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

1999年国庆节那天,全长沙放了个大假。
 
那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全国都在欢庆,长沙所有的公共交通、公园、博物馆、旅游场所全部免费,上午我跟同学在教室看完阅兵直播,下午就乘中巴从泉塘到市区去玩,那时候泉塘还十分荒凉,学校周围尽是农田,我们从学校出来要走好远的路才能拦到中巴车,车招手即停,一停下来,车里的人都一脸不满瞪着你看,原来因为免费,上车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车里人多得能挤碎你的骨头,开不了几里地,有人晕车,吐了一尼龙袋,难闻的呕吐味夹杂着汽油味布满车内,我们都屏住呼吸,眼睛直愣愣盯着窗外,忍受着漫长的痛苦驶进了长沙市区。
 
原本同学们打算去新开的世界之窗,但听说人山人海,根本进不去,我们就转道去了烈士公园,公交车上有个同学还被扒手给扒了一百块钱,那时我们食堂两块多能吃一餐饱饭,一百块是我们当年半个月的生活费,同学都急哭了,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大家都穷,只能一路好言好语安慰他。
 
大家在烈士公园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半日,打听到湖边晚上会放烟花,晚时分我们到湖边,但来得晚,占不到好位置,大家就蹲坐在草坪上,凑点钱买了些饺子过来分食。
 
天黑后,果然放起了烟花,烟花倒映在湖水里,天上湖中一片炸开,引得我们这些湖南小城市过来的人,都觉得璀璨好看,我们或坐或卧,看着那烟花直冲云霄,心里头都有些激动,我们互相看了看大家,有人说:
 
“不知道二十年后,我们都好大了,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二十二年转瞬就过去了。
 
这二十多年来,不仅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变,我自己的思想也在波动起伏中不断变化,慢慢地,我从激烈变成了平缓,从易怒变成了沉思,看事情也不再只看局部,只盯着一件事、一个人,总是喜欢先将整体摊开一起来看。
 
我发现大多数事情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跟大系统有关,你了解到了大系统的运作方式,就能更深层次地了解一件事出现的前因后果,你会发现许多事情背后的规律,也知道如何抽丝剥茧去分析一件事,
 
每次我把空间与时间线放长一点,就发现自己能思索出一些不同的东西,也总能站在历史的河岸上,看到更多清晰的脉络与痕迹。
 
二十二年前,当我和同学看着长沙烈士公园的烟花向上升起时,我们对这个国家还充满了忐忑与不解,但现在我渐渐理解了她,理解了这七十二年的变迁。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十多年,我们通常会把这段历史切成两节,就是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
 
对于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平时能接触到的人,大部分观点是认可的,而对于前三十年的历史,大部分观点是持不理解的态度。
 
因为在大家的回忆里,前三十年总是与林林总总的运动息息相关,从1951年的三反、1952年的五反、1956年的肃反、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1980年十万右派平反)、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1964年四清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1968年上山下乡、1972年批林整风、1974年批林批孔,一直到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才踩住了刹车。
 
这中间还发生过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三线建设,以及不堪回首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
 
把这些事件累积在一起,看起来这三十年是极不平静且艰苦的,许多人的不满情绪,也集中在这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当中。
 
但如果将中国的历史拉长,我们会发现每一次中国完成大统一时,都会发生大约三十年左右的一次内部动荡期,为的是统一思想和集中权力,这个规律一直没有打破过。
 
同时,每一次统一完成时,也会伴随着强大的外部压力,新生国家会遇到巨大的生存危机。
 
第二点是少有人注意到的,所以我想重点讲一下这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其实从1949-1979年,中国一直处在战争或临战状态,而我们是在这种状态下推进工业化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给国家内部施加了难以想像的压力,而国家必须想办法承受,在承受的过程中,间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运动。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我们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全年粮食产量只有约1.1亿吨,5.4亿人人均只有208公斤粮食,全国只有1000万人是产业工人,其他几乎全是农民,同时全国只有12万名工程师,合格的还只有4万名,因为没有石油、天然气等,我们主要靠砍伐森林找燃料,民国结束时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2.5%2018年是23%),造成水土流失,引发洪灾和泥石流,生态环境恶劣。
 
建国那年时,全国90%国民是文盲或半文盲,只有10%不是文盲,5.4亿人每年只有67万小学生入学,不到20%适龄儿童读小学,初中入学率仅为6%,能读到高等教育的人只有11.7万,在农村,95%的人属于文盲,混到高小就是知识分子。
 
一直到1990年代末,我学校的老师上课跟我们说,他们当年一下到水电站,只要听说你读过大学,所有人就服气,觉得所有搞不懂的问题大学生都能解决,当神一样看他们。
 
而且他们对知识有敬畏之心,写有字的报纸断然舍不得拿来垫屁股坐地下。
 
这就是当年知识匮乏留下的后遗症。
 
按当时的国力,我们的土地无法承受5.4亿人的生存,只有向工业化要生存空间,我们才能活下来。
 
当时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有能力向外输出工业化,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而这两个大国是敌对的,我们必须从中二选一,因为美国在解放战争中支持国民党,也因为苏联跟我们在地理和意识上更接近,我们最终选择了靠近苏联。
 
通过英勇的抗美援朝,我们极大的震撼了苏联人,他们想不到竟还有国家能将美国最精锐的部队击退,苏联对中国肃然起敬,1952年苏联打算援建中国50个重大项目,1953年增加91个,1954年再增加15个,最后定为156个。
 
这些项目包括煤炭25项,电力25项,钢铁7项,炼油2项,化工7项,有色金属11项,机械24项,轻工1项,医药2项,其他还有44项军工项目等。
 
苏联还向我们提供了31440套设计文件,12140套机器草图和2970套技术文件等,这些资料只向我们收取了复印费。
 
我国根据国内矿产和交通的分布情况,将这156个项目中的50项放在了东北,其他大多数放在了中西部地区,国防企业为了安全,也尽量放在了中西部。
 
为什么尽量放在中西部?是因为当时世界各国都觉得可能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放在沿海地区不太安全。
 
苏联派来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搬来大量图纸和设备建成了这些项目,还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以我们老一辈子知识分子学的都是俄语,到我们八零后时,因为世界格局的变化,开始转学英文。
 
学什么语言,主要是看你在吸引那个国家的工业产业链。
 
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 
 
民国时我们火柴都造不出来,叫洋火,到1957年一五完成时,我们就突然从一个纯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可以生产汽车和飞机,拥有大部分重工业的国家。
 
我们1956年沈飞开始产飞机,1959年产59坦克,包括核潜艇、火箭、原子弹、人造卫星等等,最早都是苏联人留下的底子。
 
那批苏联来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真正出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大公无私教我们完成工业基础。
 
但就算苏联科学家无私,苏联的政治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1957年,一五还没有结束,赫鲁晓夫就说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其实就是想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
 
但是中国只想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国家,我们革命了这么多年,就是要将一切外国势力驱逐出去,一定要做纯粹的主权国家。
 
我们感谢苏联的援助,但拒绝了苏联的控制。
 
这件事惹恼了苏联,1960716日,苏联政府在没有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到9月就撤回专家1390人,废除257个科学技术项目。
 
此后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劣,1961年越战爆发,我们支持北越对抗美国,1965年苏联援助北越,对我们提出武器过境之类的五点要求,我们只答应了一条,加剧了苏联的不满。
 
1969年中苏累积的矛盾在珍宝岛爆发,苏联在远东边境线陈兵110万,号称72小时能打到北京,随时可能爆发战争,还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全线备战,也加速了三线建设。
 
电影《你好,李焕英》里讲的就是一家从东北搬到湖北的工厂,这家工厂就属于三线建设的一部分,这个宏大的项目从1964年开始干到1978年,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2052亿元。
 
为什么要搞三线?就是担心国家的工业被苏联一把打没了,赶紧搬到安全的地方去,要是有个万一,也给中国留下工业的火种。
 
我们来理一下这段时间线,就会发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当时有多艰险。
 
建国后,我们选择了苏联,为了保家卫国,在朝鲜打退美军,这时是与苏联亲近,与美国敌对,大约与苏联有七年左右的蜜月期,这是中国难得的和平建设时期。
 
1960年开始,我们跟苏联开始有了裂痕,但没有正式决裂,这时是与苏联疏远、与美国敌对,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危险期。
 
1969年珍宝岛冲突爆发时,我们同时跟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处于敌对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包围我们,以苏联为首的阵营要对我们进行核打击,中国此时可以说生死一线。
 
当时世界两个老大,发展中国家必须二选一,同时得罪两边,是一个国家最最艰难的状况。
 
据三线子弟回忆,那时候他们家里发各种手册,包括化学战民兵手册、防核打击手册、防范生物武器攻击手册,都是按末日战争的设定来的。
 
可见我们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环境十分危险。
 
幸运的是,眼见中国跟苏联闹僵,美国战略家们迅速决定与中国联手对抗苏联,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过来探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转和。
 
197812月我们宣布改革开放,19792月即发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中间其实是有关联的。
 
我想在这里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并不是将自己以前三十年的努力全部否定掉,并不是说我们前面三十年就在过着愚昧的日子,然后突然醒悟过来,改革开放是指跟苏联整个工业体系过不下去了,已经跟苏联彻底闹翻了,没办法从苏联那学习到东西了,我们的国家还十分虚弱,我们还要继续学习,这时候只能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解开封锁,我们要对西方示好,融入新的工业体系中去。
 
刚好这也是美国想看到的,他希望拉拢我们一起干苏联。
 
跟打完抗美援朝之后苏联支援156个项目一样,1979年教训完苏联的小弟越南,中美关系也开始走向亲近。
 
但美国人可比苏联人精明多了,毕竟苏联早些年还是充满理想主义的,美国人贼精,给的东西远远没有苏联好。
 
1980年代跟美国关系最好时,美国向中国卖了24架民用版黑鹰、转让了TOW导弹技术、帮歼8进行现代化改造(没成功)、转让了MK-46反潜鱼雷技术等等。
 
好在美国是西方阵营的头头,他一松口,各种日资、港资、新资、韩资、台资都涌进中国大陆,长三角珠三角开始接过中国工业的接力棒,热火朝天地开始建设。
 
亚洲四小龙从此躺平。
 
改革开放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从前三十年的一个发展系统,转换到了另一个发展系统,让国家能继续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这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不是否定,而是承接。
 
所以我们不能用后四十年的发展,去否定前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七十多年工业化的累积,并不是前面闭着眼睛摸黑了许多年,到改革开放就把眼睛睁开了。
 
但为什么总有人倾向于否定前三十年呢?
 
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客观条件的存在,是部分人对前三十年否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中国在发展工业时,选择的道路,决定了前三十年的痛苦程度。
 
中国选择了前期难度最大,痛苦最深的一条路,就是先发展重工业。
 
因为重工业能解决工业链里两个基础问题:一是拥有了原材料生产能力,二是拥有工业机器生产能力。
 
日本和韩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朴正熙对不按他要求发展重工业的企业家,直接抓去坐牢,强逼国家发展重工业。
 
每一个从零开始发展重工业的国家,都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我们常听到一句源自西方语境的话,叫“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饿死人”,因为苏联、中国、朝鲜曾经发生过,所以推导是社会主义造成的。
 
他们说这句话时,好像忘记了爱尔兰、孟加拉、印度大饥荒。
 
其实并不是这样,古巴就没有发生过饥荒,这句话是强行定义,本质是发生过饥荒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发展过程中,侧重于重工业,是过度发展重工业付出了代价。
 
我们以斯大林举例。
 
在列宁时期,农民允许拥有一块私有土地,交完粮食后剩下的自己支配,大家一看可行,就热火朝天地开干,到了斯大林时期,他预判世界大战即将开始,因此不惜代价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在农村搞余粮征集制,农民只能留一点点口粮,为了更好地控制收粮食,还强推集体农庄,禁止拥有私人土地,谁要是不听,就处死或流放,政府再把收上来的粮食分配给工人,或者出口换外汇,赚来的钱,再购买工业相关产品。
 
乌克兰大饥荒来源于此。
 
如果再查查刚起步时,同样侧重重工业的日本和韩国,会发现他们的农民也出现过极困难的局面,像日本早期为了对抗大清,农民的负担是大清农民的五倍,韩国在人均GDP追上朝鲜时,老百姓的生活也明显不如朝鲜,一直到达工业进步后再开始改善人民生活。
 
如果中国一起步就重点搞轻工,大家的生活质量会好一些,但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我们无法获得重工业的话,就没有实力实现完整主权,也会降低国家发展的天花板。
 
中国重视改善生活是1973年的四三方案,到1982年才全部投产,这时候已经距建国已经过去33年了。
 
一个大国,要获得发展的上限,开局就要点重工业,但人民会过得十分艰苦。
 
要让人民过得轻松,开局可以只点轻工业,人民会过得相对轻松,但国家的上限会被人锁死。
 
我经常看到许多人在争论,政治制度到底是“集权”好一些,还是“自由”好一些,其实我觉得要换一种思路,就是任何国家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主要是两大功能,一个是创造财富,另一个是分配财富。
 
这两步必须先完成第一项,才能去做第二项,是前后关系。
 
创造财富就是工业化,国家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
 
在前三十年,我们承接的是苏联的工业系统,所以也学习苏联的集体主义,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私人空间没有集体氛围重要,在后四十年,我们承接的是西方的工业系统,所以也学习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出现了一大波财富英雄,私人空间比集体氛围重要。
 
前三十年中国社会气氛相对紧张,各种运动不断,人们生活的气氛十分严肃,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是国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是重集体主义的苏联模式;
 
二是每一次中国完成大一统,都会发生三十年左右的政治与思想动荡期;
 
三是中国一直处在战争状态或者战争的边缘,外部高压挤压了内部生存空间。
 
但这不是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的理由,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是一脉相承的,换了个门派修习心法,但目标还是要做武林第一。
 
我们可以对前三十年提出质疑,但不能全盘否定,没有那一代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出核武器、卫星、坦克、飞机,我们就是今天的越南和印度,命运被别人握在手里。
 
1999年国庆节的晚上,我和同学在焰火下相互提问,“不知道二十年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22年过去了,我也可以回答那时的自己,中国基本完成了创造财富的第一步,现在正在转向分配财富的第二步。
 
只是创造财富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与血泪,许多人都不敢回想面对。
 
甚至我自己,只要想想那些年发生过的事情,读一读那时的文字,都难过得心如刀绞。
 
那些为了中国工业化而努力过的每一个人,或者被历史的车轮不小心伤害到的人,都是应当被缅怀的。
 
文章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分析事物的方法。
 
大家在思考一件事情对与不对时,通常会意识形态优先,比如有人会说“美国模式比较好”,也有人说“苏联模式比较好”,说着说着两边就开始动手了。
 
我建议放下意识形态之争,转而用经济链来分析问题,当你这样思考“我们通过向苏联学习,完成了基础的重工业奠基,现在我们要发展轻工业,改善老百姓生活了,现在我们学习谁更好?”
 
只要能达成目的,学谁其实并不重要。
 
让人民富裕,并且分配好财富,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不是执着于意识形态,颠倒了过程与目的的关系。
 
执着的认定某种方法一定是对的,是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不知道灵活变动的处理问题。
 
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完美的过程。
 
最后引导我们走向复兴之路的,必定布满了坎坷与机遇,拉长历史来看问题,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其实是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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