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这几年的香港?

这是篇短文。
 
最近读到夏春的一篇文章:《内地与香港为什么经常互不理解》,十分解渴,这是这些年对香港人的认知最为理性、最为客观的一篇文章了,也是我近些年读过最好的关于香港人思想剖析的一篇文章,忍不住跟大家聊一聊这件事。
 
夏春是大陆人,1992年在北大读书,19977月毕业,之后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念完经济学博士,2008年开始在香港大学教了7年书,2015年在诺亚财富工作,现一共在香港待了13年,他对香港社会有着深刻的理解,明白大多数香港人的心路历程,才能写下这篇富有理性的文章。
 
但理性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往往处于弱势,极端的声音在网络中穿透力更强,我们在互联网上见到有人说起香港,动不动就对所有参加游行的青年使用“曱甴”(yuē yóu)这个词,简单地用蟑螂来指代他们,并将他们全部粗暴地统一归类,这种说法在大陆网络平台上还挺受欢迎。
 
这二十多年我一直生活在珠三角,亲身经历过大量社会事件,明白大陆人对香港和台湾省的心理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确实是同文同种同面孔的同胞,另一方面大陆在经济处于弱势时,部分港台同胞在大陆也没少干一些张扬跋扈的事情,比如港台人在大陆包二奶、开工厂时欺负大陆人,颐指气使、仗金欺人,产生过深深的阶级矛盾,因此大陆人对香港和台湾省既有认同感,爱港台的音乐、电影,也有“你们这些恶霸也有今天”的情绪宣泄,看着港台经济日渐势微,大陆开始扬眉吐气,一线城市陆续扳倒香港、台北,有一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欢喜。
 
因此在香港最早发生动乱时,大部分大陆人紧密团结在同一种认知下解读香港,对香港的分析是单一的、不完整的,大量大陆的作者并没有去过香港,只凭着网上的资料写文章判断香港,使部分误解越来越深。
 
比如我曾经亲身体验过几次香港的街头活动,发现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房地产商,跟大陆人的认知完全不同,如果跟警员发生冲突,现场的情况非常诡异,通常是前面那些暴躁男青年跟警员暴力对抗,但后面黑压压一大片成千上万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站在那里盯着冲突地带没什么反应,这种景象让我当时十分难以理解。
 
每次我看他们闹完,发现封路了找不到回去的方法,操着普通话去街边小店问路,他们会微微一愣,然后用一种陌生的谨慎感告诉你路怎么走,反应并不激烈。
 
我上次去印度时,在班加罗尔机场转机,前面是几个香港人,我问他们怎么填海关的单据,他们听到我说普通话,几个人也是同时一愣,那种熟悉的“陌生的谨慎感”再次环绕在我们周围,这些香港人保持着礼貌告诉我怎么填,又不愿多跟我搭话,飞快地走掉了。
 
香港人与大陆人之间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夏春的文章很好的解释了这种疏离感的原因。
 
夏春在文中主要提出几个观点:
 
1.香港人并没有那么痛恨房地产商,也没有那么为房价痛苦。
 
2.香港人认为深层矛盾是因为政府不作为造成的。
 
3.香港人认为内地普通新移民抢占了他们的公屋和医疗资源,精英新移民则抢走了高薪工作并推高了房价。
 
4.香港人尊重英国人留下的制度,尽管这种制度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同时大陆也高估了香港人对内地制度的认同。
 
我个人感觉夏春描述的大部分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对房地产商的态度,大陆的房地产商几乎口碑都相当不好,前些年大家还认他们有钱,房地产商能去大学讲课,近几年思潮偏左,谁干这个行业公共形象都不讨人喜欢,大家把高房价当成了内部矛盾,房地产商是一直受到批判的。
 
大陆人对棺材房现象十分不解,认为这是非人待遇,四大家族满嘴是油,就该拿出来烤一烤,而普通香港人则认为这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现象,谁努力竞争就该归谁,而且棺材房是小部分现象,不能以偏盖全。
 
大部分香港人住的怎么样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香港电影《金都》,这部电影里小情侣的居住环境最有代表性,总体上来说,住得挺压抑的,房间客厅小得可怜,大陆人肯定受不了,但香港人住久了也能接受,没有到让人心态爆炸的地步。
 
香港人买房子也没那么夸张,夏春解释了大部分成交的房子80%是一千万以下,香港家庭慢慢还贷还能承受得住。
 
总之,香港人并没有大陆人想象得那么痛恨房地产商,重点是什么呢?
 
是香港人认为“只要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结果就是正确的”,这种思想观念让他们信服,而且香港人认为过去的繁荣是建立在自由竞争之上的。
 
再比如和大陆新移民之间的矛盾,在2019年之前,就出现大量大陆游客和香港人的冲突,这些新闻肯定是建立在利益冲突背景之下的。
 
我平时常在深圳进出关,虽然香港人哪怕是出入关都享受到了特殊待遇,但你会发觉,你很难跟一个香港人攀谈几句(问路什么的没问题),他们对大陆人充满了警惕,明明会,但也不太愿意说普通话,好像他们根本就没有融入过中华民族,还游离在中华大家庭的外围。
 
这种疏离感,跟你在大陆遇到一个东北人、一个四川人、一个广东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你就是觉得香港人生分,跟你永远保持着有礼貌的距离,哪怕你比他物质上富裕了,他始终有一种淡淡的“我自由,我比你这个来自专制地区的人有思想”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香港人的护照几乎全世界免签,但高档餐厅里又坐满了大陆人,他们的优越感和落差感是同时爆发的。
 
而大批向香港移民的大陆人又加剧了这种冲突。
 
我查了下历年从内地移民香港的数据,2006年赴港定居未满7年的人数是21.7万, 2016年总人数下降到16.5万人,其中25-44岁的女性占40%15岁以下儿童占16%2006年这波人52.4%住在公屋,37.3%住私楼,到2016年,57.7%住私楼,32.2%住公屋。
 
受过本科教育的人,也由2006年的7.9%,上升到2016年的19.5%
 
这些数据也能证明,大陆人到了香港确实要分走小部分香港资源,但整体上大陆人的收入、素质也越来越高,日积月累,形成了香港人普遍的心理不平衡。
 
但其实香港人绝大部分就是从大陆过去的,就是到得早和到得晚的问题。
 
夏春在文章里说了香港政府为什么不作为,主要是因为2002年的梁展文事件,这件事大陆人民是非常陌生的。
 
梁展文1999年至2002年任香港屋宇署署长,2002年到2006年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署署长,他在任期间,因为用手中权力帮助解决了部分问题,打破了常规,推动了工作的发展,后来因为他退休后去帮过的发展商工作,香港社会以“旋转门”为由对他进行抨击,致使后面的官员都不敢动房地产和经济发展。
 
夏春认为,这是香港官员害怕被安上“官商勾结”的罪名,所以躺平了。
 
我仔细阅读了两遍夏春的文章,非常感谢他提供了一个平缓的、理性的论据,但我和他的论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可以反问两件事:
 
1.香港人觉得有小部分人住棺材房,大部分人背负着较高的房贷是理所当然的,那他们为什么要理所当然?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洗脑吗?住棺材房的人确实不多,但这难道不是一个发达社会的耻辱?就真的无法治理吗?
 
2.一起小小的官场判例,香港公务员就决定集体躺平,那这些公务员都干什么吃的?不要说一个公务员,哪怕是开公司创业,我遇到问题受到伤害,第一反应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因为受到一点点伤害,就理所当然地回避问题。
 
香港公务员意志薄弱算天经地义吗?他们是真的是来为市民服务的,还是来混高薪的?难道公务员最应该做的不是服务大众利益吗?
 
这世上做什么事情不是迎难直上?
 
香港是尊重英国人留下来的制度,不就是因为相信这种制度给香港带来了财富吗?没有财富他们信个鬼啊,真以为信耶稣啊?
 
但香港人知不知道,他们过去能那么富裕,主要是大陆被封锁的地缘原因,全中国的资源都要经香港,香港才满手沾油,次要才是英国人的制度,不把这个道理讲明白,香港人依旧会迷信英国制度。
 
在大陆改革开放后,一个宁波港就消化了原香港多少财富?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如果香港人再继续迷信英国人的制度,不重新对旧制度进行改良推进,依旧死守丁权、拒绝新移民、不改进香港的产业链、不开发北部地区、不打击房地产,那香港还有救吗?
 
现在香港的经济支柱是金融和房地产,但这些产业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只是吃饱了一小部分人,其他能提供的高薪工作岗位太少,为什么少?不就是因为从董建华开始,就一直是一个弱势的小政府吗?香港政府从那时就想搞的科技改革,被各种资本都搞成房地产项目。
 
政府太弱势,加上香港经济被稀释,增量没有了,存量越来越少,当然就矛盾频发了。
 
这时候别说坚持英国制度,你就是把英国美国制度先贤全拉到香港也改变不了现状。
 
我们先不谈香港人是不是认同内地制度,但香港人至少得为自己发展考虑吧?
 
香港为什么不发展?
 
归根结底是政府太弱势,弱到没有跟资本抗衡的本事!
 
夏春在文章中提到,大陆这边知识分子,习惯了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事物,将问题本质都归纳为经济问题,而香港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因为相信英国制度,相信自由主义,所以对大陆不信任。
 
这个观点我个人是不认同的。
 
首先,我个人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受益人,我分析事物时,如果使用马克思经济学去剖析,常常能直抵问题核心,如果没有直抵核心,往往不是我分析的逻辑有问题,而是我手中的信息量不足或偏差引起的,我反复使用这种方式解决过身边无数的问题,有时候处理问题时,简直有一种无往不利的快感,我相信马克思经济学没有问题。
 
其次,只要深挖香港人对英国制度的迷信,对小政府的迷信,就会发现迷信来源于过去繁荣时期,本质上还是跟经济有关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要改变香港,是两条腿同时在走,一条是意识形态线,另一条是经济线。
 
先说意识形态问题。
 
比如香港的健康码现在还跟大陆是没有打通的,要打通在香港那边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因为香港人认为,打通健康码会侵犯他们的隐私。
 
香港这边的思想还是跟西方紧密绑定,认为隐私是人权的一部分,隐私高于一切,甚至,隐私高于公共卫生安全,个人利益高于大众利益。
 
为什么英国美国印度死这么多人他们国家一点都不乱,根源就在这里,个人利益高于大众利益,他们觉得理所当然。
 
大陆人就不这样认为,大陆人认为隐私没有公共卫生安全重要,公共卫生是大众的利益,隐私只是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应该放在大众利益后面。
 
这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冲突,这种冲突在大陆人和香港人之间常常发生。
 
要让香港人逐渐跟大陆人有共同的认知,需要从教育上着手,让他们有民族、国家认同感,还要打碎对英国制度的迷信,要告诉香港过去经济起伏的真正规律是什么,是地缘政治决定了香港的贫富,而不是英国的制度。
 
再说经济线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香港再造一个“北部都会区”计划,要把北部建设成一个科创新城。
 
这个新区以元朗及北区两个市辖区为基础,紧挨深圳,规划面积300平方公里,容纳人口250万,计划花20年建成。
 
如何理解这几年的香港?
到时厦村、流浮山一带将发展现代服务业,大鹏湾、印洲塘发展旅游业,港深互动区发展教育、科技、医疗产业,能提供65万个工作岗位,建成92万个住宅单位。
 
这块地土地性质复杂,香港素来审批程序繁复,还有西方那种环保、平权分子来捣乱,凭什么现在可以搞这个计划?
 
很简单,因为香港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下,会慢慢地由一个弱势的小政府,变成了大政府。
 
政府是大是小,要看对社会建设的结果,不要一根筋被绑定在一种思维模式上。
 
我朋友十几年前在新加坡留学,他跟我说有一次电视上美国官员在新加坡讲话,说了一大堆自由民主、一人一票,李光耀听完,上去就毫不留情地怼美国人,说一人一票必须建立在全民高度开智和富裕的情况下,否则一人一票一定沦为资本买票,同时一个任期短暂的政党,其核心利益一定是维护其短期目标,而不能用更长远的发展模式建设国家。
 
我朋友说,电视机前的新加坡人都纷纷鼓掌,欢声雷动,他当时震撼极大。
 
所以我也一再重复,大政府小政府、大市场小市场都只是手段,重要的是国家有没有进步?人民有没有过上好日子?要关注结果,不要迷恋某一种方法。
 
用经济保障民生,让大家都住得宽敞舒适,让大家都有工作,社会矛盾就会少一大半。
 
意识形态与经济双重互补,共同建设香港,才可能让香港真正融入祖国大陆。
 
2019年香港出现裂痕,到现在两年时间过去了。
 
这两年时间,大部分带头闹事的都进去了,加上疫情的原因,香港渐渐恢复了平静。
 
这时候是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如何让香港融入祖国,如何消除双方误会的重要时期。
 
大陆这边,应该制止部分媒体,动不动使用曱甴这个词,要制止情绪对立,香港那边,要重新审势过去的教育问题,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着手,解决香港核心问题。
 
我时常记得我在香港街头现场,看着前边几十个黑衣青年跟警察对攻,而后面乌压压一大片香港人,举着黑伞默默观望的情景。
 
其实大部分香港人是处在观望状态的,他们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程度的不理解,但也不希望搞到流血冲突,大部分香港人是希望好好过日子的,所谓的时代革命说得太夸张了,香港远没到革命这种地步。
 
而现在,是大陆人和香港人,消除误会、走向融合,双方重新出发的大好时机。
 
中华民族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中华民族,是大家的中华民族,我们要复兴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有再多的内部问题,也是可以慢慢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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