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如鏡——上海金融戰爭(國民黨篇)

按:本文摘錄自我的作品《蔣介石為什麼失去大陸》,這是近20年可以同時在大陸、台灣出版的現代史書籍。該書從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層面分析了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本文摘錄自經濟篇,與其它角度相比,經濟的潰敗對於國民黨政權才是致命的一擊。

本篇主要講述在上海的兩場金融戰爭,作戰雙方分別是1948年國民黨VS投資商,1950年中共VS投資商;是的,48年國民黨與50年中共面對的幾乎是統一批對手,結果也大相徑庭。從這兩場戰爭過程與結果來看,中共對經濟與國家治理的理解與執行力與國民黨真不是一個檔次。

歷史如鏡——上海金融戰爭(國民黨篇)

(大陸版&台灣版,《蔣介石為什麼失去大陸》可在亞馬遜、噹噹等購買)

1948年及1950年,民國經濟中心上海發生了兩件大事。這兩件大事對當時中國國運影響是決定性的,其重要性怎麼評估都不過分。

其一,為國民黨政府以上海為主戰場的金圓券改制

其二,則是中共入主上海後主導的經濟戰爭(銀元、大米、棉紗、煤炭戰爭)

這兩件大事中博奕雙方對抗之激烈,動用資源的規模之巨大不亞於一場規模宏大的戰爭。這兩場經濟領域的「淮海戰役」結局也迥然不同。國民黨政府金圓券改制慘敗,而中共經濟戰爭大獲全勝。兩場戰爭的結局基本也決定了國共雙方在大陸的命運。

現在,首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國民黨政府金圓券改制的過程。

金圓券改制是國民黨政府在經濟即將崩潰前的最後一搏。為了保證金圓券改制的成功,國民黨政府傾盡全力其力度不亞於打一場決定國運的戰爭,但是,由於其財經指導思想上的根本錯誤,加上前線軍事上的失利以及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導致其金圓券改革以慘敗收場。

1948年5月,國民政府「行憲國大」後,蔣介石就職總統,改任翁文灝為行政院長。翁任命王雲五為財政部長,俞鴻鈞為中央銀行總裁。蔣介石決定進行幣制改革,並將此賭注壓到翁文灝內閣頭上。自此,金圓券進入緊鑼密鼓的籌劃之中。

王雲五執掌財政,引起國民政府內外一陣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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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雲五

王本是商務印書館的大出版商,於中國文教事業多有貢獻,被譽為「學問界恩人」。1946年1月,以無黨派人士參加政協會議,被蔣介石任命為經濟部長。翁文灝上台後,蔣介石原擬仍由俞鴻鈞任財政部長,但俞此前剛就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原總裁張嘉正辦理交接手續,蔣介石遂囑翁文灝自己物色財長。

翁與王雲五平素私交不錯,又鑒於王在行政院副院長任內研究過財政,於是選其掌財。王雲五自稱起始無意此職,「在固辭不獲之後,惟一的誘惑使我勉允擔任此席,就是對於改革幣制之憧憬。」

各界人士對此任命頗感驚奇,認為王雲五與財政金融素少淵源,僅憑其商務的管理經驗,堪當財政重責?「學問界恩人」與「學問界達人」有本質區別吧!所以,不但媒介對王大加嘲諷,國民政府立法院也對其持不信任態度。

翁內閣組成後,蔣介石對王雲五和俞鴻鈞都作了幣制改革的指示,要他們分別組織專家研究,拿出具體方案。最後的結果卻出人意料,蔣否決了俞鴻鈞計劃,而採納了王雲五方案。

當時俞鴻鈞在上海指定了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有中央銀行稽核處長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長李立俠、南開大學經濟系教授兼中央銀行顧問吳大業、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副處長方善佳、漢口金融管理局長林崇鏞(後接替李立俠上海金融管理局長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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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鴻鈞

4人小組一致認為:在內戰繼續進行的情況下,幣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驟然一改,就會垮得更快。鑒於財政收支差額太大,可在不改變法幣本位的基礎上,另由中央銀行一種稱為金圓的貨幣,作為買賣外匯及繳納稅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辦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當於支出的40%到50%。俞鴻鈞予以首肯,並令4人小組擬定了具體方案。

爾後,俞攜此方案赴南京請示蔣介石,滿以為會得到大加讚賞,卻不料立即遭到否訣,蔣認為這一方案不能應付當時的局面。俞回到上海對4人小組說,看來蔣要採用財政部的方案了。

客觀的評價,俞鴻鈞4人小組的金圓方案是對日益惡化的國民黨經濟形勢的一種「徐徐調理」的方案。

而蔣介石不懂經濟,覺得「調理」太慢,偏要用「立竿見影」的虎狼之葯,這對沉痾已深的經濟體是個非常危險的選擇。

王雲五就職財長,躊躇滿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幣改計劃的研究中去,自稱「無日不是念茲在茲」。

他首先分別問議財政部的主管人員,令其檢呈有關幣改的舊案和意見。為了保守秘密,不使財部人員知曉這些做法與幣改有關係,王雲五故意作出只聽取意見的樣子,不表示個人看法。他還對秘書處資料室所剪貼保存的歷年國內關於幣改的七、八十種資料,一一閱讀和歸納。

費盡一番心思後,王認為「改革幣制,一方面固然必須儘力搜求獲得可能控制的發行準備金,他方面還須配合其他種種措施。所謂配合的措施,便是關於平衡國內收支,平衡國際收支以及管制經濟金融等事項。」為此,他親自草擬了一道《改革幣制平抑物價平衡國內及國際收支的聯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雲五將此案送交翁文灝,二人沒有分歧,隨即於次日謁見蔣介石。蔣原則上表示同意,但為慎重起見,又指定俞鴻鈞及專家嚴家淦、劉攻芸、徐柏園(註:嚴家淦時任台灣財政廳長,劉攻芸為中央銀行副總裁,徐柏圓為財政部次長),與翁文灝、王雲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擬具體辦法。

至此,作為財政部次長的徐柏園才知道頂頭上司王雲五竟有這樣一個親自操刀的方案。24日,翁文顥在廣播電台發表講話,稱當局正在籌劃削減通貨膨脹的辦法,但未公開具體內容。

7月9日至28日間,翁文灝、王雲五、俞鴻鈞及3位專家對王雲五案進行了數次討論,僅作了少許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遊聖地莫干山,晉見在此療養的蔣介石。

蔣說:「王雲五所擬金圓券方案,設法挽救財政,收集金銀、外幣,管制物價,都是必要的措施。」他問俞鴻鈞印刷新鈔票能否趕得上,俞說:「新印金圓券已來不及,但中央銀行尚存有新印的鈔票,數量足夠應用。可以先用飛機密運各中心市場以便總統命令發表後,就作為金圓券發行。」蔣囑各位先行準備,等候決定。

8月19日下午3時,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幣改方案。王雲五不是國民黨員,按例不能與會,但會議需要他對改革幣製作一說明,故破例出席。會上,幣改方案略加修正通過。

下午6時,行政院會議繼續討論已在國民黨中政會上通過的幣改方案,經過4個小時的討論予以通過。當晚,蔣介石以總統名義發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廣播播放。

20日,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及其他有影響的大報,都刊發了這一命令。同時,又公布了《金圓券發行辦法》等4項辦法。將「緊急處分令」和各種辦法綜合起來,其主要內容有4項:

第一,金圓券每元法定合純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銀行發行,面額分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種。發行總額以20億元為限。

第二、金圓券1元摺合法幣300萬元,摺合東北流通券30萬元。(註:東北流通券是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中央銀行在東北發行的紙幣。金圓券發行後,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黃金、白銀和外匯,限期於9月30日以前收兌黃金、白銀、銀幣和外國幣券,違反規定不於限期內兌換者,一律沒收。

第四,全國各地各種物品及勞務價格應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凍結。

以上4點不難看出國民黨政府改制金圓券的基本思路:首先,強制凍結物價然後以行政命令強行收取民間黃金與外匯。按照王雲五的設想,貨幣發行不是要貴重金屬與外匯作為基礎嗎?如果在民間能收取足夠的黃金與外匯,那麼,金圓券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幣值一穩定自然物價就能穩定。

8月20日當天,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會宣告成立,負責監督檢查金圓券的發行及準備情形。蔣介石與王雲五召見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頭20餘人,希望他們支持財經命令。翁文灝在行政院也邀請京滬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談,希望協力執行各項辦法。

21日,蔣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經濟督導員,監督各地執行政策,派俞鴻鈞為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協助督導(註:蔣經國名副實正。上海是中國財金中樞。財經命令能否得以實施,於上海關係甚大。蔣介石派太子親赴上海督導,足見其用心良苦);張厲生為天津區經濟管制督導員,王撫洲協助督導;宋子文(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為廣州區經濟管制督導員,霍寶樹協助督導。

為了保證金圓券改製成功,行政院經濟管制委員會下設三大機構,分別是物資調節委員會、檢查委員會、物價審議委員會。

金圓券能否改製成功,上海這個金融中心是關鍵,為此蔣太子親赴上海坐鎮。

其中檢查委員會是重中之重,由蔣經國親自負責。

為了保證金圓券發行在上海成功,蔣經國很是花了一番力氣。

組織層面

調動戡亂建國總隊第二、四、五大隊到上海,以此為基礎,在上海招收15000人(大部分為青年學生)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

在上海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幹部培訓班」,培訓經管幹部。

調「中正學社」五人領導小組前往上海,作為蔣太子指揮機構協助統籌指揮。

動員與宣傳層面

1948年9月12日,上海街頭出現一場詭異的出殯——一個頭戴瓜皮小帽,穿着長衫的老頭,從棺材裏爬出來,站在棺蓋上向圍觀市民發表演說,老頭滔滔不絕地大聲痛斥囤積倒賣的邪惡行徑,每痛斥一聲,他臉上誇張的圓片眼鏡和鬍子都會滑稽地抖動一下。他的手裡緊緊抓着一條香煙,兩塊肥皂,幾盒手錶,一捆布——那是他的陪葬品,也是象徵囤積倒賣的罪證。在靈車前面是一塊巨大的牌子,大書「誰危害金圓信用,咱們就砍他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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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異的出殯

這場精心策劃的出殯遊行出自蔣經國本人的創意,通過戲劇化表演來強化遊行宣傳的效果。

10月,蔣組織規模更宏大的——10萬人大檢閱。參加者包括軍人、警察、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上海各行業公會以及各界人士。檢閱後舉行全市示威遊行。沿途高呼口號「打倒奸商」、「不準囤積居奇」、「不準抗拒不賣」,口號聲振天地,為金圓券改制大肆造勢。

除了遊行宣傳,蔣經國還在上海街頭設立「建議箱」。鼓勵民眾檢舉不法商家。告發屬實者將獲得沒收的金銀外匯以及囤積物資價值的3成作為獎勵。加上街頭四處傳唱的「兩隻老虎,兩隻老虎」的「打虎歌」,蔣經國在上海的造勢宣傳可謂鋪天蓋地十分成功。

管制層面

在上海各行業都派遣督導員坐鎮監督。

將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在上海各個交通路口設置多個檢查站,檢查過往車輛、行人是否攜帶違禁物資與金銀。

另由經檢大隊搜集情報、檢查倉庫、登記物資,防止商人囤積居奇。

蔣氏父子甚至親自出馬,威逼金融單位與工商界交出金銀與外匯。

9月6日,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上發表殺氣騰騰講話:「目前尚有一個問題,即商業銀行對於政府法令尚存觀望態度,其所保留之黃金、白銀及外匯,仍未遵照政府的規定移交於中央銀行……屆時如再虛與委蛇,觀望延拓,那政府只有依法處理,不得不採取進一步的措置予以嚴厲的制裁。」

蔣經國在上海直接約談金融界、工商界人士,脅迫其申報登記資產,交出金銀外匯。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對所屬企業負責人說:「蔣太子滿臉殺氣,向工商界人物大發雷霆。他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劉氏企業被迫忍痛交出黃金800條(每條合10兩),美鈔230萬元、銀元數千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曾為國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頗受蔣介石賞識,此時也不得不向中央銀行移存現金外匯114萬美元。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裡,幾乎每晚換個地方,後裝病住在虹橋療養院,「警察局曾派人來行要周具結,非經批准,不準擅離上海,當將具結書送到醫院,由周鑒字,此外別無舉動。」

嚴刑峻法

約談之後就是殺雞駭猴:

財政部秘書因泄露機密罪被判刑。

與孫科有關係的林王公司經理王春哲以私逃外匯罪,被處以死刑;

淞滬警備司令部科長張尼亞、大隊長戚再玉以貪污舞弊罪被槍決。

申新紡織總經理榮鴻元、美豐證券公司總經理韋伯祥、中國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胡國梁、申新紗廠大老闆榮鴻元等一大批工商界人士以私逃外匯、窩藏黃金罪,逮捕入獄。

在多重手段下,金圓券改制一開始頗有「奇效」。

老百姓害怕「違者沒收」或被投入監牢,只好將金銀外幣向銀行兌換金圓券。

8月23日金圓券發行的第一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銀行,前往兌換者頗多。為此,俞鴻鈞特打電話向王雲五表示祝賀。

25日,據上海《大公報》報道,各行收兌工作更為緊張,在外灘中央銀行門前:「有許多人早晨六、七時排隊,到下午一、二時還沒有兌到。交通和中國農民銀行擠兌的人也不少,交通銀行只兌一百號就截止,中國銀行則因24日所發號碼未及全部兌清,今日起暫不再發新號碼。

央行今日起雖委託大陸、鹽業等行代兌黃金,但因準備手續關係,大陸等銀行並未開始收兌。因此中央銀行兌金者更為擁擠,門警用儘力氣還不容易維持秩序。」

到28日金圓券發行一周時,已有金銀外幣摺合2720餘萬美元兌換成金圓券。在此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麻煩,如常因黃金成色發生糾紛,收兌工作受到影響;又因金圓券未註明「金圓」字樣,有些市民認為這可能是以前沒有發行的法幣,於是對金圓將來的發行數額表示懷疑;原來作為法幣輔幣的舊鎳幣,現改作金圓券輔幣行使,百姓真偽難辨,爭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於壓力,能按規定辦事,輪到工商、金融資本家,他們雖然比普通百姓更了解國民黨政府經濟危機的內幕,對金圓券的前途憂心重重,但是在蔣經國殺氣騰騰的威逼下,不得不表面表示妥協。

國民政府在強制收兌金銀外匯的同時,又強迫凍結物價,禁止囤積居奇。

9月9日,行政院特別公布了《實施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囤積居奇辦法補充要點》,規定「各地工廠商號所存儲之成品及貨品,如不盡量供應市銷或超過八·一九限價,以居奇論。」

蔣經國在上海也發佈命令:商店即使無貨,也不準關門。如若暗中抬價,則將沒收封存。對違令大商人蔣經國毫不軟手,米商萬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維屏、紙商詹沛霖等大批違反禁令的商人,被蔣以囤積居奇或投機倒把罪,逮捕入獄。

大多數上海市民對於蔣氏之’鐵腕’政策咸為稱快。蔣經國博得「打虎英雄」稱號。

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政治高壓,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資本家的被迫就範,竟使資金市場與商品市場在幣制改革後的40天里,出現了「奇蹟」,如收兌金銀外匯取得了一定進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價格也多控制在金圓券發行前的水平。

但這是政治「鐵拳」與病體經濟較量所產生的成效,帶有相當程度的虛假性,其隱伏的巨大危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因為前方軍費開支巨大,導致金圓券發行額超出預期計劃。在前半個月內就多發行了8千餘萬元,以致立法委員皮德中在立法會議上感嘆:「這不是通貨膨脹是什麼?」

其次是商品市場上,物價雖穩,卻是有市無貨。商人們尋找一切機會躲藏商品,減少虧損。一些商人為逃貨物登記,甚至寧肯多付數倍的運費,讓貨物留在車皮內,讓火車像一個活動倉庫似的在上海附近的無錫、鎮江等處漫遊。同時,商人們還收買流氓和無業游民,在市面上搶購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以逼迫國民黨政府放棄限價政策。

更嚴重的是,由於商品限價,生產企業無利可圖。雖然在國民黨政府政治高壓下不敢停工——蔣經國殺氣騰騰聲稱,停工企業一律沒收,逼迫生產企業不得不將產品虧本出售。當生產企業只能虧本出售產品時,國民黨的金圓券改制已經面臨重大危機。

縱觀國民黨政府金圓券改制政策,其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對搜刮黃金白銀與外匯過於關注,而物資生產、物資組織則缺乏基本的重視。

實際上,任何一個經濟社會,不管是穩定物價還是穩定經濟——物資供應才是根本才是王道。貨幣不管是紙質貨幣還是貴重金屬甚至外匯,沒有物資做保障一切都是浮雲——國民黨高層至死都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其金圓券改制縱有鐵腕高壓,也註定了失敗的結局。

政治高壓下,商戶雖不敢漲價,但是卻可以不進貨來對抗。於是,商品市場愈見枯竭,北平所有糧食店油鹽店均空空如洗,不按照官價購不到一切,即按黑價亦無覓處。上海商店紛紛託詞歇業,民眾賴以生活之食糧肉類均無法購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恐慌。

這時民眾還把希望寄托在「打虎英雄」蔣經國身上。

北京《新生報》發表社論:「我們希望當局再創打虎紀錄,借人頭,平物價。」但蔣經國也乏術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一切都在做黑市買賣,」「一般中產階級,因為買不到東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漲價而表示不滿,現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時候。」

至此,金圓券改制已經失敗,國民黨當局只是差個承認失敗的台階了。這個台階就是著名的子案

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為董事長的揚子建業公司,囤積物資舉上海皆知。蔣經國迫於壓力,下令查封該公司所有倉庫。打開楊子公司倉庫發現,其中土特產、棉紗、日用品、鋼管、大米等應有盡有,堆得滿坑滿谷。

眾目睽睽下,都在看蔣經國怎麼辦這個案子。

孔令侃向姨媽宋美齡求援,宋又請蔣介石為孔放綠燈。蔣介石匆忙從東北前線趕到上海,立刻召小蔣覲見,父子一番密談,最後由老蔣承擔一切責任下令小蔣放人。時人都評價蔣介石「不愛江山愛美人」,蔣經國反倒成為悲劇英雄,被迫辭職離滬。

其實,就算辦了揚子公司也挽救不了金圓券的命運。

子案後國民黨行政院終於認輸。

10月26日調整八·一九限價,規定:「如系國產貨品,按產地收購價格或原料價格予以調整。進口貨按進口成本調整。」

28日,又決定糧食可自由買賣,貨物可計本定價,這兩項規定等於承認幣改失敗。

11月1日,頒佈了《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正式宣告放棄限價政策。

3日,翁文灝內閣總辭職。行政院長由孫科繼任,財政部長由徐堪接任。但王雲五並未過度沮喪,他引以自豪的是:為蔣介石政權搜颳了2億美元的金銀外匯,否則,台灣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確「功不可沒」。

截至11月9日,金圓券已發行19億餘元,與法定20億元限額非常接近。俞鴻鈞密電蔣介石:軍政費增加極巨,請儘快放寬發行限額。

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銀外幣處理辦法》決定取消金圓券發行最高限額;准許人民持有外幣,銀行開始可以流通;金圓券存入中央銀行一年後,可折提黃金或銀幣;對外匯率由原來1美金摺合4金圓券增至20金圓券。

11月20日,中央銀行開始辦理存款兌換金銀業務,並委託中交農三行同時辦理。

自此,存兌處人潮如涌,萬頭攢動,爭相擠兌在上海,許多人頭一天晚上露宿在黃浦江邊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曉到銀行優先搶兌。

12月23日,約10萬人擠兌黃金,因擁擠不堪,導致7人死亡,105人受傷。俞鴻鈞因此被免去中央銀行總裁職務,由劉芸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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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擠兌黃金

金圓券發行限額放開後,頓成一瀉千里之勢。

到11月底,發行32億元,12月底達到81億元。許多地方發生嚴重鈔荒,向中央銀行告急,中央銀行又向財政部訴苦:「近來國庫支出激增,券源短絀,供應時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雖經竭力設法運濟,仍患綆短汲深,無以解決困難。」

到1949年4月,金圓券發行總額升至5萬億元,5月更增至67萬億元,6月竟達到130萬億元,為1948年8月底的24萬多倍。票額也越來越大,從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萬元、5萬元、10萬元,乃至50萬元、100萬元的大鈔,相繼印行,以致有人說當時國統區百業凋零,唯印鈔業「欣欣向榮,一枝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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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金圓券

金圓券貶值之速,已經不是早晚市價不同,而是按鐘點計算了。

機關職員領工資拿到金圓券後,馬上就換成銀元、美鈔或黃金,如果稍有延遲,即要蒙受貶值損失。有時一個辦公室十來個人,管生活的人領取工資後,先不發給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場換成銀元、港幣或美鈔,再來按人分發。

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圓券馬上就兌換金銀或搶購東西。搶購風潮、搶米風潮一浪高過一浪,據統計,全國有40多個城市出現搶米風潮,參加群眾17萬人。上海搶米風潮一天曾涉及27處。許多商店的店主、店員破天荒地說自己的商品質量不好,勸阻顧客別買,顧客哪管那麼多,見什麼買什麼,上海小花園一帶的女鞋,連清朝以來幾十年最老式的不論大腳小腳穿的各種鞋都被搶購一空。

到1949年5月,金圓券已買不到什麼東西了,500萬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買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賣金圓券4.4億元,若以每石米320萬粒計,買1粒就要130多元。金圓券發行10個月的貶值速度,比法幣發行14年的貶值速度快得多。

許多地區乾脆拒用金圓券了

中央銀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寧、康定、寶雞、吉安、南昌、哈密、蘭州等地分行先後電陳總部:「各該地市面及機關行使銀元,拒用金圓券。」

連部隊也不要金圓券了,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電陳:5月份發出薪餉金券,各部隊以市場拒收,均原封退還。他請求財政部改發銀元,以免運送金圓券徒增機費負擔。

中國人民解放軍4月23日佔領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圓券流通。

國民政府逃往廣州後,仍繼續發行金圓券,但「多數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數尚能通用之城市,其價值亦逐日慘跌,幾同廢紙。」甚至廣州所有交易非港幣莫屬,金圓券則完全拒用。鑒於恢復金圓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幣制似已無可避免,廣州國民政府重演故伎,於7月3日停發金圓券,改行銀元券(註:一種更短命的紙幣, 1949年11月30日停發), 發行僅10個月的金圓券就此收場。

蔣介石在1948年10月曾聲稱:「共產黨最怕兩件事,一個是世界大戰,而明年大戰就可爆發;再一個是改革幣制,穩定經濟。」事實證明,世界大戰爆發只是蔣介石的一廂情願,而金圓券改制不過是國民黨經濟奄奄一息使用的一劑虎狼葯。此葯不僅沒能挽救國民黨的經濟,反而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毀滅。此葯一下,國民黨政權已經生機斷絕。

金圓券唯一的作用,只是為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收颳了大量金銀。

據中央銀行統計,全國在金圓券改制期間共收黃金1677000兩,美元49851000元,港幣86097000元,銀元23564000元,白銀8881000兩,這些金銀與外匯後來絕大部分都運到台灣。

國民黨搜刮的金銀外匯大部份來自於城市中產階級與升斗小民。由於金圓券改制失敗。民眾用真金白銀換回來的只是一堆廢紙。僅此一項可以想像民眾對國民黨政權的憤怒!

國民黨政府在經濟領域的「淮海戰役」遭遇慘敗,那麼中共呢?沒有什麼外匯儲備又缺乏國際承認的中共又用什麼手段來贏得上海經濟領域的「淮海戰役」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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