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這幾年的香港?

這是篇短文。
 
最近讀到夏春的一篇文章:《內地與香港為什麼經常互不理解》,十分解渴,這是這些年對香港人的認知最為理性、最為客觀的一篇文章了,也是我近些年讀過最好的關於香港人思想剖析的一篇文章,忍不住跟大家聊一聊這件事。
 
夏春是大陸人,1992年在北大讀書,19977月畢業,之後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念完經濟學博士,2008年開始在香港大學教了7年書,2015年在諾亞財富工作,現一共在香港待了13年,他對香港社會有着深刻的理解,明白大多數香港人的心路歷程,才能寫下這篇富有理性的文章。
 
但理性的聲音在互聯網上往往處於弱勢,極端的聲音在網絡中穿透力更強,我們在互聯網上見到有人說起香港,動不動就對所有參加遊行的青年使用“曱甴”(yuē yóu)這個詞,簡單地用蟑螂來指代他們,並將他們全部粗暴地統一歸類,這種說法在大陸網絡平台上還挺受歡迎。
 
這二十多年我一直生活在珠三角,親身經歷過大量社會事件,明白大陸人對香港和台灣省的心理是複雜的,一方面他們確實是同文同種同面孔的同胞,另一方面大陸在經濟處於弱勢時,部分港台同胞在大陸也沒少干一些張揚跋扈的事情,比如港台人在大陸包二奶、開工廠時欺負大陸人,頤指氣使、仗金欺人,產生過深深的階級矛盾,因此大陸人對香港和台灣省既有認同感,愛港台的音樂、電影,也有“你們這些惡霸也有今天”的情緒宣洩,看着港台經濟日漸勢微,大陸開始揚眉吐氣,一線城市陸續扳倒香港、台北,有一種翻身農奴把歌唱的歡喜。
 
因此在香港最早發生動亂時,大部分大陸人緊密團結在同一種認知下解讀香港,對香港的分析是單一的、不完整的,大量大陸的作者並沒有去過香港,只憑着網上的資料寫文章判斷香港,使部分誤解越來越深。
 
比如我曾經親身體驗過幾次香港的街頭活動,發現他們從來沒有反對過房地產商,跟大陸人的認知完全不同,如果跟警員發生衝突,現場的情況非常詭異,通常是前面那些暴躁男青年跟警員暴力對抗,但後面黑壓壓一大片成千上萬人站在原地一動不動,就站在那裡盯着衝突地帶沒什麼反應,這種景象讓我當時十分難以理解。
 
每次我看他們鬧完,發現封路了找不到回去的方法,操着普通話去街邊小店問路,他們會微微一愣,然後用一種陌生的謹慎感告訴你路怎麼走,反應並不激烈。
 
我上次去印度時,在班加羅爾機場轉機,前面是幾個香港人,我問他們怎麼填海關的單據,他們聽到我說普通話,幾個人也是同時一愣,那種熟悉的“陌生的謹慎感”再次環繞在我們周圍,這些香港人保持着禮貌告訴我怎麼填,又不願多跟我搭話,飛快地走掉了。
 
香港人與大陸人之間有一種強烈的疏離感,夏春的文章很好的解釋了這種疏離感的原因。
 
夏春在文中主要提出幾個觀點:
 
1.香港人並沒有那麼痛恨房地產商,也沒有那麼為房價痛苦。
 
2.香港人認為深層矛盾是因為政府不作為造成的。
 
3.香港人認為內地普通新移民搶佔了他們的公屋和醫療資源,精英新移民則搶走了高薪工作並推高了房價。
 
4.香港人尊重英國人留下的制度,儘管這種制度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同時大陸也高估了香港人對內地制度的認同。
 
我個人感覺夏春描述的大部分事實是客觀存在的,比如對房地產商的態度,大陸的房地產商幾乎口碑都相當不好,前些年大家還認他們有錢,房地產商能去大學講課,近幾年思潮偏左,誰干這個行業公共形象都不討人喜歡,大家把高房價當成了內部矛盾,房地產商是一直受到批判的。
 
大陸人對棺材房現象十分不解,認為這是非人待遇,四大家族滿嘴是油,就該拿出來烤一烤,而普通香港人則認為這是自由競爭產生的現象,誰努力競爭就該歸誰,而且棺材房是小部分現象,不能以偏蓋全。
 
大部分香港人住的怎麼樣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香港電影《金都》,這部電影里小情侶的居住環境最有代表性,總體上來說,住得挺壓抑的,房間客廳小得可憐,大陸人肯定受不了,但香港人住久了也能接受,沒有到讓人心態爆炸的地步。
 
香港人買房子也沒那麼誇張,夏春解釋了大部分成交的房子80%是一千萬以下,香港家庭慢慢還貸還能承受得住。
 
總之,香港人並沒有大陸人想象得那麼痛恨房地產商,重點是什麼呢?
 
是香港人認為“只要是自由競爭產生的結果就是正確的”,這種思想觀念讓他們信服,而且香港人認為過去的繁榮是建立在自由競爭之上的。
 
再比如和大陸新移民之間的矛盾,在2019年之前,就出現大量大陸遊客和香港人的衝突,這些新聞肯定是建立在利益衝突背景之下的。
 
我平時常在深圳進出關,雖然香港人哪怕是出入關都享受到了特殊待遇,但你會發覺,你很難跟一個香港人攀談幾句(問路什麼的沒問題),他們對大陸人充滿了警惕,明明會,但也不太願意說普通話,好像他們根本就沒有融入過中華民族,還遊離在中華大家庭的外圍。
 
這種疏離感,跟你在大陸遇到一個東北人、一個四川人、一個廣東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你就是覺得香港人生分,跟你永遠保持着有禮貌的距離,哪怕你比他物質上富裕了,他始終有一種淡淡的“我自由,我比你這個來自專制地區的人有思想”這種居高臨下的感覺。
 
香港人的護照幾乎全世界免簽,但高檔餐廳里又坐滿了大陸人,他們的優越感和落差感是同時爆發的。
 
而大批向香港移民的大陸人又加劇了這種衝突。
 
我查了下歷年從內地移民香港的數據,2006年赴港定居未滿7年的人數是21.7萬, 2016年總人數下降到16.5萬人,其中25-44歲的女性占40%15歲以下兒童占16%2006年這波人52.4%住在公屋,37.3%住私樓,到2016年,57.7%住私樓,32.2%住公屋。
 
受過本科教育的人,也由2006年的7.9%,上升到2016年的19.5%
 
這些數據也能證明,大陸人到了香港確實要分走小部分香港資源,但整體上大陸人的收入、素質也越來越高,日積月累,形成了香港人普遍的心理不平衡。
 
但其實香港人絕大部分就是從大陸過去的,就是到得早和到得晚的問題。
 
夏春在文章里說了香港政府為什麼不作為,主要是因為2002年的梁展文事件,這件事大陸人民是非常陌生的。
 
梁展文1999年至2002年任香港屋宇署署長,2002年到2006年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兼房屋署署長,他在任期間,因為用手中權力幫助解決了部分問題,打破了常規,推動了工作的發展,後來因為他退休後去幫過的發展商工作,香港社會以“旋轉門”為由對他進行抨擊,致使後面的官員都不敢動房地產和經濟發展。
 
夏春認為,這是香港官員害怕被安上“官商勾結”的罪名,所以躺平了。
 
我仔細閱讀了兩遍夏春的文章,非常感謝他提供了一個平緩的、理性的論據,但我和他的論點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可以反問兩件事:
 
1.香港人覺得有小部分人住棺材房,大部分人背負着較高的房貸是理所當然的,那他們為什麼要理所當然?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洗腦嗎?住棺材房的人確實不多,但這難道不是一個發達社會的恥辱?就真的無法治理嗎?
 
2.一起小小的官場判例,香港公務員就決定集體躺平,那這些公務員都幹什麼吃的?不要說一個公務員,哪怕是開公司創業,我遇到問題受到傷害,第一反應是解決問題,而不是因為受到一點點傷害,就理所當然地迴避問題。
 
香港公務員意志薄弱算天經地義嗎?他們是真的是來為市民服務的,還是來混高薪的?難道公務員最應該做的不是服務大眾利益嗎?
 
這世上做什麼事情不是迎難直上?
 
香港是尊重英國人留下來的制度,不就是因為相信這種制度給香港帶來了財富嗎?沒有財富他們信個鬼啊,真以為信耶穌啊?
 
但香港人知不知道,他們過去能那麼富裕,主要是大陸被封鎖的地緣原因,全中國的資源都要經香港,香港才滿手沾油,次要才是英國人的制度,不把這個道理講明白,香港人依舊會迷信英國制度。
 
在大陸改革開放後,一個寧波港就消化了原香港多少財富?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如果香港人再繼續迷信英國人的制度,不重新對舊制度進行改良推進,依舊死守丁權、拒絕新移民、不改進香港的產業鏈、不開發北部地區、不打擊房地產,那香港還有救嗎?
 
現在香港的經濟支柱是金融和房地產,但這些產業能提供的就業機會太少,只是吃飽了一小部分人,其他能提供的高薪工作崗位太少,為什麼少?不就是因為從董建華開始,就一直是一個弱勢的小政府嗎?香港政府從那時就想搞的科技改革,被各種資本都搞成房地產項目。
 
政府太弱勢,加上香港經濟被稀釋,增量沒有了,存量越來越少,當然就矛盾頻發了。
 
這時候別說堅持英國制度,你就是把英國美國制度先賢全拉到香港也改變不了現狀。
 
我們先不談香港人是不是認同內地制度,但香港人至少得為自己發展考慮吧?
 
香港為什麼不發展?
 
歸根結底是政府太弱勢,弱到沒有跟資本抗衡的本事!
 
夏春在文章中提到,大陸這邊知識分子,習慣了用馬克思經濟學分析事物,將問題本質都歸納為經濟問題,而香港大部分人實際上是因為相信英國制度,相信自由主義,所以對大陸不信任。
 
這個觀點我個人是不認同的。
 
首先,我個人就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受益人,我分析事物時,如果使用馬克思經濟學去剖析,常常能直抵問題核心,如果沒有直抵核心,往往不是我分析的邏輯有問題,而是我手中的信息量不足或偏差引起的,我反覆使用這種方式解決過身邊無數的問題,有時候處理問題時,簡直有一種無往不利的快感,我相信馬克思經濟學沒有問題。
 
其次,只要深挖香港人對英國制度的迷信,對小政府的迷信,就會發現迷信來源於過去繁榮時期,本質上還是跟經濟有關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要改變香港,是兩條腿同時在走,一條是意識形態線,另一條是經濟線。
 
先說意識形態問題。
 
比如香港的健康碼現在還跟大陸是沒有打通的,要打通在香港那邊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因為香港人認為,打通健康碼會侵犯他們的隱私。
 
香港這邊的思想還是跟西方緊密綁定,認為隱私是人權的一部分,隱私高於一切,甚至,隱私高於公共衛生安全,個人利益高於大眾利益。
 
為什麼英國美國印度死這麼多人他們國家一點都不亂,根源就在這裡,個人利益高於大眾利益,他們覺得理所當然。
 
大陸人就不這樣認為,大陸人認為隱私沒有公共衛生安全重要,公共衛生是大眾的利益,隱私只是個人利益,個人利益應該放在大眾利益後面。
 
這就是典型的意識形態衝突,這種衝突在大陸人和香港人之間常常發生。
 
要讓香港人逐漸跟大陸人有共同的認知,需要從教育上着手,讓他們有民族、國家認同感,還要打碎對英國制度的迷信,要告訴香港過去經濟起伏的真正規律是什麼,是地緣政治決定了香港的貧富,而不是英國的制度。
 
再說經濟線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都知道的,香港再造一個“北部都會區”計劃,要把北部建設成一個科創新城。
 
這個新區以元朗及北區兩個市轄區為基礎,緊挨深圳,規劃面積300平方公里,容納人口250萬,計劃花20年建成。
 
如何理解這幾年的香港?
到時廈村、流浮山一帶將發展現代服務業,大鵬灣、印洲塘發展旅遊業,港深互動區發展教育、科技、醫療產業,能提供65萬個工作崗位,建成92萬個住宅單位。
 
這塊地土地性質複雜,香港素來審批程序繁複,還有西方那種環保、平權分子來搗亂,憑什麼現在可以搞這個計劃?
 
很簡單,因為香港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下,會慢慢地由一個弱勢的小政府,變成了大政府。
 
政府是大是小,要看對社會建設的結果,不要一根筋被綁定在一種思維模式上。
 
我朋友十幾年前在新加坡留學,他跟我說有一次電視上美國官員在新加坡講話,說了一大堆自由民主、一人一票,李光耀聽完,上去就毫不留情地懟美國人,說一人一票必須建立在全民高度開智和富裕的情況下,否則一人一票一定淪為資本買票,同時一個任期短暫的政黨,其核心利益一定是維護其短期目標,而不能用更長遠的發展模式建設國家。
 
我朋友說,電視機前的新加坡人都紛紛鼓掌,歡聲雷動,他當時震撼極大。
 
所以我也一再重複,大政府小政府、大市場小市場都只是手段,重要的是國家有沒有進步?人民有沒有過上好日子?要關注結果,不要迷戀某一種方法。
 
用經濟保障民生,讓大家都住得寬敞舒適,讓大家都有工作,社會矛盾就會少一大半。
 
意識形態與經濟雙重互補,共同建設香港,才可能讓香港真正融入祖國大陸。
 
2019年香港出現裂痕,到現在兩年時間過去了。
 
這兩年時間,大部分帶頭鬧事的都進去了,加上疫情的原因,香港漸漸恢復了平靜。
 
這時候是我們需要冷靜地思考一下,如何讓香港融入祖國,如何消除雙方誤會的重要時期。
 
大陸這邊,應該制止部分媒體,動不動使用曱甴這個詞,要制止情緒對立,香港那邊,要重新審勢過去的教育問題,從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着手,解決香港核心問題。
 
我時常記得我在香港街頭現場,看着前邊幾十個黑衣青年跟警察對攻,而後面烏壓壓一大片香港人,舉着黑傘默默觀望的情景。
 
其實大部分香港人是處在觀望狀態的,他們對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有一定程度的不理解,但也不希望搞到流血衝突,大部分香港人是希望好好過日子的,所謂的時代革命說得太誇張了,香港遠沒到革命這種地步。
 
而現在,是大陸人和香港人,消除誤會、走向融合,雙方重新出發的大好時機。
 
中華民族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中華民族,是大家的中華民族,我們要復興的,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偉大的民族,有再多的內部問題,也是可以慢慢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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