、国民特性、地缘条件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一个国家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必须因地制宜,也就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国情来决定(这一点我在关于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专题文章中也有过多次提及)
中国现行的制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而在疫情的考验之下,原本被隐藏的问题被一一暴露。
但我们也要看到,那个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被火速撤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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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和武汉省市两级的一把手,在民意的支持下,被新的官员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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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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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也在一步一个脚印去解决这些问题。
最关键的是,我们有14亿勤劳又乐观的人民。
84岁的钟南山,73岁的李兰娟,虽然年事已高,但均纷纷赶往疫情最严重的湖北,而他们的背后,是数万、数十万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在不眠不休地努力。
火神山、雷神山火速建成的背后,是设计、施工、通讯、电力、物流以及背后无数大大小小零配件厂商共同努力的成果。
为了弥补口罩的产能缺口,包括比亚迪、美丽策、中顺洁柔、中石化等公司都参与了“跨界生产”,纷纷做起了口罩。
江苏苏州一家消毒器生产企业的负责人袁传伟,因为员工无法返工,他甚至仅靠自己一个人就扛起了一条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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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各地的海内外同胞,满世界“找口罩”运回国。
有的甚至从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芬兰等国家,人肉背回了数万只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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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商会的副会长赵普洲,在东南亚采购口罩的时候,索性买下了他们的工厂,然后以每只0.3元的价格源源不断地往国内调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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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面前,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尽自己的努力,帮助我们这个国家去抗击疫情、摆脱困境。
中国的国民特质,有着极强的韧性和自立自强精神。
这是支撑我们这个国家不畏困难、不断前进的最强动力。
超大规模的体量+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持续改进的政府+自强不息的国民,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个国家,有着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发展上限。
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会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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