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

彦祖,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十二月的下午,广东这几天突然入了冬,我坐在深圳海边的一处咖啡馆,迎着寒风写下这封信。
 
我也是湖南人,来自郴州临武,1980年生,你可以叫我李齐,当然这是我临时编的一个假名字,因为我后面要讲的故事是这么离奇,实在不方便使用真名。
 
我看过你采访过很多异乡人来珠三角经历过的故事,有些事情深深地触动了我,你去采访大朗毛织厂那个老板,说他们刚来广东时,只能吃香港司机不要的烧鹅肉,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你说的穿越塘厦那条重要的国道,人被撞死了跟死条狗一样,我也目睹过,我也被查过暂住证,也被飞车党抢过手机,我跟你们有着很深的共情,我忍不住想向你讲述这二十年来的人生,像一条鱼忍不住要游向深海。
 
临武是郴州很小的一个县,经济极不发达,除了有一座煤矿,好像什么也没有了。
 
我爸是一个普通农民,90年代初就到广东卖力气活,为了给家里三个小孩念书,一直在工地做炮工,炮工就是建房子时,打地基遇到坚硬的岩石,挖掘机挖不动了,需要有人钻到直径一米多的钻井里,钻炮眼、引爆炸药炸碎岩石,这种钻井有时七八米,有时几十米深,炮工在里面作业时,岩石粉尘漫天飞舞,工人那时最多戴个简单的口罩,很容易得尘肺病。
 
那些年,中国每一座高楼大厦的下面,都可能有几个得尘肺病的农民工。
 
我爸是我高一时患上的尘肺病,但他打工七年来都没有签劳动合同,工头也没有给他出具职业病检查委托书,1996年那会,也没有医保,这个病会让肺部纤维化,不能彻底治愈,他经常发烧,咳出浓痰,身体越来越差,不能继续干活。念到高二时,家里给他治病把钱都花完了,还欠了两万块钱,再没有人挣钱的话,我弟弟妹妹就没法读书了。
 
1997年夏天,17岁的我只好弃了学业,跟每一个湖南乡下年青人一样,去广东打工。
 
我去到的第一站是东莞黄江,因为有同村的人在这边打工,有个可以寄宿的地方。
 
我们要从临武到郴州火车站,坐绿皮火车到广州,再到广州火车站对面的流花车站坐中巴车,那种中巴车只能坐二十人,但通常塞进去四十多人,中间的过道都给你拉一条小板凳出来,车里面充斥着奇怪的汗臭味、烟味、脚臭味,只能打开窗慢慢开,有人在窗边抽烟时熏得我实在受不了,跟他说不要抽了,那人恶狠狠说关你什么事?揪住我衣服就要动手,车子里的人发出痛苦的劝阻声,说不要打了,会打到别人的。那人才收了手,一路都凶神恶煞地盯着我看。
 
车子摇摇晃晃开了三个半小时才到黄江,我下车时就在马路边吐了,1997年的黄江满天灰尘,像一个大工地,我半天才找到公用电话,同村人过来接我,带我去到东莞常见的那种农民房里,四间房里住着十几个老乡,大家一起凑钱做饭,房间里有一股挥散不去的油腻味,我那时住不起旅馆,就打地铺睡在地上。
 
我在黄江没找着工作,每家工厂招工时,面试的人山人海,一份普通的工作二十多个人抢,保安要拎着橡胶棍过来维持秩序才行,现在的人可能想像不到当年失业有多严重,我在人群里显得瘦瘦小小的,根本挤不过别人。
 
不仅没找到工作,还被职业介绍所骗走了两百块钱,收了钱后就介绍我一次面试的机会,那家厂感觉像监狱一样,里面养着几条大狼狗,门窗都用铁丝网封起来,老乡们给我打过预防针,说这种是黑厂,扣你半年工资的那种,不能进,我到厂门口看了一眼掉头就跑。
 
后来知道职业介绍所专门干这个,和黑厂一起骗钱,一开始就没打算给你介绍工作。
 
被黑介所骗过一轮后,我身上只剩五十块钱,急得打电话给家里求救,爸妈一个一个给亲戚打电话替我想办法,终于找到我表姐在深圳福永一家台湾人开的工厂做行政,她说那边缺个干磨光的,但是磨光异常辛苦,磨光一年,短命三年,问我愿不愿意干?
 
我哪里还有得选?只求在广东能活下来。就坐两小时车,跑到福永,经表姐介绍先做磨光学徒,前面两个月只给350元工资,扣掉吃住还剩两百。
 
磨光是我这辈子干过最痛苦的工作了,车间里磨光机的声音振耳欲聋,上班都得戴一个耳塞,磨光机又十分凶险,砂布转得飞快,一不留神就磨下好大一块皮肉,血流不止,而且我们是站着工作,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从早上八点站到晚上九点,车间里粉尘漫天,下班时人整张脸跟挖煤回来一样。
 
就这种工作,外面的人抢着进来,外面有太多活不下去的人。
 
我们的副厂长是个台湾人,常在车间里给我们训话,说这种苦不算什么,台湾女人都能干,我们这么年轻怕什么?十几年后我去台湾旅游,才知道他是在瞎扯蛋。不过磨光虽苦,赚得也多,是计件工资,我成为熟手后,一个月能挣1300块,2000年最高时挣到过1800块一个月,这在那时候是工人里极高的收入,我拿工资买了一台二手电脑,每天唯一的乐趣是洗完澡可以打几盘红警。
 
不过这时候我身体明显吃不消了,脚底板厚厚一层茧,两只手到处是伤口,磨烂了不知道多少双手套,更害怕也患上尘肺病,我当时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不能也病倒了,便请表姐调我去别的部门工作,最后调去做车工。
 
我就是在这里认识了杨琳。
 
杨琳是我一生的挚爱。
 
当然这也是一个假名字,我实在不方便说她的名字,请见谅啊彦祖。
 
杨琳皮肤白皙,笑起来左右有两个酒窝,头发乌黑,说不出来的娇俏,她那年只有19岁,刚来公司做车间文员,性格活泼爽俐,时常在上班前,站在三楼车间的窗口向下望,我们一群男生就涌到别的窗口前,有意无意地瞅眼看她。
 
我工作地方的前面就是她们文员办公室,前面是一面透明玻璃,我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她如月光姣白的面庞,她时常扎着头发,抬头看着日光灯想事情想得出神,高挺的鼻梁配着长睫毛在灯光下构成一道优美的弧线,我们全体男工友就一齐忘了工作,个个都屏息盯着她看。
 
那年冬天时,一次她在办公室里脱去外套,露出饱满的胸脯和细柔的腰肢坐下办公,车间里十几个工友齐声发出“哇”地赞叹声,然后一片“啧啧啧”地感叹起来。
 
我穿着一身油腻的工作服,手里拿着一把2.5cm的钻头,一时也看得呆了。
 
和我同龄的工友徐庆耀就过来使胳膊肘捅了捅我,抱着我肩膀说:“别想了,这种妹子不会是我们的。”
 
我低下头看了看手里的钻头,毫无底气地说:“想想也不行啊?”
 
徐庆耀那时候在追另一个车间文员柳玉眉,柳玉眉跟他做朋友但也没有表态,两人就常一起吃饭看电影,由于没有确立关系,不好意思单独外出,有时候就会拉上我跟杨琳做电灯泡。
 
我们每周工作七天,每天晚上加班到九点到十点,只有周日晚上不加班,我们周一到周六晚上下班,偶尔去工厂门口的小店吃炒米粉,只有周日晚上能去看电影,那家电影院一到晚上十一点就开始放李丽珍舒琪的三级片,到这时女生们就会被突然冒出来的色情镜头吓得站起来,好像被椅子烫到了一样一哄而散,电影院里一片稀稀拉拉椅子翻动的声响。
 
和杨琳吃炒米粉的时候,她总跟柳玉眉打打闹闹,我不由得多她看几眼,和杨琳看电影的时候,我也总忍不住把眼睛从大屏幕上挪开,转过头看她的脸庞。
 
杨琳是我枯燥而痛苦的工作时,唯一能抚慰心灵的寄托,那种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给台湾人做牛做马的日子,就是现在想想都会觉得恶心反胃,只要一天没看到她在办公室,没有听到她清脆的笑声,我心里头就七上八下,。
 
杨琳是唯一能照进我痛苦生活的白月光,既管她对我这个普通车间工人并没有任何感觉。
 
这种生活维持了一年半,徐庆耀终于在一次酒后跟柳玉眉半推半就确立了关系,我跟杨琳做电灯泡的作用从此消失,只是偶尔周末到他们同居的小屋打边炉,我每次望向杨琳时,她都会假装没有看见。
 
2002年夏天,就是韩日世界杯那年,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有两次加班我请假去看了比赛,以致于韩国队诡诈的表现让我终生难忘,我请假时是徐庆耀代的班,他为了偷会懒,跑去仓库角落抽烟,扔烟头时不小心引着了火,差点引起一场火灾,他被组长、副厂长带到办公室劈头盖脸足足骂了三个小时,徐庆耀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从那以后每天就阴着脸过来上班,扔卡尺扔扳手时好像跟那东西有仇一样重重砸在工作台上,以发泄心里头的怒火。
 
终于有一天我们四个在打边炉时,他说他不想呆在工厂里穿着油腻的工作服耗费一生了,他也不想再过这种,下班时用洗手粉怎么洗,都洗不干净指缝污垢的生活,他更不想再闻到冷冻油的气味,看到铜屑和铝屑掉进他的凉鞋里烫得他哇哇叫,他喝了点酒,说着说着竟动了情,哭了起来,他说他要带柳玉眉离开这家工厂,跟这种一个月挣一千二的生活告别,重新找门活路。
 
屋子里一下安静下来,只听得见锅里汤水翻滚的声音。
 
我小心问他打算去哪里,徐庆耀说他有高中毕业证,想去深圳关内闯一闯,我说关内要大学以上才能找着好工作,他说不管这些,一定要去关内闯荡,绝不能留在关外的工厂过一辈子了。
 
他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决心,为了获得安全感,还动员我们一起跟他去关内,我从来没有去过关内,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情况,那时候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非常艰难,心里头没底,而且杨琳也没有表态,所以暂时没有答应他。
 
一周以后的一个下午,杨琳突然情绪很低落,不像平时那样活跃,她坐在办公桌上发了很久的呆,眼角隐隐还有泪痕,足足过了一个小时,她才从自我情绪里走出来,敲了敲玻璃,指了指徐庆耀,叫他去办公室聊事情。
 
徐庆耀在里面跟她聊了几句,回来后竟有些兴奋,他主动过来压着嗓子跟我说:杨琳决定一起去关内找工作。
 
我马上决定辞职跟他们一起去。
 
彦祖,你应该记得,深圳那时候是分关内和内外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关内都是写字楼白领,关外都是脏兮兮的破工厂,要进关内必须办边防证,最早的时候边防证非常难办,普通人根本进不去,2002年已经好许多了,只要两块钱就可以,但边防证有七天期限,七天后边防证过期,查到没办暂住证的,要被送到樟木头的看守所里去。
 
一个月后,我们四个年轻人怀着一颗忐忑而热烈的心辞了职,办好边防证,一起进了关内。
 
徐庆耀本来想借住在亲戚家里,我们怕吓着他亲戚,在他家楼下等着,但他亲戚见到他来,冷着脸关了门,仿佛是仇人一般,我们四个只好到布吉关旁边的农民房里租房子住,400块钱一月的单间,房租平摊,那种房没有电梯,但还算干净,杨琳和柳玉眉睡床上,我跟徐庆耀打地铺,白天我们分头去找工作,晚上回来一起做饭,四个人在一起相依为命过了一个多月。
 
我们分头找到了活命的工作,但都不是什么好营生,我在一家餐馆送外卖兼打杂,杨琳去做了酒店前台,徐庆耀跟柳玉眉在超市工作,收入都很低,而且每天出门都要提防被查证件。
 
柳玉眉在关内只工作了三个月,受不了这里的消费和辛苦决定回家,几个月后跟徐庆耀分了手,徐庆耀失恋那天抱着我哭了半宿。
 
杨琳很喜欢深圳,经常拉着我们逛东门、金光华、华强北,她看到一个喜欢的东西,就指着它大声说:“这个真好看啊,我将来一定要买得起。”
 
她虽然只是一个前台,气势就像一个富婆。
 
我们仨人相处最快乐的一次,是一起到杨梅坑的山顶悬崖看日出,我们晚上在海滩边喝得烂醉,疯疯颠颠地胡闹,晚上随便睡在租来的帐篷里,第二天早上我们五点就开始爬山,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山,2005年才建了度假村叫鹿嘴山庄,我们嘿咻嘿咻爬到山顶的悬崖边时,见到太阳正从远方冉冉升起,照得海面一片波光辚辚,我们兴奋得张开手大喊大叫,我看到张琳整张脸被朝霞映得红彤彤的,觉得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美的景色了。
 
此时我绝没有想到,自己很快也要和杨琳诀别。
 
在关内半年后,有一天杨琳过生日,徐庆耀劝我把话挑明了,白天时我约杨琳去荔枝公园划船,划到湖心时,我拿出给她买的一块电子表做生日礼物,很忐忑地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表白。
 
她没有收我的礼物,她跟我说她知道我的心思,但一直把我当哥哥。嗯,那年代女孩子拒绝人一般就是这种词汇。
 
她把电子表还给我,脸上没有悲喜,她跟我说:李齐,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改变主意决定来关内吗?
 
我说不知道。杨琳轻声说,辞职前一个月,跟她一起在福永打工的同班好友,出门被人飞车抢包,头撞在台阶上摔死了,她不想活在那样的工业园里,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说不定哪天出门时,也被飞车党摔死在那,还要被一群路人围观。
 
杨琳还说,她只想活得有尊严一点,日子过得好一点,她现在住在六个人的公司宿舍,上下铺,刷牙都要排队,她希望自己能活得越来越好,能在深圳有自己的房子,做一个真正的深圳人。
 
然后她反问我:李齐,你能让我过得更好吗?你能让我留在深圳吗?
 
我答不上来。
 
然后她说:我们俩在一个战壕里相依为命,但不代表我们要同生共死啊。李齐,我来深圳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你啊。
 
我那一刻才明白她一直以来的想法,她就是看不上我,觉得我不配,我高中都没读完,只是一个普通的车间工人,不可能有好的未来,顿时觉得五雷轰顶,整个人都呆了。
 
杨琳最后说,其实她半个月前,已经在这边确定了一个男友。她把手表塞回到我的手里,跟我说:你拿走吧,我配不上你的感情。
 
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无情的嘲弄,天地都在旋转,她明明嫌弃我,居然说她配不上我,我气得站起来,将手表狠狠抛到了湖心,转身跳进了荔枝公园冬天冰冷的湖水里,我听到杨琳在船上吓得叫出声来,我不做理会,心里头一片悲凉,一口气游到了湖边,全身湿淋淋地爬上了岸。
 
我没有回头看她一眼,自怜自伤着一个人往租房走,走出两三公里,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我就蹲在一个垃圾桶旁边,跟个傻逼一样哭了半个小时。
 
回去后我发了几天烧,不久接到家里来的电话,我爸终于因尘肺病去世了。
 
做为家中长子,我急忙忙又赶了回去,将父亲的丧事办完,这时候才发现村里大多数人都建了新房,只有我全家人还住着90年代的破房子,我要回深圳前,弟弟妹妹都过来抱着我哭,说以后怎么办啊哥?
 
那一天我就突然长大了,23岁的我对人生不再有任何幻想,我咬牙切齿着说,你们放心,哥一定会赚很多钱,很多很多钱,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回到深圳后,我删掉了杨琳的电话号码,决定重新开始。
 
彦祖,这应该算是我前半生的故事了,从那以后,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人生开始另一段故事。
 
回去工作不久,我所在的饭店在华强北开了一家分店,我每天中午、晚上,主要给各个档口的老板送外卖,花了半年时间,将华强北远望、明通、飞扬时代、通天地、赛格、赛博、电子科技、桑达电子等几栋楼都摸得滚瓜烂熟,那时候的华强北龙蛇混杂,地铁口永远有站在出口处喊发票发票的大妈,四处游荡背着个破包包但里面有十几万现金的中年妇女、满头白发在街头突然卖艺的牛逼大神、四处拿货一脸青春痘但会说各种方言的小男孩、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
 
我当时已十分留心在哪能赚到钱,我不可能进大公司做高管,但华强北这片江湖对学历没什么要求,我觉得别人可以,我也一定可以。
 
我一边送外卖,一边想办法找机会加入他们,他们那只要一招工,我就上前问他们要不要人,但对方一看我身份证就退回来,我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有一次我去飞扬时代柜台找工作时,一头发乱蓬蓬的小伙看我又面试失败,一边磕瓜子一边笑我,招招手叫我过去,跟我说:“我观察你很久啦,你一直想找工作吗?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要你?”
 
我也很困惑:“为什么?”
 
小伙子一边抖着腿,一边把瓜子磕得满地都是,说:“华强北虽然五湖四海的都有,但主要以潮汕人为主,他们在一起叽叽咕咕说潮汕话,你稍微走近一点,就充满警惕地看着你啦,他们要从香港走私硬盘、内存、CPU、手机过来,这栋楼,还有赛格最多干这个的,他们要找靠得住的老乡,你是哪个省的?”
 
我说是湖南的,小伙子说他是江西的,16岁就来华强北了,问我愿不愿意从零开始免费给他干三个月,要是愿意,就带我入行。
 
小伙子还说江西湖南不分家,你以后就跟着我混吧。我说从没听说过这句话啊,小伙子说他说系就系啦。
 
他提的条件其实非常苛刻,三个月不拿工资,没有人敢下这么大决心。
 
我当时只求能改变命运,总觉得没有比送外卖更没前途的事了,就站在飞扬时代人来人往的狭窄柜台前,咬牙答应了下来。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名震华强北的陈金凌。
 
他那时刚好想从表叔那自立门户,手头也有些资源,正缺可以相信的同龄人,像我这种年龄合适又一张白纸的,正是他急缺的小弟,我跟着他入行后,才知道他也主要搞走私手机,货为两种,一种港版一种原版,贵手机港版差不多要便宜一千多,这中间就是利润差价,除了走私手机,还搞三码五码机,有时他还会拿出一些正品二手机来卖,价格低得让人怀疑有问题,但质量又不差。
 
我记得那时候卖过诺基亚5300,新品价2300元,是当时普通中国人一个半月的工资,我们九成新卖给客人只要1000元,总觉得哪里有问题。
 
陈金凌按发货件数给我算提成,正式拿工资以后,第一个月居然到手六千块钱,我在台湾工厂里磨光磨死也赚不到这个收入,从此死心塌地跟了他三年,到2006年离开他时,我已经差不多能拿1.5万一个月了,我记得那时认识一个华为的员工,也才八千块一个月,所以我一直很感激这位小老板。
 
离开他是因为发现他卖的旧手机有问题,其实就是销脏渠道,飞车党在全广东到处抢劫,抢完后转手卖给华强北这些地下渠道,他们再把手机拿去从软件到硬件清理干净,重新拿出来卖,因为成本低廉,才卖得特别便宜。
 
因为这些事情,有一回我被牵连进去,跟陈金凌一起在看守所待了整整一个月,后来也不知道他想了什么法子我们都放了出来,不过却因此也认识了几个待在里面的潮汕人,大家在里面相互照应,从此有了狱友情份,居然就这样莫名其妙进了他们的圈子,半夜十一二点常跟他们一起出去吃锅砂粥。
 
2006年从看守所出来后,我觉得跟着陈金凌风险太大,想自己另谋生路,便和他分道扬镳。
 
陈金凌那两年在山寨机市场杀出了好大的名头,大家都叫他“山寨机小王子”,外面传他身家数亿,不过都是谣传,做为他的贴身心腹,我估计五六千万是有的。
 
不过2008年政府大力打击山寨机,陈金凌被告上法庭,赔光了家底,老婆又带着剩下的钱跑路,突然妻离子散,家财散尽,陈金凌受不了这个打击,当年就疯了,经常在飞扬时代的楼底下跳舞,找人要烟抽。我那时只要路过华强北,就会去给他递烟,但他已经不认识我了,看到我只会咧嘴傻笑。
 
华强北改成步行街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陈金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独自创业后,起先也自己搞了个小柜台,但生意一直起不来,但到了2008年,转折点突然来了。
 
一是去香港越来越容易,二是苹果手机上市后卖得太火。
 
去香港容易后,带水货回来就方便,华强北这边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起先两边海关查得不严,带货还算轻松,除了人肉带货,还有人在深圳和香港之间拉铁丝送货,嗖一下就寄了过来,我当时主要对接武汉的段姐,湖北地区的港货苹果机,大概有十分之一是我这边走的货。
 
我生意这时候稳定了,徐庆耀也在超市混到部门主管,还跟一同事结了婚,我就叫他过来帮忙,一起打理生意。
 
到了2011年,无意间又跟潮汕兄弟学会了一门特殊的赚钱手法,原来苹果手机在美国是无条件包退换的,如果手机遇到问题,比如浸水火烧什么的,都可以到店里换货,只要你在美国找到黑人兄弟或者墨西哥兄弟,先去买一部苹果手机,然后再把手机里的重要零配件取出来换掉,或者干脆换成一台翻新机,再把手机扔在水桶里泡一晚上,说手机不小心掉水里了,第二天再拿去店里换一台新的苹果手机,这里面最困难的是要解决一机一码的问题,至于我们是怎么解决的,这个真不方便说了。
 
我们当时圈子里管这个赚钱的方法叫“薅资本主义羊毛”。
 
这块业务让我在2011-2013三年每年有一千万收入,也不敢做太大,直到苹果公司发现异常将漏洞堵上了。
 
2012年我尝试转做正行,因为手里有了不少现金,投资相对就容易很多,那年我开了一家跨境电商公司,做到今年差不多一年有近十亿的营业额了。
 
这中间我也交了四五个女朋友,但我再也感觉不到过去那种强烈的爱意了,生活阅历让我越来越精明,也让我失去了品尝生活的味道,每当有一个女生在我面前坐下来时,我就会忍不住想她后面会花掉我多少钱。
 
深圳一天天变得富裕,2008年取消了边防证,几年后连关口都拆了,市区建设得越来越漂亮,南山那一带完全是国际一线大城市的气势,但我从办公室往外看过去时,总觉得深圳说不出来的孤独和冰冷。
 
2012年时,朋友应酬带我去长安体验东莞的桑拿,据说那有东莞最大,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场子了,里面有两千多个女生,我见到了一辈子都没见过的场景,终生难忘,那家场子晚上整点都会走秀,客人们手里头都拿着一束玫瑰,看到喜欢的就上去献花,表示点了这个人,我站在台前,看着女生们穿着薄纱走了一圈又一圈,突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追着秀台走了几步,喊出了她的名字:
 
柳玉眉!
 
柳玉眉在台上全身一震,低下头看到我的脸,认出我来,眼神慌乱,一脸的惊奇尴尬,我怕别人点了她,赶紧把玫瑰递了过去。
 
我们进了房间后,以前不碰烟酒的柳玉眉,显得老成了许多,她找我要了包烟,点着火,就坐在我的面前一根接一根的抽——她已经镇定下来,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我问她怎么在这上班,柳玉眉冷笑起来,她说:不就是为了钱么,难道是为了研究哲学?
 
我说那么多正经工作可以做,为什么在这上班呢?
 
柳玉眉抬起头,用一种奇特的眼神看着我说:李齐,我有听别人说过你的事,你前些年在华强北做走私发家,算正经工作么?
 
她顿了一顿,又说:你有得选吗?
 
我被她驳得哑口无言,突然发现自己既没有道德高地可言,在人生这条路上,也没有更干净的选择。
 
我突然想起2002年我们四人从福永进关内时的兴奋场景,喉头一阵阵苦涩,从钱包里取出几千块钱,放在了桌子上,起身离去。
 
柳玉眉一直静静地坐在那抽烟,没有再多看我一眼。
 
我回去之后,也没有跟徐庆耀提起过这件事。
 
一年后,徐庆耀从我这辞职,他决定出去创业,要像我一样有自己的公司,要好好博一把。
 
如果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我宁肯让他在2013年投资两套房等待深圳房价2015年突然暴涨——徐庆耀太急于求成,做生意没有经验,连亏了两年,为了翻本,2014年下半年他去华强北老客户那里买了一套微信定位软件,通过微信站街的方式加附近的人,再卖一些加了西地那非的压片糖果当壮阳药给客人,2015年他搬去惠州开了三家公司卖压片糖果,2016年被抓时,一共赚了四千多万,被重判了二十年。
 
他的两个小孩,现在都是我在照顾。
 
而我这边,财富依旧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
 
2017年比特币大火,当年和我一起在华强北发家的几位哥们盯上了虚拟币,邀请我入伙发币,我手里现金充足,就尝试入了股,2018年我们发行的虚拟币,让我赚到了近三亿人民币。
 
彦祖啊,我的跨境电商公司几百人一年辛辛苦苦,也不过才几千万利润,跑出来的都是流水,而虚拟币一晚上让我赚到了三亿,2002年22岁我进深圳市区时一穷二白,短短16年,38岁时居然身家以亿计,我也感觉自己这一生如梦如幻,一切都太不真实了。
 
而更魔幻的事情,就在昨天下午,2020年127日下午,居然又发生了。
 
昨天我去监狱里看望徐庆耀,下午回到罗湖,开车时发现车上没有烟,就把车停在春风路,到路边的士多店买了一包烟,从店里出来时,有一个中年女子从我面前打着电话路过,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但是她那一眼可见的长睫毛和酒窝分外熟悉,我忍不住脱口而出叫出了她的名字:
 
“杨琳。”
 
杨琳回过头来,呆呆地看着我。
 
我以为我们相隔十七年的碰面,至少是《甜蜜蜜》里那种相逢一笑的场景,但是杨琳只是愣了一下,仔细看了我两眼,好像才勉强回忆起什么,她伸出手指指着我,半天也想不起我的名字:“李………..李什么……
 
我的热情迅速被残酷的现实浇灭了,我只好尴尬地提醒她:“李齐。”
 
杨琳就伸手拍了拍额头,好像恍然大悟的样子。
 
我还是不死心,想跟她搭几句话,我说:
 
“我在这里买包烟。”
 
杨琳回首指了指后面说:
 
“我要接小孩放学。”
 
她微微皱着眉,好像感觉我打断了她的正常人生,仿佛十七年前在荔枝公园里一样。
 
我觉得气氛尴尬极了,突然明白二十年来我在她心中其实多么不重要,一个为了她要跳湖的人,她连名字都不住。
 
我忍住要夺眶而出的泪水,说声打扰了,掉头回去开车,我脑子里晕晕沉沉的,不知道往哪里开才好,不知不觉竟一路开到了盐田,开到了杨梅坑,开到了鹿嘴山庄。
 
我在鹿嘴山庄的悬崖边坐了整整一夜,一年一年回想起这二十三年来在深圳发生过的一切,我一会哭,一会笑,跟个傻逼似的。
 
天亮时,我再次看到了中国最美的日出,见到太阳正从远方冉冉升起,照得海面一片波光辚辚,但是再没有人陪我张开手大喊大叫,柳玉眉没有了消息,徐庆耀在坐牢,陈琳已经形如路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里,一个人孤独地看着这世上最美的景色。
 
海风一阵阵从遥远的海上吹来,我只觉得全身一阵阵冰凉。
 
彦祖啊,我现在坐在海边的咖啡馆里,一边吹着冷风,一边写下这一封长长的信给你,我知道同为八零后,一起经历深圳这魔幻的二十年,你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
 
来深圳时,我只是湖南临武一个瘦弱的农家少年,我身无分文,是深圳给了我一切,塞给了我一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但深圳也带走了我所有的热情,我越有钱,越孤独,我越孤独,却又越有钱。
 
我现在可以轻易在酒吧里,找到陪我一晚的年轻女生,却再也找不到当年对杨琳那份浓郁的爱意了。
 
对了,放纵的私生活也惩罚到了我,忘了告诉你,我有艾滋,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医生说,我应该活不过41岁了。
 
这也是我的报应啊。
 
我已经将财产做好了安排,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大部分遗产给了弟弟妹妹,小部分留给了徐庆耀的儿女。
 
也许明年,当我的骨灰洒在杨梅坑的大海里时,继承亿万身家的弟弟妹妹,就可以过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生了,他们不用像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没得选,一辈子只能在黑暗里孤独地摸索成长。
 
彦祖啊,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吧。
 
我知道我的骨灰会沉入眼前这片蔚蓝的大海,我知道哪怕人生再来一次,我也会走向这一条路。
 
就像一条鱼儿,忍不住要游向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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