彥祖，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應該是十二月的下午，廣東這幾天突然入了冬，我坐在深圳海邊的一處咖啡館，迎著寒風寫下這封信。
我也是湖南人，來自郴州臨武，1980年生，你可以叫我李齊，當然這是我臨時編的一個假名字，因為我後面要講的故事是這麼離奇，實在不方便使用真名。
我看過你採訪過很多異鄉人來珠三角經歷過的故事，有些事情深深地觸動了我，你去採訪大朗毛織廠那個老闆，說他們剛來廣東時，只能吃香港司機不要的燒鵝肉，這種事情我也經歷過，你說的穿越塘廈那條重要的國道，人被撞死了跟死條狗一樣，我也目睹過，我也被查過暫住證，也被飛車黨搶過手機，我跟你們有著很深的共情，我忍不住想向你講述這二十年來的人生，像一條魚忍不住要游向深海。
臨武是郴州很小的一個縣，經濟極不發達，除了有一座煤礦，好像什麼也沒有了。
我爸是一個普通農民，90年代初就到廣東賣力氣活，為了給家裡三個小孩念書，一直在工地做炮工，炮工就是建房子時，打地基遇到堅硬的岩石，挖掘機挖不動了，需要有人鑽到直徑一米多的鑽井裡，鑽炮眼、引爆炸藥炸碎岩石，這種鑽井有時七八米，有時幾十米深，炮工在裡面作業時，岩石粉塵漫天飛舞，工人那時最多戴個簡單的口罩，很容易得塵肺病。
那些年，中國每一座高樓大廈的下面，都可能有幾個得塵肺病的農民工。
我爸是我高一時患上的塵肺病，但他打工七年來都沒有簽勞動合同，工頭也沒有給他出具職業病檢查委託書，1996年那會，也沒有醫保，這個病會讓肺部纖維化，不能徹底治癒，他經常發燒，咳出濃痰，身體越來越差，不能繼續幹活。念到高二時，家裡給他治病把錢都花完了，還欠了兩萬塊錢，再沒有人掙錢的話，我弟弟妹妹就沒法讀書了。
1997年夏天，17歲的我只好棄了學業，跟每一個湖南鄉下年青人一樣，去廣東打工。
我去到的第一站是東莞黃江，因為有同村的人在這邊打工，有個可以寄宿的地方。
我們要從臨武到郴州火車站，坐綠皮火車到廣州，再到廣州火車站對面的流花車站坐中巴車，那種中巴車只能坐二十人，但通常塞進去四十多人，中間的過道都給你拉一條小板凳出來，車裡面充斥著奇怪的汗臭味、煙味、腳臭味，只能打開窗慢慢開，有人在窗邊抽煙時熏得我實在受不了，跟他說不要抽了，那人惡狠狠說關你什麼事？揪住我衣服就要動手，車子里的人發出痛苦的勸阻聲，說不要打了，會打到別人的。那人才收了手，一路都凶神惡煞地盯著我看。
車子搖搖晃晃開了三個半小時才到黃江，我下車時就在馬路邊吐了，1997年的黃江滿天灰塵，像一個大工地，我半天才找到公用電話，同村人過來接我，帶我去到東莞常見的那種農民房裡，四間房裡住著十幾個老鄉，大家一起湊錢做飯，房間里有一股揮散不去的油膩味，我那時住不起旅館，就打地鋪睡在地上。
我在黃江沒找著工作，每家工廠招工時，面試的人山人海，一份普通的工作二十多個人搶，保安要拎著橡膠棍過來維持秩序才行，現在的人可能想像不到當年失業有多嚴重，我在人群里顯得瘦瘦小小的，根本擠不過別人。
不僅沒找到工作，還被職業介紹所騙走了兩百塊錢，收了錢後就介紹我一次面試的機會，那家廠感覺像監獄一樣，裡面養著幾條大狼狗，門窗都用鐵絲網封起來，老鄉們給我打過預防針，說這種是黑廠，扣你半年工資的那種，不能進，我到廠門口看了一眼掉頭就跑。
後來知道職業介紹所專門干這個，和黑廠一起騙錢，一開始就沒打算給你介紹工作。
被黑介所騙過一輪後，我身上只剩五十塊錢，急得打電話給家裡求救，爸媽一個一個給親戚打電話替我想辦法，終於找到我表姐在深圳福永一家台灣人開的工廠做行政，她說那邊缺個干磨光的，但是磨光異常辛苦，磨光一年，短命三年，問我願不願意干？
我哪裡還有得選？只求在廣東能活下來。就坐兩小時車，跑到福永，經表姐介紹先做磨光學徒，前面兩個月只給350元工資，扣掉吃住還剩兩百。
磨光是我這輩子干過最痛苦的工作了，車間里磨光機的聲音振耳欲聾，上班都得戴一個耳塞，磨光機又十分兇險，砂布轉得飛快，一不留神就磨下好大一塊皮肉，血流不止，而且我們是站著工作，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從早上八點站到晚上九點，車間里粉塵漫天，下班時人整張臉跟挖煤回來一樣。
就這種工作，外面的人搶著進來，外面有太多活不下去的人。
我們的副廠長是個台灣人，常在車間里給我們訓話，說這種苦不算什麼，台灣女人都能幹，我們這麼年輕怕什麼？十幾年後我去台灣旅遊，才知道他是在瞎扯蛋。不過磨光雖苦，賺得也多，是計件工資，我成為熟手後，一個月能掙1300塊，2000年最高時掙到過1800塊一個月，這在那時候是工人里極高的收入，我拿工資買了一台二手電筒腦，每天唯一的樂趣是洗完澡可以打幾盤紅警。
不過這時候我身體明顯吃不消了，腳底板厚厚一層繭，兩隻手到處是傷口，磨爛了不知道多少雙手套，更害怕也患上塵肺病，我當時是家裡唯一的收入來源，不能也病倒了，便請表姐調我去別的部門工作，最後調去做車工。
當然這也是一個假名字，我實在不方便說她的名字，請見諒啊彥祖。
楊琳皮膚白皙，笑起來左右有兩個酒窩，頭髮烏黑，說不出來的嬌俏，她那年只有19歲，剛來公司做車間文員，性格活潑爽俐，時常在上班前，站在三樓車間的窗口向下望，我們一群男生就涌到別的窗口前，有意無意地瞅眼看她。
我工作地方的前面就是她們文員辦公室，前面是一面透明玻璃，我只要一抬頭，就可以看到她如月光姣白的面龐，她時常扎著頭髮，抬頭看著日光燈想事情想得出神，高挺的鼻樑配著長睫毛在燈光下構成一道優美的弧線，我們全體男工友就一齊忘了工作，個個都屏息盯著她看。
那年冬天時，一次她在辦公室里脫去外套，露出飽滿的胸脯和細柔的腰肢坐下辦公，車間里十幾個工友齊聲發出「哇」地讚歎聲，然後一片「嘖嘖嘖」地感嘆起來。
我穿著一身油膩的工作服，手裡拿著一把2.5cm的鑽頭，一時也看得呆了。
和我同齡的工友徐慶耀就過來使胳膊肘捅了捅我，抱著我肩膀說：「別想了，這種妹子不會是我們的。」
我低下頭看了看手裡的鑽頭，毫無底氣地說：「想想也不行啊？」
徐慶耀那時候在追另一個車間文員柳玉眉，柳玉眉跟他做朋友但也沒有表態，兩人就常一起吃飯看電影，由於沒有確立關係，不好意思單獨外出，有時候就會拉上我跟楊琳做電燈泡。
我們每周工作七天，每天晚上加班到九點到十點，只有周日晚上不加班，我們周一到周六晚上下班，偶爾去工廠門口的小店吃炒米粉，只有周日晚上能去看電影，那家電影院一到晚上十一點就開始放李麗珍舒琪的三級片，到這時女生們就會被突然冒出來的色情鏡頭嚇得站起來，好像被椅子燙到了一樣一鬨而散，電影院里一片稀稀拉拉椅子翻動的聲響。
和楊琳吃炒米粉的時候，她總跟柳玉眉打打鬧鬧，我不由得多她看幾眼，和楊琳看電影的時候，我也總忍不住把眼睛從大屏幕上挪開，轉過頭看她的臉龐。
楊琳是我枯燥而痛苦的工作時，唯一能撫慰心靈的寄託，那種每天十幾個小時的高強度工作，給台灣人做牛做馬的日子，就是現在想想都會覺得噁心反胃，只要一天沒看到她在辦公室，沒有聽到她清脆的笑聲，我心裡頭就七上八下，。
楊琳是唯一能照進我痛苦生活的白月光，既管她對我這個普通車間工人並沒有任何感覺。
這種生活維持了一年半，徐慶耀終於在一次酒後跟柳玉眉半推半就確立了關係，我跟楊琳做電燈泡的作用從此消失，只是偶爾周末到他們同居的小屋打邊爐，我每次望向楊琳時，她都會假裝沒有看見。
2002年夏天，就是韓日世界盃那年，我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有兩次加班我請假去看了比賽，以致於韓國隊詭詐的表現讓我終生難忘，我請假時是徐慶耀代的班，他為了偷會懶，跑去倉庫角落抽煙，扔煙頭時不小心引著了火，差點引起一場火災，他被組長、副廠長帶到辦公室劈頭蓋臉足足罵了三個小時，徐慶耀覺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從那以後每天就陰著臉過來上班，扔卡尺扔扳手時好像跟那東西有仇一樣重重砸在工作台上，以發泄心裡頭的怒火。
終於有一天我們四個在打邊爐時，他說他不想呆在工廠里穿著油膩的工作服耗費一生了，他也不想再過這種，下班時用洗手粉怎麼洗，都洗不幹凈指縫污垢的生活，他更不想再聞到冷凍油的氣味，看到銅屑和鋁屑掉進他的涼鞋裡燙得他哇哇叫，他喝了點酒，說著說著竟動了情，哭了起來，他說他要帶柳玉眉離開這家工廠，跟這種一個月掙一千二的生活告別，重新找門活路。
我小心問他打算去哪裡，徐慶耀說他有高中畢業證，想去深圳關內闖一闖，我說關內要大學以上才能找著好工作，他說不管這些，一定要去關內闖蕩，絕不能留在關外的工廠過一輩子了。
他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決心，為了獲得安全感，還動員我們一起跟他去關內，我從來沒有去過關內，不知道那裡是什麼情況，那時候找一份穩定的工作非常艱難，心裡頭沒底，而且楊琳也沒有表態，所以暫時沒有答應他。
一周以後的一個下午，楊琳突然情緒很低落，不像平時那樣活躍，她坐在辦公桌上發了很久的呆，眼角隱隱還有淚痕，足足過了一個小時，她才從自我情緒里走出來，敲了敲玻璃，指了指徐慶耀，叫他去辦公室聊事情。
徐慶耀在裡面跟她聊了幾句，回來後竟有些興奮，他主動過來壓著嗓子跟我說：楊琳決定一起去關內找工作。
彥祖，你應該記得，深圳那時候是分關內和內外的，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關內都是寫字樓白領，關外都是髒兮兮的破工廠，要進關內必須辦邊防證，最早的時候邊防證非常難辦，普通人根本進不去，2002年已經好許多了，只要兩塊錢就可以，但邊防證有七天期限，七天後邊防證過期，查到沒辦暫住證的，要被送到樟木頭的看守所里去。
一個月後，我們四個年輕人懷著一顆忐忑而熱烈的心辭了職，辦好邊防證，一起進了關內。
徐慶耀本來想借住在親戚家裡，我們怕嚇著他親戚，在他家樓下等著，但他親戚見到他來，冷著臉關了門，彷彿是仇人一般，我們四個只好到布吉關旁邊的農民房裡租房子住，400塊錢一月的單間，房租平攤，那種房沒有電梯，但還算乾淨，楊琳和柳玉眉睡床上，我跟徐慶耀打地鋪，白天我們分頭去找工作，晚上回來一起做飯，四個人在一起相依為命過了一個多月。
我們分頭找到了活命的工作，但都不是什麼好營生，我在一家餐館送外賣兼打雜，楊琳去做了酒店前台，徐慶耀跟柳玉眉在超市工作，收入都很低，而且每天出門都要提防被查證件。
柳玉眉在關內只工作了三個月，受不了這裡的消費和辛苦決定回家，幾個月後跟徐慶耀分了手，徐慶耀失戀那天抱著我哭了半宿。
楊琳很喜歡深圳，經常拉著我們逛東門、金光華、華強北，她看到一個喜歡的東西，就指著它大聲說：「這個真好看啊，我將來一定要買得起。」
我們仨人相處最快樂的一次，是一起到楊梅坑的山頂懸崖看日出，我們晚上在海灘邊喝得爛醉，瘋瘋顛顛地胡鬧，晚上隨便睡在租來的帳篷里，第二天早上我們五點就開始爬山，那時這裡還是一片荒山，2005年才建了度假村叫鹿嘴山莊，我們嘿咻嘿咻爬到山頂的懸崖邊時，見到太陽正從遠方冉冉升起，照得海面一片波光轔轔，我們興奮得張開手大喊大叫，我看到張琳整張臉被朝霞映得紅彤彤的，覺得這世上再沒有比這更美的景色了。
在關內半年後，有一天楊琳過生日，徐慶耀勸我把話挑明了，白天時我約楊琳去荔枝公園划船，划到湖心時，我拿出給她買的一塊電子錶做生日禮物，很忐忑地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表白。
她沒有收我的禮物，她跟我說她知道我的心思，但一直把我當哥哥。嗯，那年代女孩子拒絕人一般就是這種辭彙。
她把電子錶還給我，臉上沒有悲喜，她跟我說：李齊，你知道當初我為什麼改變主意決定來關內嗎？
我說不知道。楊琳輕聲說，辭職前一個月，跟她一起在福永打工的同班好友，出門被人飛車搶包，頭撞在台階上摔死了，她不想活在那樣的工業園裡，渾渾噩噩地過完一生，說不定哪天出門時，也被飛車黨摔死在那，還要被一群路人圍觀。
楊琳還說，她只想活得有尊嚴一點，日子過得好一點，她現在住在六個人的公司宿舍，上下鋪，刷牙都要排隊，她希望自己能活得越來越好，能在深圳有自己的房子，做一個真正的深圳人。
然後她反問我：李齊，你能讓我過得更好嗎？你能讓我留在深圳嗎？
然後她說：我們倆在一個戰壕里相依為命，但不代表我們要同生共死啊。李齊，我來深圳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你啊。
我那一刻才明白她一直以來的想法，她就是看不上我，覺得我不配，我高中都沒讀完，只是一個普通的車間工人，不可能有好的未來，頓時覺得五雷轟頂，整個人都呆了。
楊琳最後說，其實她半個月前，已經在這邊確定了一個男友。她把手錶塞回到我的手裡，跟我說：你拿走吧，我配不上你的感情。
我感覺自己受到了無情的嘲弄，天地都在旋轉，她明明嫌棄我，居然說她配不上我，我氣得站起來，將手錶狠狠拋到了湖心，轉身跳進了荔枝公園冬天冰冷的湖水裡，我聽到楊琳在船上嚇得叫出聲來，我不做理會，心裡頭一片悲涼，一口氣游到了湖邊，全身濕淋淋地爬上了岸。
我沒有回頭看她一眼，自憐自傷著一個人往租房走，走出兩三公里，終於忍不住大哭起來，我就蹲在一個垃圾桶旁邊，跟個傻逼一樣哭了半個小時。
回去後我發了幾天燒，不久接到家裡來的電話，我爸終於因塵肺病去世了。
做為家中長子，我急忙忙又趕了回去，將父親的喪事辦完，這時候才發現村裡大多數人都建了新房，只有我全家人還住著90年代的破房子，我要回深圳前，弟弟妹妹都過來抱著我哭，說以後怎麼辦啊哥？
那一天我就突然長大了，23歲的我對人生不再有任何幻想，我咬牙切齒著說，你們放心，哥一定會賺很多錢，很多很多錢，一定會讓你們過上好日子。
回到深圳後，我刪掉了楊琳的電話號碼，決定重新開始。
彥祖，這應該算是我前半生的故事了，從那以後，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的人生開始另一段故事。
回去工作不久，我所在的飯店在華強北開了一家分店，我每天中午、晚上，主要給各個檔口的老闆送外賣，花了半年時間，將華強北遠望、明通、飛揚時代、通天地、賽格、賽博、電子科技、桑達電子等幾棟樓都摸得滾瓜爛熟，那時候的華強北龍蛇混雜，地鐵口永遠有站在出口處喊發票發票的大媽，四處遊盪背著個破包包但裡面有十幾萬現金的中年婦女、滿頭白髮在街頭突然賣藝的牛逼大神、四處拿貨一臉青春痘但會說各種方言的小男孩、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騙子。
我當時已十分留心在哪能賺到錢，我不可能進大公司做高管，但華強北這片江湖對學歷沒什麼要求，我覺得別人可以，我也一定可以。
我一邊送外賣，一邊想辦法找機會加入他們，他們那隻要一招工，我就上前問他們要不要人，但對方一看我身份證就退回來，我也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有一次我去飛揚時代櫃檯找工作時，一頭髮亂蓬蓬的小伙看我又面試失敗，一邊磕瓜子一邊笑我，招招手叫我過去，跟我說：「我觀察你很久啦，你一直想找工作嗎？你知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要你？」
小夥子一邊抖著腿，一邊把瓜子磕得滿地都是，說：「華強北雖然五湖四海的都有，但主要以潮汕人為主，他們在一起嘰嘰咕咕說潮汕話，你稍微走近一點，就充滿警惕地看著你啦，他們要從香港走私硬碟、內存、CPU、手機過來，這棟樓，還有賽格最多干這個的，他們要找靠得住的老鄉，你是哪個省的？」
我說是湖南的，小夥子說他是江西的，16歲就來華強北了，問我願不願意從零開始免費給他干三個月，要是願意，就帶我入行。
小夥子還說江西湖南不分家，你以後就跟著我混吧。我說從沒聽說過這句話啊，小夥子說他說系就系啦。
他提的條件其實非常苛刻，三個月不拿工資，沒有人敢下這麼大決心。
我當時只求能改變命運，總覺得沒有比送外賣更沒前途的事了，就站在飛揚時代人來人往的狹窄櫃檯前，咬牙答應了下來。
他那時剛好想從表叔那自立門戶，手頭也有些資源，正缺可以相信的同齡人，像我這種年齡合適又一張白紙的，正是他急缺的小弟，我跟著他入行後，才知道他也主要搞走私手機，貨為兩種，一種港版一種原版，貴手機港版差不多要便宜一千多，這中間就是利潤差價，除了走私手機，還搞三碼五碼機，有時他還會拿出一些正品二手機來賣，價格低得讓人懷疑有問題，但質量又不差。
我記得那時候賣過諾基亞5300，新品價2300元，是當時普通中國人一個半月的工資，我們九成新賣給客人只要1000元，總覺得哪裡有問題。
陳金凌按發貨件數給我算提成，正式拿工資以後，第一個月居然到手六千塊錢，我在台灣工廠里磨光磨死也賺不到這個收入，從此死心塌地跟了他三年，到2006年離開他時，我已經差不多能拿1.5萬一個月了，我記得那時認識一個華為的員工，也才八千塊一個月，所以我一直很感激這位小老闆。
離開他是因為發現他賣的舊手機有問題，其實就是銷臟渠道，飛車黨在全廣東到處搶劫，搶完後轉手賣給華強北這些地下渠道，他們再把手機拿去從軟體到硬體清理乾淨，重新拿出來賣，因為成本低廉，才賣得特別便宜。
因為這些事情，有一回我被牽連進去，跟陳金凌一起在看守所待了整整一個月，後來也不知道他想了什麼法子我們都放了出來，不過卻因此也認識了幾個待在裡面的潮汕人，大家在裡面相互照應，從此有了獄友情份，居然就這樣莫名其妙進了他們的圈子，半夜十一二點常跟他們一起出去吃鍋砂粥。
2006年從看守所出來後，我覺得跟著陳金凌風險太大，想自己另謀生路，便和他分道揚鑣。
陳金凌那兩年在山寨機市場殺出了好大的名頭，大家都叫他「山寨機小王子」，外面傳他身家數億，不過都是謠傳，做為他的貼身心腹，我估計五六千萬是有的。
不過2008年政府大力打擊山寨機，陳金凌被告上法庭，賠光了家底，老婆又帶著剩下的錢跑路，突然妻離子散，家財散盡，陳金凌受不了這個打擊，當年就瘋了，經常在飛揚時代的樓底下跳舞，找人要煙抽。我那時只要路過華強北，就會去給他遞煙，但他已經不認識我了，看到我只會咧嘴傻笑。
華強北改成步行街之後，我就再沒有見過陳金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我獨自創業後，起先也自己搞了個小櫃檯，但生意一直起不來，但到了2008年，轉折點突然來了。
一是去香港越來越容易，二是蘋果手機上市後賣得太火。
去香港容易後，帶水貨回來就方便，華強北這邊有一條完整的產業鏈，起先兩邊海關查得不嚴，帶貨還算輕鬆，除了人肉帶貨，還有人在深圳和香港之間拉鐵絲送貨，嗖一下就寄了過來，我當時主要對接武漢的段姐，湖北地區的港貨蘋果機，大概有十分之一是我這邊走的貨。
我生意這時候穩定了，徐慶耀也在超市混到部門主管，還跟一同事結了婚，我就叫他過來幫忙，一起打理生意。
到了2011年，無意間又跟潮汕兄弟學會了一門特殊的賺錢手法，原來蘋果手機在美國是無條件包退換的，如果手機遇到問題，比如浸水火燒什麼的，都可以到店裡換貨，只要你在美國找到黑人兄弟或者墨西哥兄弟，先去買一部蘋果手機，然後再把手機里的重要零配件取出來換掉，或者乾脆換成一台翻新機，再把手機扔在水桶里泡一晚上，說手機不小心掉水裡了，第二天再拿去店裡換一台新的蘋果手機，這裡面最困難的是要解決一機一碼的問題，至於我們是怎麼解決的，這個真不方便說了。
我們當時圈子裡管這個賺錢的方法叫「薅資本主義羊毛」。
這塊業務讓我在2011-2013三年每年有一千萬收入，也不敢做太大，直到蘋果公司發現異常將漏洞堵上了。
2012年我嘗試轉做正行，因為手裡有了不少現金，投資相對就容易很多，那年我開了一家跨境電商公司，做到今年差不多一年有近十億的營業額了。
這中間我也交了四五個女朋友，但我再也感覺不到過去那種強烈的愛意了，生活閱歷讓我越來越精明，也讓我失去了品嘗生活的味道，每當有一個女生在我面前坐下來時，我就會忍不住想她後面會花掉我多少錢。
深圳一天天變得富裕，2008年取消了邊防證，幾年後連關口都拆了，市區建設得越來越漂亮，南山那一帶完全是國際一線大城市的氣勢，但我從辦公室往外看過去時，總覺得深圳說不出來的孤獨和冰冷。
2012年時，朋友應酬帶我去長安體驗東莞的桑拿，據說那有東莞最大，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場子了，裡面有兩千多個女生，我見到了一輩子都沒見過的場景，終生難忘，那家場子晚上整點都會走秀，客人們手裡頭都拿著一束玫瑰，看到喜歡的就上去獻花，表示點了這個人，我站在台前，看著女生們穿著薄紗走了一圈又一圈，突然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我追著秀台走了幾步，喊出了她的名字：
柳玉眉在台上全身一震，低下頭看到我的臉，認出我來，眼神慌亂，一臉的驚奇尷尬，我怕別人點了她，趕緊把玫瑰遞了過去。
我們進了房間後，以前不碰煙酒的柳玉眉，顯得老成了許多，她找我要了包煙，點著火，就坐在我的面前一根接一根的抽——她已經鎮定下來，一臉無所謂的表情。
我問她怎麼在這上班，柳玉眉冷笑起來，她說：不就是為了錢么，難道是為了研究哲學？
柳玉眉抬起頭，用一種奇特的眼神看著我說：李齊，我有聽別人說過你的事，你前些年在華強北做走私發家，算正經工作么？
我被她駁得啞口無言，突然發現自己既沒有道德高地可言，在人生這條路上，也沒有更乾淨的選擇。
我突然想起2002年我們四人從福永進關內時的興奮場景，喉頭一陣陣苦澀，從錢包里取出幾千塊錢，放在了桌子上，起身離去。
一年後，徐慶耀從我這辭職，他決定出去創業，要像我一樣有自己的公司，要好好博一把。
如果知道後面會發生的事，我寧肯讓他在2013年投資兩套房等待深圳房價2015年突然暴漲——徐慶耀太急於求成，做生意沒有經驗，連虧了兩年，為了翻本，2014年下半年他去華強北老客戶那裡買了一套微信定位軟體，通過微信站街的方式加附近的人，再賣一些加了西地那非的壓片糖果當壯陽葯給客人，2015年他搬去惠州開了三家公司賣壓片糖果，2016年被抓時，一共賺了四千多萬，被重判了二十年。
2017年比特幣大火，當年和我一起在華強北發家的幾位哥們盯上了虛擬幣，邀請我入伙發幣，我手裡現金充足，就嘗試入了股，2018年我們發行的虛擬幣，讓我賺到了近三億人民幣。
彥祖啊，我的跨境電商公司幾百人一年辛辛苦苦，也不過才幾千萬利潤，跑出來的都是流水，而虛擬幣一晚上讓我賺到了三億，2002年22歲我進深圳市區時一窮二白，短短16年，38歲時居然身家以億計，我也感覺自己這一生如夢如幻，一切都太不真實了。
而更魔幻的事情，就在昨天下午，2020年12月7日下午，居然又發生了。
昨天我去監獄裡看望徐慶耀，下午回到羅湖，開車時發現車上沒有煙，就把車停在春風路，到路邊的士多店買了一包煙，從店裡出來時，有一個中年女子從我面前打著電話路過，雖然已經過去了十七年，但是她那一眼可見的長睫毛和酒窩分外熟悉，我忍不住脫口而出叫出了她的名字：
我以為我們相隔十七年的碰面，至少是《甜蜜蜜》里那種相逢一笑的場景，但是楊琳只是愣了一下，仔細看了我兩眼，好像才勉強回憶起什麼，她伸出手指指著我，半天也想不起我的名字：「李……李…..李什麼……」
我的熱情迅速被殘酷的現實澆滅了，我只好尷尬地提醒她：「李齊。」
她微微皺著眉，好像感覺我打斷了她的正常人生，彷彿十七年前在荔枝公園裡一樣。
我覺得氣氛尷尬極了，突然明白二十年來我在她心中其實多麼不重要，一個為了她要跳湖的人，她連名字都不住。
我忍住要奪眶而出的淚水，說聲打擾了，掉頭回去開車，我腦子裡暈暈沉沉的，不知道往哪裡開才好，不知不覺竟一路開到了鹽田，開到了楊梅坑，開到了鹿嘴山莊。
我在鹿嘴山莊的懸崖邊坐了整整一夜，一年一年回想起這二十三年來在深圳發生過的一切，我一會哭，一會笑，跟個傻逼似的。
天亮時，我再次看到了中國最美的日出，見到太陽正從遠方冉冉升起，照得海面一片波光轔轔，但是再沒有人陪我張開手大喊大叫，柳玉眉沒有了消息，徐慶耀在坐牢，陳琳已經形如路人，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坐在這裡，一個人孤獨地看著這世上最美的景色。
海風一陣陣從遙遠的海上吹來，我只覺得全身一陣陣冰涼。
彥祖啊，我現在坐在海邊的咖啡館裡，一邊吹著冷風，一邊寫下這一封長長的信給你，我知道同為八零後，一起經歷深圳這魔幻的二十年，你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是怎樣的。
來深圳時，我只是湖南臨武一個瘦弱的農家少年，我身無分文，是深圳給了我一切，塞給了我一輩子都花不完的財富，但深圳也帶走了我所有的熱情，我越有錢，越孤獨，我越孤獨，卻又越有錢。
我現在可以輕易在酒吧里，找到陪我一晚的年輕女生，卻再也找不到當年對楊琳那份濃郁的愛意了。
對了，放縱的私生活也懲罰到了我，忘了告訴你，我有艾滋，發現時已經是晚期，醫生說，我應該活不過41歲了。
我已經將財產做好了安排，我沒有結婚，也沒有子女，大部分遺產給了弟弟妹妹，小部分留給了徐慶耀的兒女。
也許明年，當我的骨灰灑在楊梅坑的大海里時，繼承億萬身家的弟弟妹妹，就可以過一個乾乾淨淨的人生了，他們不用像我們這一代人，一輩子沒得選，一輩子只能在黑暗裡孤獨地摸索成長。
我知道我的骨灰會沉入眼前這片蔚藍的大海，我知道哪怕人生再來一次，我也會走向這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