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聞到金屬味兒了嗎？”
1986年4月26日，凌晨1點23分。
蘇聯烏克蘭，普里皮亞季[1]。
一陣巨響打破了深夜的寧靜，一束絢爛的火光劃破長空。所有人都被驚醒了，雞鳴狗吠聲不斷。
接到電話的消防員瓦西里，立即穿好衣服奔赴火場。他的妻子望着遠處的火光，不安地說：“這顏色看起來不對勁啊。”
瓦里西是第一批抵達現場的消防員，他們以為這是一次普通的救援，所有人都沒有佩戴防毒面具。
現場警報聲此起彼伏，一位技術員驚慌失措地跑進控制室大喊：“汽輪機大廳着火，堆芯爆炸了！”
副總工程師用奇怪地眼神看着他，然後故作鎮定地說：“你腦子亂了，RBMK反應堆的堆芯不可能爆炸。”
有人提出質疑：“你嘗到金屬味兒了嗎？”
副總工程師走出控制室，看到走廊上被震碎的玻璃和散落一地的石墨，但他拒絕承認這是一場災難。
此時，一名消防員、瓦里西的同事，他的手開始劇烈疼痛，很快起泡腐爛。他這隻手剛剛撿起過一塊石墨碎片。
三公里外的普里皮亞季，被爆炸聲驚醒的人們，走出家門欣賞這夜空上美麗的火光。小孩們在漫天飄落的顆粒中嬉戲打鬧，情侶們走到一座橋上——最佳觀賞點依偎。塵埃顆粒掉落在孩子稚嫩的臉頰上，情侶的發肩上，飄進了他們的口腔中。
他們全然不知，這美麗的火光，這雪花般的塵埃，是死亡的通知書。
——HBO熱劇《切爾諾貝利》（2019年）
這裡正在爆發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核泄漏——切爾諾貝利事故。
當天晚上1點23分04秒，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第四號РБМК-1000型反應堆，電能供給反應堆的安全系統測試開始。因設計缺陷和技術員操作失誤，反應堆出現異常。
1點23分40秒，技術員按下“緊急停堆”按鈕。
7秒後，反應堆堆芯發生了連續爆炸。巨大的衝擊力將反應堆上方1200噸重的穹頂瞬間擊潰，燃燒的反應堆散發齣劇烈的火光暴露在夜空之中，火花不斷地向外噴濺，攜帶着大量核輻射粒子的塵埃，在空中隨着熱浪飄向廣袤的城市鄉村。
這些絢爛的火光，正是核泄漏導致的契倫科夫輻射。
可當時，與所有消防員一樣，瓦西里認為這是一場普通的火災。他讓妻子別擔心，自己很快就會回來。
“當時，我們新婚燕爾。即便是去商店，我們也會手牽着手一同前往。”消防員瓦西里遺孀回憶說。
“關上窗戶，回床上去睡覺。反應堆着火了。我很快就回來。”
不過，瓦西里夫人並未等到丈夫回來。七點，她被告知丈夫在醫院。
“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從嘴裡跑出來，他被自己的內臟嗆到。我用繃帶包着手，伸進他的嘴裡，拿出那些東西。”
瓦西里及其夫人，只是千千萬萬個受害者之一。
在瓦西里最後的日子裡，一天躺在病床上的他指着桌上一個大大的橙子，微笑地對妻子說：“我的禮物，拿去吧。”
護士在帷幕外對她比手勢說不能吃。她拿起那顆橙子，瓦西里閉上眼——護士一直替他注射，讓他入睡。
護士驚恐地沖她大叫：“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愛的人了，而是有強烈輻射、嚴重輻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沒有自殺傾向，就理智一點。”
瓦西里夫人發狂似的說：“但是我愛他！我愛他！”
“他睡覺時，我輕聲說：‘我愛你！’走在醫院中庭：‘我愛你。’端着托盤：‘我愛你。’我記得在家的時候，他晚上都要牽我的手才睡得着。他習慣一整夜握着我的手睡覺，所以在醫院裡我也牽着他的手不放。”
——瓦西里遺孀口述，烏克蘭記者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切爾諾貝利的悲鳴》（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
瓦西里夫人失去了理智，但她沒有錯，她深愛自己的丈夫。護士也沒有錯，恪盡職守。那麼，到底是誰的錯？意外，命中注定，還是必然？
切爾諾貝利城，這座五星級的小鎮，在這場災難中毀於一旦，淪為被廢棄的“鬼城”。
這次災難所釋放出的輻射線劑量，是二戰時期爆炸於廣島的原子彈的400倍以上。核輻射導致事故之後20年內9.3萬人死亡，27萬人致癌，250多萬人身患各種疾病，其中包括47.3萬名兒童。這些人身心煎熬，隨時可能死亡。
當時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經語出驚人地說：“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
切爾諾貝利事故，猶如一把尖刀，在蘇聯體國家及人民身上划下一道深深的傷口，刺破了那個歷史性的謊言與泡沫，敲響了蘇聯第一聲喪鐘。
“謊言有何後果？並非是我們會把謊言誤認為真相，真正危險的是：我們聽多了謊言便不再能分辨出真相。那時我們能做什麼？除了放棄對真理的信仰，滿足於謊言堆砌的故事，我們還剩下什麼？” ——《切爾諾貝利》
2019年，HBO上映了《切爾諾貝利》，重新將人們的記憶帶到那個歷史性的悲劇時刻。
在編劇麥辛看來，《切爾諾貝利》不是一部影視劇，而是一個關乎人性、真理和謊言的真實故事，貴在追求真相。
“我們儘可能還原事件真相，選擇最真實的部分呈現，我們沒有為了讓故事跌宕起伏而改變事實。對我們而言，這是一部關於真相的故事。”麥辛說道。
麥辛認為，人為失誤是導致發生爆炸的主要原因——“只有人類才能讓切爾諾貝利發生爆炸，也只有人類有能力解決該問題。那些成千上萬尋求真相的人們是值得被銘記的。”
劇中，演員傑瑞德·哈里斯飾演首席核電廠物理學家瓦列里·列加索夫。這是一個歷史上的真實人物。
事故發生後，列加索夫作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調查委員會主任，衝到了最前面參與救援，並負責調查事故的真相。但災難發生兩年後，即1988年4月27日，他在自己公寓內上吊自殺了。
當人們以為真相就此與核粒子一樣埋入塵土時，一卷錄音帶牽出了爆炸的真實原因——反應堆設計存在缺陷。
據他留下的錄音帶宣稱，他向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遭到了蘇聯有關部門的政治審查壓力。他們甚至禁止，他提及發電廠操作員在事故前對反應堆的了解，以及當時已經知道的反應堆缺陷，並對其職業生涯造成了嚴重傷害。
爆炸發生的當天，普里皮亞季四五萬人生活如常，他們並不知道三公里外的核電站泄漏，多數人覺得那是一場普通火災。
早晨，官方沒有通知事故，對前來問詢的居民，官員也是草草應付，僅提醒居民關閉門窗，盡量留守家中。
當天恰逢周末休息日，大部分市民在家長安靜地度過了一整天。鎮上的購物商店照常營業，一些居民在街上散步、購物。在當地醫生的堅持下，政府給居民發了放碘片，但並不及時。
爆炸發生幾天後，蘇聯方面選擇盡量隱瞞事故，烏克蘭如期舉行五月的一場大型慶祝活動。當時很多小孩在慶典廣場參加，他們及家長卻不知道自己正在暴露在核輻射之下。
此後烏克蘭第一書記雪比斯基自殺，受核輻射污染人數至今都未公布。
蘇聯官方開始並沒有重視此事。整個官僚體系麻木、失責而遲鈍，事故瞞報錯失最佳救援時間。
事故爆發後，即26日清晨，蘇聯能源部部長馬約列茨通過電話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彙報：
“核電站的核反應堆發生了爆炸，核電站的夜間密碼警報顯示‘1、2、3、4’，這四個數字標示了核泄漏、核輻射、火災和爆炸……目前切爾諾貝利鎮的事態仍不甚明朗，需要立即採取緊急措施。”
但是，蘇聯高層並未重視此事，將事故界定為“反應堆發生火災，但並沒有爆炸”。
根據戈爾巴喬夫回憶：“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的當天上午，蘇共政治局就開會討論局勢，隨後組織了一個政府委員會來處理事故後果。”
26日深夜，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又得到電話彙報：
“核電站4號機組的渦輪機組在進行非正式試驗時，接連發生了兩次爆炸，反應堆機房被炸毀，數百人受到核輻射，兩人當場死亡，輻射情況非常複雜，暫時無法作出最後的結論……政府委員會已經按照各自的專業和分工分成若干小組開始工作，但必須派軍隊參與事故處理工作，急需大型直升機，另外還需防化部隊，越快越好。”
但是，雷日科夫並未將事故的嚴重性告知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在他的回憶錄里描述了蘇聯科學院院長等官員，對此事故的輕視態度：“沒什麼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業反應堆發生過同樣的情況，他們都解決了。為避免核輻射，就需要多喝水、吃東西和睡好覺。”
委員會下轄的蘇聯科學院院士們趕赴了事故現場，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列加索夫院士乘坐裝甲車親自抵臨4號反應堆近距離觀察，發現內部的石墨仍在燃燒，爆炸口的白色煙柱正在大量釋放放射性物質。他意識到放射性物質擴散的危害性，堅持立即撤離普里皮亞季市的所有居民。
第二天上午11點，也就是爆炸發生後34小時，蘇聯當局開始啟動首批撤離，超過1000輛大巴抵達小鎮。直到下午兩點，當局才宣布所有人徹底離開該鎮。經過三個多小時，大約4萬居民轉移到了列斯格納等鎮。
為了避免恐慌，當局選擇隱瞞事故真相，告訴居民沒有發生嚴重事故，只要大家勤洗手即可。居民們以為只是暫時撤離，有些人在家門口留有“不要動我物品”的字條。然而，他們沒有想到，這一去，此生不再復還。
事故發生48小時，當地政府才開始疏散半徑範圍10公里內的居民。很多人因為撤離太晚，受輻射患上了甲狀腺癌，嬰兒畸形率也因此大幅度提高。
爆炸發生後第二天，瑞典一位核電廠技術員驚訝地發現，周圍空氣出現了奇高的核輻射。丹麥、挪威、芬蘭等國也檢測到核輻射異常情況。此時，切爾諾貝利的核顆粒隨着風飄到了歐洲其它國家，其中60%沉降到白俄羅斯，給當地帶來極大的災害。
28日，美國間諜衛星監測到切爾諾貝利發生爆炸。歐洲媒體大肆報道此事，瑞典核電站拿出調查報告質詢蘇聯。蘇聯當局意識到已遮掩不住，便在28日晚9點，通過蘇聯電視台插播了一則短訊，報道此事。但此時距離事故發生，已經過去了67個小時。
諷刺是，戈爾巴喬夫也是通過瑞典科學家的報告才得知此事的嚴重性。
蘇聯承認後，世界為之震驚！
瑞典採取緊急措施，勸告市民停止食用新鮮蔬菜，盡量少外出，不飲用雨水。
奧地利政府將戶外公園的沙粒全部剷除，以防止大氣顆粒沉降到沙坑中污染玩耍的兒童。
此後一個星期，波蘭、德國、奧地利、羅馬尼亞、法國、比利時、荷蘭、英國、希臘、土耳其、以色列、美國、加拿大，都陸續檢測到程度不等的核輻射。切爾諾貝利遂即成為一件突發的世界性問題。
中國也為此驚出了一身冷汗。科學家每天緊張監測，幾天後發現污染未進入中國。當時中國正在準備建設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受此事故影響，超過100萬香港市民在反對建設該核電站的請願書上簽字。最後，高層出面協調才平復風波。
令外星人感到震驚的是，最淡定的居然是蘇聯。
事故爆發後整整一周，蘇聯政府沒有對外透露過多的消息，甚至拒絕向蘇聯體國家提供完整的信息，導致白俄羅斯等國錯估災難後果。
蘇聯官媒還對外宣稱：“破壞遠遠沒有西方媒體說描述的那樣嚴重”，“警惕西方勢力破壞團結”。
一周後，葉利欽（後來的俄羅斯總統）對發布消息：“電廠附近的水庫受到了污染，電廠周圍輻射量就過高，不適於當地居民返回。”
此時，切爾諾貝利、普里皮亞季等居民才意識到，他們回不了家了。但為了避免恐慌，蘇聯當局依然拒絕將事故真相完全告知全體居民。
5月9日，核爆炸發生13天後，莫斯科照常舉行衛國戰爭勝利的盛大慶祝活動。為了沖淡切爾諾貝利事故的負面影響，蘇聯當局故意粉飾太平，人為製造火爆的節日氣氛。
然而，這場事故撕掉了蘇聯盛世強國的假面具，擊碎了蘇聯人追求大國的金色迷夢。蘇聯體人民（尤其是烏克蘭）發現，他們一直被政治的謊言和視生命如草芥的權力集團所蒙蔽。切爾諾貝利事故的傷痛以及恐懼，讓他們不再信任“老大哥”，信念開始崩潰。
從此，這樣的歷史時刻，被界定為“切爾諾貝利時刻”。
事後，烏克蘭第一副總理Konstantinl·I·Massik曾這樣憤憤不平地總結事故發生之初蘇聯政府的對策：
“大體上中央政府所採取的政策包括：首先是不措一切代價平息公眾輿論；其次，為政府、各部及各部門進行開脫；第三，把損失的補償減少到最低限度；最後是掩蓋放射性對公共健康威脅的嚴重性。”
在爆炸後數月里，為了阻止核輻射繼續釋放，蘇聯動員了幾十萬人，在被炸毀的4號反應堆機房上方，修建了一座170米長、66米高的鋼筋混凝土和鋼板結構的“石棺”，以封閉住殘留的近200噸放射性熔質，其中包括對人類而言極具危險性的30噸放射性塵埃。
石棺封頂後，為了表示慶功，他們在石棺上方插上了蘇聯國旗。
此後，烏克蘭人需要實時監測石棺的危險指數，擔心這個“惡魔”隨時蹦出來。這座石棺的設計使用壽命是30年，三年前正好到期。
負責善後工作的“清理人”近些年在石棺上又加蓋了一個巨大的拱形建築——“穹頂”，以替代老化的石棺繼續鎮住這個特殊時代殘留的怪胎。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切爾諾貝利的悲鳴》中寫到：
戰爭時，每四個俄羅斯人中有一個人死亡；今天，每五個白俄羅斯人中就有一個住在受核輻射污染的地區，總數210萬人，其中70萬是兒童。切爾諾貝利事故輻射是白俄羅斯人口減少的最主要原因。受害最深的戈梅利和莫基列夫地區，死亡率比出生率高出了20%。
烏克蘭境內有30萬人死於放射病或因核輻射而誘發的其他疾病。歐洲已發現約20個受污染的“熱點”地區，這些地區平均每平方公里的銫-137含量約為1居里，這種輻射級別在烏克蘭境內有12處。
這次事故造成歐洲四分之三的土地被放射性物質銫污染。全歐洲遭受銫污染地區中：俄羅斯30%、白俄羅斯23%、烏克蘭18.5%、芬蘭4.8%、瑞典4.6%、挪威3%、奧地利2.4%、德國1.8%。
烏克蘭、白俄羅斯都是老牌蘇聯體成員國。這次事故中蘇聯“老大哥”的表現，加劇了蘇聯內部分崩離析。切爾諾貝利事故後，戈爾巴喬夫與雷日科夫逐漸緊張，蘇聯高層政治逐漸四分五裂。
這一毀滅性的行為，加劇了歐洲世界對蘇聯的孤立和封鎖。
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里這樣描寫1986年的蘇聯：
“在我國社會和政府受到切爾諾貝利事故的巨大衝擊之後，國家的財政狀況使得情況變得更加複雜起來。石油價格下降到每桶10-12美元，這對我們的打擊同樣沉重。正當我們努力完成1986年-1990年的發展計劃時，現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
1991年12月25日，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一個不可思議的國家模式走到了盡頭。
《大西洋月刊》評價麥辛的影視劇《切爾諾貝利》：該劇一半是歷史劇，一半是對貶低真相嚴峻代價的研究。
一個龐大的謊言政治倒台，但苦難的切爾諾貝利人依然被政治謊言玩弄。蘇聯倒台後，當局承諾給予受害者醫療保障。
然後，1999年，這一承諾淪為廢紙。
切爾諾貝利人努力抗辯，而一位官員卻如此理直氣壯地說：
“您請看看，他們拿偉大衛國戰爭退伍老兵所享有的完備法律和法規的情況說事。現在這些老兵大多已經過世了，而當你們差不多都過世的時候，你們也將擁有一整套完備的法律。但現在，我們什麼也幫助不了你們。”
泡沫經濟
增長的不是財富，而是泡沫
“大家先不忙努力走向蘇聯計劃經濟之路，那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 ——哈耶克
曾經，不少國家努力加入蘇聯體，他們甚至寧願犧牲個人自由來換取國家保障。
但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引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那些願意放棄基本自由來換得少許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提出警告：“放棄個人自由，最終你無法獲得自由，也無法獲得保障”。
切爾諾貝利人不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保障，最終還失去了生命。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哈耶克與其老師米塞斯一起，跟奧斯卡·蘭格、阿巴·勒納就蘇聯計劃經濟問題展開了一場大論戰，史稱“蘭格論戰”。
蘇聯垮台，代表着蘇聯計劃經濟的失敗。但令現代人沒想到的是，當時經濟學界公認，蘭格在這場論戰中勝出。
在整個三十年代，西方國家陷入大蕭條不能自拔，凱恩斯主義、國家主義、納粹主義以及俄國計劃經濟勢力快速崛起，很多學者逐漸拋棄了自由主義思想。甚至羅素、維特根斯坦、熊彼特、愛因斯坦等世界級巨擘都相信“中央計劃經濟可能是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
哈耶克在1940年代初也不無感嘆道：“社會主義已經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絕大多數進步人士所堅持的信條”。
哈耶克的老師米塞斯一身傲骨、疾惡如仇，一生都在與集權、謊言作鬥爭。
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勢力破壞米塞斯，米塞斯逃離奧地利，幾經波折才流亡美國。在美國，他備受排擠，米塞斯甚至找不到一份能夠養活家庭的全職工作，一度住進了貧民窟。二戰後，英國人的大救星丘吉爾在連任競選時使用了哈耶克的自由主義主張，結果大受批判，瘋狂掉粉。
這就是三四十年代歐美世界的逆自由主義潮流。
蘇聯在第一個、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與大蕭條泥潭中的歐美世界形成鮮明對比。二戰後，蘇聯作為抗擊德國法西斯的主力，風頭一時無二。蘇聯計劃經濟，誤導和迷惑了不少經濟學家。
到了五六十年，美國和蘇聯經濟都持續快速發展。但到了1960年代末，蘇聯持續擴張的計劃經濟陷入財政危機。不過，1970年代的世界石油危機爆發，國際油價大漲，蘇聯依靠規模巨大的石油出口得以續命，賺取了大量外匯，擺脫了財政危機。
1970年代，美國經歷了20世紀最早糟糕的十年國運：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失去絕對統治地位，歷經三次貶值，德日崛起構成挑戰；石油危機後，經濟陷入長期滯脹，聯邦政府和經濟學家束手無策；軍事上陷入越戰泥潭，國內反戰浪潮高企。
此時，蘇聯正好處於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趁機對北約勢力全面出擊，以歐洲為戰略重點，向第三世界發起猛烈攻勢，對美國形成了壓制態勢。
蘇聯以舉國體制搞生產，以運動式的方式大規模造城，讓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和外在實力快速膨脹。
烏克蘭境內核電站，正是在1970年代蘇聯強勢時代開始建造的。上世紀70年代，蘇聯在切爾諾貝利市郊18公里處建造了烏克蘭境內的第一座核電站。切爾諾貝利核電站，被認為是蘇聯擴張，以及抵禦北約勢力的重要堡壘。
除了核電站，蘇聯僅用16年的時間就將切爾諾貝利建設成為一個“五星級”模範城鎮——蘇聯體內能買到香奈兒五號香水的寥寥數地之一。這座幾萬人的小鎮，公寓、醫院、學校、遊樂場、公園等基礎設施齊全，在核電站爆炸前剛剛建好一座摩天輪。
然而，這座耗資巨大的核電站，以及這座僅用16年就建造而成的美妙新城，卻在44秒被核爆炸毀於一旦，徹底淪為陰森恐怖的廢墟和“鬼城”。
這無疑是蘇聯經濟模式的典型寫照和悲哀歸宿——一個看似無比強大、無所不能的巨人，突然轟然倒下。
哈耶克與蘭格論戰時向世界大聲疾呼：“大家先不忙努力走向蘇聯計劃經濟之路，那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
蘇聯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經濟武裝政治的模式。蘇聯假以國家之名，利用計劃的手段，運動式地快速堆積經濟規模，以服務於快速膨脹的政治需要。
經濟供養政治的模式最終會走向財政崩潰的死胡同，因為政治本身並不產生經濟效益，即不存在增量，而是存量博弈。
當財政難以為繼時，必須對外擴張依靠掠奪來實現財政正收益。蘇聯的軍工產業佔到了經濟的70%，農業、輕工業、商業等其他產業僅僅佔了30%。龐大的軍工產業很難產生收益，唯一的盈利方式就是對外擴張。
從古至今，斯巴達、納粹德國、日本法西斯，最終都走上了侵略道路。
二戰爆發後，蘇聯與德國聯合瓜分波蘭，侵佔波蘭以及東部部分國家，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強行併入蘇聯，此後還爆發對芬蘭的戰爭。對外擴張，強行剝奪蘇聯體成員國，以吸血的方式供養龐大的蘇聯政治機器。
1965-1979年蘇聯軍費開支增長了3倍以上，平均每年遞增8%。從1972年開始蘇聯軍費開支世界第一，超過美國軍費的20%以上。
蘇聯繼續對外擴張、四面出擊，直接出兵十萬佔領阿富汗，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開啟代理人戰爭模式——支持印度入侵巴基斯坦，支持越南進攻柬埔寨，支持古巴干涉安哥拉內戰，介入索馬里和埃塞爾比亞的戰爭。
國民經濟武裝軍事，全力支持與蘇聯政治擴張；政治擴張以及掠奪，又反哺經濟衰退以及財政虧空。
但是，這種模式，反人類、反人性，也違背經濟規律，終究不可持續。這隻看似龐大的八爪魚，實則內在空虛，最終因內部分崩離析而崩潰於泰山之巔。
或許，最開始，人們的願望是好的，試圖採用計劃手段、國家體制實現平等和富裕。
但實際上這違背歐洲人都明白的常識：“總是使得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人事，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詩人赫爾德林）。
哈耶克對此發出振聾發聵之語：“用通向天堂的美好願望來鋪設一個國家通向地獄之路”。哈耶克甚至引用希萊爾·貝洛克《奴隸國家》的觀點——“一種新的奴役形式在我們面前興起”。
試圖用計劃的方式替代私有產權實現財富自由平等，顯然是不現實的。在論戰中，哈耶克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了“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對有產者，對無產者也是一樣的”。他提出：“沒有私有產權的法律保障，就沒有個人自由，也沒有經濟自由”。
在沒有私有產權的蘇聯經濟體中，誰為經濟負責？誰為企業負責？誰為切爾諾貝利的安全負責？以國家之名負責，國家又是何物？
在蘇聯經濟模式中，所有人都相信國家、企業強大無比、牢不可破。就像所有人都認為，切爾諾貝利不會爆炸，因為它背後是一個強悍的蘇聯體。
切爾諾貝利的建造以及所有計劃經濟，不是來源於市場，也不是來源於當地需求，而是服務於蘇聯。當時烏克蘭是蘇聯體的船舶等軍工製造基地，供養着幾艘航母及編隊，需要大規模的電力供應。因此，切爾諾貝利服務於蘇聯體軍事。
所有人都將信任交給蘇聯體這個國家機器，但是公眾沒有人想到的是，這個國家機器裡面居然充滿着謊言政治和泡沫經濟。
這裡面，所有人都服從於權力而不是客戶或公眾，沒有一個人會擔心國家破產、企業破產，沒有人會對公眾的信任和寄託負責；經濟不斷供養政治、軍事，國家財政走向枯竭、赤字，政府依靠印刷貨幣來供養財政，以此透支民眾信任。
事故爆發後，掌權者試圖隱瞞以維護國家機器的信任和權威。在救援現場，消防員僅身着普通的防火布制服、頭盔和手套，居然沒有防毒面具。最悲劇的是，他們不知道這是一場核泄漏事故。作為核電站的消防員，他們對核泄漏救援知之甚少，幾乎沒有接受過核泄漏救援訓練。
蘇聯先後在各加盟國動員了超過60萬人參與善後，這些人中大量沒有接受過防核訓練的普通軍人被派出前往充滿危險的核污染地域作業。
蘇聯體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從上到下，沒有人真正對生產、盈利及安全負責。
在國家主義的巨大泡沫之中，所有人都麻木了，失去了競爭，失去了警惕，甚至失去了思考。
當核泄漏爆發後，這個國家主義的泡沫被刺破了，當權者相互推諉、遮遮掩掩，大多數人目瞪口呆、手足無措。
無奈之下，只能找“替死鬼”及“逆行英雄”，來混淆視聽、矇混過關，實則又添悲劇。
在這場經典的論戰中，除了產權理論，哈耶克和米塞斯從多角度論證蘇聯經濟模式存在的致命缺陷。
奧地利學派認為，信息分散在市場的每一個體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企業、國家可以搜集完整的信息，然後合理配置資源。哈耶克根據信息分散理論，提出蘇聯政府不可能獲得完整的市場信息，然後給出足以使市場需求恰好等於供給的產品“出清”價格。
市場是一個價格發現程序。什麼價格成交，只有市場雙方才知道，蘇聯政府不可能知道。如此，蘇聯的計劃經濟則無法達到資源的高效配置。
哈耶克後來將其與蘭格的論證寫成了一本書叫《通往奴役之路》。這本“自由主義宣言”在德國法西斯敗退之時出版，立即風靡全球、一時洛陽紙貴。
米塞斯則從經濟計算的角度指出蘇聯經濟的致命弱點。
他認為，蘇聯經濟根本問題在於，缺少用貨幣進行的核算。這一致命缺陷的結果是蘇聯經濟體內，經濟建設中的簡單問題都將變得無比棘手，即無法對生產方式中不同方法的贏利進行計算。
簡而言之，供給和需求被計劃，缺乏真實的市場交易，市場無法計算價格，企業無法計算成本與盈利，整個國家實際上是本糊塗賬。
所以，米塞斯的結論是，簡單化的、理想化計劃經濟不會帶來秩序和效率，只會帶來停滯和混亂。在回憶錄中他寫道：“我本想做一名改革者，但我卻變成了一位崩潰的歷史記錄員。”
米塞斯在1973年去世並未記錄到蘇聯計劃經濟的崩潰，但他的預言成真。1974年，75歲高齡的哈耶克取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此時，凱恩斯主義因滯脹危機而倒台，蘇聯進入全面攻擊模式。
到了八十年代，蘇聯經濟快速衰退，經濟供給政治模式走到盡頭，財政危機爆發，政府依靠印刷貨幣透支國本，接着通貨膨脹爆發，經濟陷入混亂，政治出現分裂。
事實上，蘇聯計劃經濟下的國家投資邊際收益率持續走低，民收入增長率50年代平均增長10.3%，60年代平均增長6.8%，70年代平均增長4.9%，80年代經濟增長率繼續下跌，到90年代則出現負增長。
1980年代開始，里根改革成功，美國穩住了美元霸主地位，開始聯合中東產油國壓低油價，對蘇聯進行經濟封鎖，導致蘇聯石油收入銳減，經濟受到嚴重衝擊。
而蘇聯的經濟供養政治模式只能依靠對外擴張來“吸血”，而此時蘇聯內部開始瓦解，以無力對外擴張獲得增援。再加上，切爾諾貝利事故的打擊，蘇聯在1980年代末進入瓦解通道。
隨着赤字不斷加劇，蘇聯拋售了240噸黃金，貨幣改革失敗，國內物價大幅度上漲，生活物資短缺，饑寒交迫的民眾和部分政客蠢蠢欲動，最終在內部擊潰了這個的歷史性泡沫。
1991年，蘇聯解體。這一年，哈耶克獲得美國總統自由勳章，以表揚他“終身的高瞻遠矚”。次年，哈耶克去世。
哈耶克以93歲的生命，熬死了納粹德國，等到了凱恩斯主義下台，在生命最後時刻還親眼看到了蘇聯解體，一生親自見證自己所有的預言成真。
後記
消防員瓦西里被轉移到莫斯科一家醫院治療，他受到了1600倫琴的核輻射，遠遠超過了400倫琴的致死量，護士把他稱為“一個核反應堆”。
在護士看來，瓦西里夫人每天坐在“一個核反應堆”面前簡直是送死。但是，瓦西里夫人一刻也不想與丈夫分開。
有一天晚上，瓦西里說：“我好想看我們的孩子，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們要替他取什麼名字？”
“你自己決定。”
“為什麼我自己決定？我們有兩個人。”
“這樣的話，如果是男孩，就叫瓦西里；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
此時，瓦西里夫人已有六個月身孕，但她不能確定寶寶在她肚子里是否還安全。
第二天，克比諾克和帕維克下葬，他們身前與瓦西里一家是好朋友。就在爆炸前一天，他們與瓦西里一家在消防局門口拍了一張合照。那天大家都很開心，那是美好生活的最後一天。
瓦西里夫人參加完葬禮後匆匆從墓園回來，馬上打電話到護理站問：“他怎麼樣？”
“他十五分鐘前死了。”
……
參考文獻
【1】《切爾諾貝利》：最真實的恐怖，菁菁，新周刊；
【2】重返切爾諾貝利，鳳凰網特別策劃；
【3】《切爾諾貝利》，麥辛，HBO；
【3】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4】自由憲章，哈耶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5】社會主義，米塞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6】切爾諾貝利的悲鳴，阿列克謝耶維奇，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