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万元买套房,这些年轻人,为什么选择隐居?

几万元买套房,这些年轻人,为什么选择隐居?

隐居吧是一个论坛,大约有55万人关注,700万条帖子。

这里的会员自称“隐士”,有人去山里开垦荒地,也有人去海边买房独居,他们希望得到自由,不被束缚的生活,一种可能会实现的田园梦。

但大约三、四年前,一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这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他们最有代表性的描述之一:每个月存5000元,存够30万就去隐居,或者,“上班上太久了,去上厕所都哭了,我已经存了17万元,想让大家推荐一个地方隐居。”

一个在河南鹤壁隐居的年轻人告诉我们:“生活得越久,努力了那么久,就感觉好像别人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所以你努力还有什么用呢?”

他无法清楚描述自己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但一个明确的感受是,他似乎面对着一些隐形的壁垒。随着时间流逝,他对穿过这道壁垒的信心越来越小了。

我们对这个隐居吧产生了好奇,尤其是在里面寻找未来的年轻人。我们也试着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几万元买套房,这些年轻人,为什么选择隐居?

  1  

杨明威的隐居地在地图上没有标记。当地人称呼这一片为小角楼。从长风路右拐,上一道长坡,先是一些灰色的楼房,枯萎的爬山虎占据了墙面。还有一些楼房的玻璃窗已破碎,留下黑色的空洞。附近有一条铁轨,火车呼啸而过,轰隆轰隆的。

再往前走,一片荒草幽深的空地,有人种了一些玉米和南瓜。一面墙上贴着告示:现已进入汛期,此为老旧小区,如遇家中漏雨请及时撤离。不过,这里的住户看起来并不担忧。老人们躺在竹椅上,悠闲地纳凉。杨明威是这里罕见的年轻人。他走到一栋米白色的楼房前,停下来。

“就是这里了。”他说。

七个月前,杨明威来到河南鹤壁,买了一套房子,随后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他今年27岁,留着短发,是个大块头。这天,他穿着黑色紧身衣、黑色牛仔裤和黑色的运动鞋。他喜欢穿黑色,黑色能够修饰身材。

隐居之前,杨明威漂流过许多地方:江苏,安徽,北京,上海,有时是在一个小镇子,有时是在大城市里。他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在建筑工地上拧钢筋,在别人的家中铺瓷砖,又或者,做保安,做淘宝客服,做高档酒店的服务生,做《英雄联盟》的游戏代练。过去十年,他忙忙碌碌的。他觉得自己看上去拥有许多的选择,可似乎这些选择又没有多大的不同。

2020年冬天,杨明威不愿再忍受这样的生活了。那时他已经在上海做了三年的保安。他辞去工作,买了一张车票,背着书包登上了驶离上海的列车。他的行李不多,书包里只有几件衣服,一些洗漱用品,还有一个性能良好的迷你主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游戏。

他在火车上度过了安稳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六点,他到了鹤壁火车站。下车后,他去一家旅馆睡了回笼觉,起来吃了一份蛋炒饭。

他联系上一个鹤壁市的房产中介。中介推荐了许多位于山城区的房子,一套房的价格从两万八千元到六万元不等。这符合杨明威的预期。

鹤壁位于河南省北部,曾是重要的煤炭城市,因煤而兴。山城区又被称作鹤壁的老区,在煤矿兴盛的时候,这是鹤壁最繁华的地带。但现在,杨明威很容易注意到这里的空旷。天灰蒙蒙的,街边梧桐树的叶子也掉光了。中午不到一点,餐馆门前寥寥,服务员在漫不经心地拖地。不过,这些没有打消杨明威的隐居决心。

四天时间,中介带他看了二十多套房子。那些房子比他想象中要差一些,地面起霉,天花板漏水,有些不带暖气。最后,当他来到小角楼,看到一套还算干净整洁的房子,他不再犹豫了。他花了三万七千元。这套房子在顶层,两室一厅,水泥地,几乎没有装修。

杨明威没有进行太多的调整。原主人的家具搬走后,他从网上买了一张沙发,一个金属储物架,一个小冰箱,一张床垫,一辆二手电瓶车。他卖掉了那个陪他长途跋涉的迷你主机,换了一个五百元的曲面显示屏,三千元的主机,以及一张一万元的显卡。这张显卡是他目前最珍贵的财产,能够让他流畅地享受游戏《铁甲战士》、《行星边际》、《英雄联盟》。

隐居的这七个月,他每隔五天出一趟门,坐上电动车来到离家两条街道的菜市场,买一份“如意水饺”,一份五花肉,一把长豆角,再买一把小米椒。做一次饭可以吃几天,这样最节省成本。每隔一个月,他会出门理一次发。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需要出门办的事情。

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网上:通宵打游戏,逛各种各样的贴吧和网站。因为作息没有规律,杨明威的眼眶呈现出浓厚的青灰色,眼睛也有些充血。

杨明威的生活蜷缩在了这个不大的房子里。房子以外的世界让他感到不安。疫情、暴雨、台风,谁也无法预测下一次灾难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在厨房那个一米五高、四层的白色金属储物架上,他放了一桶大米、一箱“珍姨超爽大碗面”、24罐梅林午餐肉罐头、80包900牌压缩饼干、一些固体酒精。这是他陆续买来的储备物资(但最好不要动用它们)。如果真的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杨明威觉得,这些物资能够支撑他在家中活过一个月。

  2  

杨明威出生在江西上饶市的一个村庄。父母很早离婚,他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初中毕业后,他没有再继续读书,和长辈一起在家中的院子里养兔子,养鸡,去集市上卖鸡蛋。直到外公外婆离世,他也成年了。杨明威面临着一个看似顺理成章的处境:他需要外出打工了。

但是,第一份工作让他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不愿对此多谈。那时,他前往江苏南通找亲戚,原本打算在当地玩一阵子,再看看能不能帮亲戚做些什么。亲戚在一个菜市场里摆摊,卖萝卜饼,他待了几天,觉得还不如自己找份工作。他联系上中介,对方给他推荐了两份工作:进电子厂,或者,去建筑工地上拧钢筋。

他选择了后者。这份工作每个月挣两三千元。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戴着白色布手套,用手将一簇簇的钢筋拧成承重墙的框架,再灌注水泥。他经常需要克服恐高的情绪爬上很高的脚手架。那个夏天很热,很晒,他对那种席卷身体的疲倦印象深刻,“你下了班以后就什么时候都不想了,只想睡觉。”

半年后,他离开了工地,前往安徽的一个小城市,跟随一个建筑师傅学铺瓷砖。他负责从楼下搬运沙子水泥到顾客家里,再用小桶将瓷砖“泡发”,搅好水泥。大工一天能挣三四百元,但所有活计都需要自己寻找、商谈,价格也需要斡旋。如果熬过三四年,他的确可以当上大工。但和人斡旋让他感到疲惫,这仍不是他心中最理想的工作。

杨明威决定去上海看看,也许大城市会有更多的机会。起初,上海的确给了他这样的印象。他在58同城、赶集网上找到了许多工作:会展咨询员、在小公司敲excel的文员、平安保险销售、小区保安。这些工作通常是做六休一,休息的那一天,他还会去做兼职。有时是做游戏代练,打《英雄联盟》,他帮人从青铜段位升级到白银段位,每次需要14个回合,每回合40分钟。560分钟后,他将得到130元的报酬。

还有的时候,他会去举办婚宴的五星级酒店做临时服务生,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一天工资140元。他需要提前换上制服。他注意到,那些制服总是看上去很干净,但袖口、胳肢窝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总有抹不去的污渍。他负责给客人们上菜,端盘子。酒店多在上海最繁华的区域,离他所住的闵行区相隔很远。下班后,他总是赶不上地铁,要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即使是冬天——他说,相信我,再冷的天,你骑两个小时都会感到很暖和。

算上兼职,他一个月可以挣七千元。这也是他花费所有休息时间后所能赚的钱。

但那些婚宴让杨明威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场酒席往往要办二十桌,每桌都会摆一瓶茅台酒,一条软中华香烟。他在一旁计算,一场下来要花费二十来万。他又想起自己刚到上海时,想在火车站吃饭,一碗面条五十块,正在他感到踌躇的时候,别人毫不在意地下单了。

他总结,上海是一个对有钱人很友好的城市。“生活得越久,努力了那么久,就感觉好像别人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所以你努力还有什么用呢?”

不过,当他结束在酒店的兼职时,接下来的一份工作让他看到了一些希望。那是他在上海的倒数第二份工作。当时他在一家位于奉贤区的淘宝店做客服。店铺主营皮革,有三颗皇冠,在当时的淘宝店里已算不错。老板租下了一栋公寓,一楼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皮具:鸵鸟皮、蜥蜴皮、牛皮、猪皮。皮革有味道,但不难忍受。

这份工作包吃包住。让杨明威高兴的是,老板说,如果他干得好,之后将会让他负责整个店铺的运营。他负责回复客户,也要到一楼用道具切割皮革、发货,去皮具代工厂。有一阵子,他已经开始管理有五个人的客服部。

但是由于管理层的改变,店铺效益越来越差,五个客服变成三个,最后剩下他一个人。他意识到,老板的承诺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做客服管理的时候,他的工资和原来一样,每个月四五千元。但没人再提起他多干的那些活了。

杨明威觉得自己的运气越来越差,倒不如索性选择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最后,他重新做回了保安。

他无法清楚描述自己理想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但一个明确的感受是,他似乎面对着一些隐形的壁垒。随着时间流逝,他对穿过这道壁垒的信心越来越小了。

“除非是看不到希望了,不然谁都想奋斗一下。”他说,“努努力,万一要是过得更好呢,对吧?”

2019年底,杨明威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有人在鹤岗用五万元买了一套房子。他上网搜了更详细的资料。随后,百度的信息流向他推荐了隐居吧。

在这个贴吧里,他第一次知道,中国有如此多的小城市,几万元就能买一套房。除了鹤岗,还有东北的伊图里河、抚顺、阜新。但东北太冷,过冬会成为麻烦的问题。另一些热门的隐居地则分散在中原地带:河南鹤壁,安徽淮南,云南个旧。这些城市同样多为重工业起家,资源枯竭后,有些地段的房价降到了让人惊讶的程度:三四万元,你也许还无法买下北京或上海的一个洗手间,但在这里,你可以拥有一套两室一厅。

看了一些隐居吧的帖子后,杨明威也动了隐居的念头。他起初的计划是,攒下三十万,去鹤壁买房隐居后再也不出来打工了。当保安的工作干到第三年时,他和领导因为一件小事吵了一架。他觉得是时候辞职了。这时他刚攒够十万元。不过,这笔钱也够他隐居一阵子了。

几万元买套房,这些年轻人,为什么选择隐居?

  3  

隐居吧是一个有55万人关注、700万条帖子的论坛。隐居吧的会员名称叫做“隐士”。“隐士”们多为男性,年龄从二十岁至五十岁不等,背景条件各异。

一些“隐士”在此详细记录了他们的隐居生活。比如一位中年男人写道,他在陕西安康租了3亩荒地,正在“建设自己的家园”。他种了90颗莴笋,去山里挖荞麦叶、大百合,正要看书学习如何照料幼兔。

另一位男人说,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海边隐居地,他研究了许久中国的洋流规律,最后选择在乳山银滩买房隐居,还花了半年时间做了一套光伏发电和取暖系统。在他们的描述中,隐居象征着自由,生活不被束缚。

在贴吧里,还有一些“隐士”表达了逃离现实的迫切愿望。

一位21岁的男孩发帖说,他正在一家激光切割厂里工作,每月工资5500元,他打算一个月存5000元,存够30万就去隐居。

一个26岁的男人说,他在深圳一家物流站做仓库管理员,工作需要从第一天的八点半工作到第二天的八点半,中间睡六个小时,晚上还要继续干活。他写道,“上班上久了,去上厕所都哭了。”他说他已经存了17万元,想让大家推荐一个地方隐居。

这个帖子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人们给男人出了许多主意。有人说,可以去广州的城中村隐居,东莞周边的村庄也很便宜。杨明威也看到了这个帖子。他向男人推荐了鹤壁。

在隐居吧里,杨明威认识了不少想来鹤壁隐居的人。2021年初,他将自己的客卧以一年1000元的价格租给了另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和他在隐居吧相识,年纪相仿,二十六七岁,同样想来鹤壁买房隐居,但试图先找到一个过渡的地方。

杨明威和那男孩交往不多,彼此也不提过往。他只知道,室友似乎比他更适应隐居生活:不工作,睡觉时间比他长,同样花大量时间窝在房间里打游戏。他总能听到隔壁室友骂手游中的队友:“这个傻X!”

杨明威刚来鹤壁买房的时候,一个年纪更大的男人从贴吧里联系过他,两人曾相约一起去看房。杨明威和男人在看房期间拼了几天旅馆,节省费用。他称呼男人为夏大哥。后来夏大哥告诉我,他觉得杨明威是一个很内向的男孩,不怎么说话,也不抽烟不喝酒,第一次吃火锅,杨明威还没有吃完就起身离开了。

但夏大哥不一样。或许是因为年纪更大,虽然来鹤壁买房,他还是希望能在当地扩展一些社交圈子。后来,他建立了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在隐居吧里认识的,想要或已经在鹤壁买房的人。这个群有一百多人。有人的群聊昵称就是“攒钱去鹤壁买房”。他们在群里交流一些鹤壁老区的房源,以及各种与钱相关的话题:打工,炒股,有人还试图交流炒比特币。

我在群里认识了另一位已在鹤壁隐居了半年的男人,他经常会发一些鹤壁的风景照片。他今年33岁,声称自己曾从事金融行业。隐居之后,他每天在家里写小说,在网络上连载,不然他会觉得时间很难捱。他喜欢网络作家“南派三叔”和“我吃西红柿”。他说自己之所以来到鹤壁,是因为社会压力大,原生家庭不富裕也不幸福。

“奋斗毫无结果,也有感情失意,逃离跟自己相关的认识的人,脱离原来的生活圈,过一个人的生活。”他说。他拒绝与我见面。

大多隐居者都拒绝与外界有太多来往。杨明威曾帮我询问另一位年纪更小的鹤壁隐居者,那个男孩迅速给出了一个回答——“死也别让我见到媒体!”

杨明威说他第一次见到那个男孩时,男孩说自己22岁,高高瘦瘦的,皮肤黝黑,像是一个体力工作者。不过,作为隐居者来说,男孩未免太年轻了一些。他问男孩,为什么这么小就来了这里,不出去多接触几年生活吗?男孩笑了笑,没有回答。

所有这些前来隐居的人,几乎都住在鹤壁的老区。

如果你乘坐高铁,在鹤壁东站下车后,出租车司机会先带你穿过淇滨新区。那里是鹤壁市新的中心。二十年前,随着市区的周边逐渐成为塌陷区,鹤壁开始往东南搬迁。新区发展很快,窗外出现了一个大型的万达商业广场,还有标识着“阿里云”、“京东鹤壁”、“掌上科技”的科技园区。夜晚,一块霓虹灯牌格外显眼,“生态、活力、幸福之城”。对于鹤壁当地人来说,往新区迁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车继续向前开。一条蜿蜒二三十公里的省道连接了新区与老区,如同两个世界。出租车司机刚刚在新区买了一套房。至于那些老区的房子,他说,“还没有新区的一套坟墓贵呢。”

鹤壁老区建立在煤矿之上。原来,鹤壁有11个矿区。当地人告诉我,这些矿区已经废弃了一半。离杨明威居住地最近的六矿,2021年6月刚发生了一起生产事故,8名失联人员遇难,暂时停止生产。后来我去已经废弃的一矿转了转,只剩下一对夫妻看守,矿区变成了植物茂密的森林,一个被封住的矿井口长出了鲜花,只有一个由煤铅石堆积成的高山。

矿区周边的房子要更便宜一些——只需一两万,你就能够买下一整套房。从马路上望过去,这些房子破损、衰败,很难看见人们居住的痕迹。

杨明威介绍我认识了他的房产中介。中介带我去看了四套位于老区的房子,价格都在四万元以下。她说,这些房子的主人都刚刚在新区买房,急于将老房脱手。房间里还留存着他们没来得及处理的用品:一张十年前影楼风格的结婚照,一只含着铜钱的铁蛤蟆,一张新区楼盘的广告,上面写着一句振奋的广告语:“山登至顶人为峰!”

中介说,十年前,她走在新区的街道上,看见那些数量众多的新房子,她当时想,谁会去买这些房子呢。可最近三四年,新区的房子从三千元一平米涨到了七八千元,甚至一万元,人们像在超市抢购一样抢着去新区买房。而老区的医院、商场也开始往新区迁徙。

在老区,尤其是那些曾在六七十年代象征着身份的家属院——仪表厂家属院、矿务局家属院、粮食局家属楼,去年疫情过后,这些售价七八万的房子降到了三四万元。她一度为自己的售房生意发愁。但让她意外的是,有不少像杨明威这样的外地人来老区买房了。

她记得杨明威。看房的时候,她问杨明威为什么要来到鹤壁。这个年轻人对她说:“我不知道以后要继续做什么工作了。”

  4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隐居”两个字有着丰富的含义。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有了隐士,比如许由、伯夷和叔齐、陶渊明。在那时,隐士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有人将隐居生活作为吸引政治资源的手段,也有一些人正是因为厌恶政治而远居深山。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最近几十年,如果我们要梳理中国的隐居潮流,也许要回到一个美国学者所作的研究上。1989年,学者比尔·波特来到中国的终南山,试图解答一个问题: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后,中国还有隐士吗?

他花了几年时间拜访南五台、香积寺、楼观台、终南山、太白山。他的确遇见了一些隐士,很多人在深山里度过了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着节俭,在茅屋里居住,在高山上垦荒。不过,他们都是信仰佛教与道教的出家人。隐居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修行的方式。就像一位出家人说,“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修行,如果不修行,你永远也摆脱不了妄尘。”

这种隐居文化曾在几十年前遭到过破坏。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种文化逐渐回来了。比尔·波特在书中写道,到了1989年,中国有将近三千人的道士和道姑。那时的隐居仍然像是一种小众的宗教行为。

后来,比尔·波特将他寻访隐士的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名为《空谷幽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2009年,当《空谷幽兰》一书引进中国后,它引发了中国人去终南山隐居的热潮。这时,人们选择隐居不再是出于某种宗教信仰。他们声称,自己希望通过隐居来寻求内心的自由,并认为伴随现代城市化出现的高压竞争毫无必要。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在终南山隐居的二冬。二冬学美术出身。2013年,他来到终南山上一个农家小院,以20年4000元的价格长租在此,随后过上了种田犁地、养鸭养鹅的隐居生活。2015年的一天,二冬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隐居小结,名为“借山而居”。24小时内,这篇文章意外有了超过10万的阅读量,又在随后的几天被800多个公众号转载,数家媒体跟踪报道了二冬的故事。

几万元买套房,这些年轻人,为什么选择隐居?

接受媒体采访时,二冬说:“于是你发现,这个时代对于闲适淡泊的日子是有多么饥渴。”

但当数量众多的人们涌向终南山后,在终南山隐居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些商业化的气质。一些“隐修培训班”应运而生,其中不乏骗局。终南山的房价也迅速上涨。2018年,在二冬的故事被广泛报道的三年后,媒体报道了另一位年轻女孩的故事。这位女孩在终南山租借的小院年租金从400元涨到2万元,她不得不结束隐居,回到城市寻找工作。

杨明威常去的百度贴吧“隐居吧”,曾经也一度以这些内容为主:田园牧歌式的隐居生活,在深山里拥有一个院子,几亩田地,远离城市的喧嚣。

直到2019年,一些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太多资源和背景的普通年轻人,发现了鹤岗,或者像鹤壁这样的城市。他们开始实践另一种隐居方式:背井离乡,前往遥远的三四线城市,以较低的价格买一套房子,不工作,蛰居在家,以极低的成本生活。他们有时也会称呼自己为“躺平一族”。

长期关注劳动领域的青年学者周燕玲说,在中国,专门研究躺平族的学术成果不算太多,而且大多发表在2010年之前。那时,他们被称为“新失业群体”,或是“三失青年”(即“失学、失业、失管”)。政府曾经想办法帮助他们。2012年,上海市曾启动一个就业启航计划,“帮助8000多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

但在公众视野中,躺平族真正得到关注是从深圳的“三和青年”开始的。周燕玲曾在上海访谈过一些从事快递行业的新农民工。她注意到,对于已经结婚的农民工来说,生活的负担是无法逃避的,也就很难出现躺平的想法。但对于那些更年轻一些,单身,处在不稳定就业状态中的年轻人,周燕玲感到,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也开始“打工一阵子,躺平一阵子”。他们通常会流露出明显的对未来的不信任感,不相信自己能够完成阶层的流动。与此同时,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农民工希望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在意尊严和自我实现,“希望自己能活得更像人一点”。但实际的人生体验往往让他们感到失望。

“年轻人选择‘躺平’根本上是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消极反应。”周燕玲说,她也注意到社交平台上对躺平文化的讨论。有人称赞说,这是一种弱者的武器,是一种消极的抵抗。但周燕玲觉得,对此做出称赞,似乎又容易忽视选择躺平的人们所付出的代价。

“选择躺平之后,看上去的确是有一些所谓的选择空间,但这些选择空间又似乎是很虚幻的。”她说,“如果这是一种反抗,为什么代价要由他们来承担,而不是由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人来承担?”

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后怎么办?”

  5  

如果年轻人选择隐居是对生活失望,那么中年人真的是在追求田园生活或自由吗?在隐居吧,我认识了一位仍然遵循传统隐居方式的“隐士”。他叫李杰,今年41岁,正在安徽六安隐居。

 李杰住在河背山上。河背山位于六安金寨县,属于大别山山脉,离七十年前“刘邓大军”的汇合地不远。从山路绕上去,土地里种着成片的黄芪和天麻,清澈的茶河在一旁流淌而过。

 李杰开着一辆长城风骏皮卡。他熟练开过山上的弯绕,经过村庄主路,再经过一个陡峭的泥坡,从一条被两旁灌木丛遮蔽的道路进去,一座白色农村平房出现在眼前。

 2021年4月,李杰来到这里。他对房屋周边的环境十分满意,便和房东签下了半年的租住合同。房屋左右各一棵高大的板栗树,带刺的栗子掉在地上。还有一棵尚未结果的柿子树和桃树。地上有野生的波斯菊、紫苏叶。平房旁边有一块接近两三百平米的菜地,他在这里种了不少四季豆、黄瓜、苋菜。

 李杰临时学了许多的农业知识:植物的生长季节,如何开荒,以什么间距播撒种子,如何用羊粪和牛粪堆肥。四季豆发芽后,他砍来竹子搭建架子,让藤蔓往上蔓延。苋菜被虫咬了,他就用烟蒂泡过的水浇菜。他很快得到了收获:四季豆、青瓜、辣椒都成熟了。

 李杰从来没有过种地的经验。他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小在城市长大。在山上待了几个月后,他的皮肤因长时间的日照开始黝黑,身材也因为务农而变得紧实。

 他有过一段不顺利的婚姻,也干过许多工作:公交车司机,在电脑城卖电脑,开饭店。过去十年,他在一家电力公司给老板当助理。逢年过节,他常需要去老板的客户们家送礼,有时是1916烟,茅台五粮液,有时是一整只羊。项目的开启总需要人情维护,他是负责维护的那个人,点头哈腰,曲意逢迎。繁复的应酬逐渐让他感到厌烦。“有时候会觉得我像个奴才。”他说。

 2020年初,当新冠病毒抵达武汉时,电力公司失去了许多业务。后来的半年时间,李杰和母亲一起隔绝在家。时间变得漫长,他开始思考过去四十年的生活。他有许多后悔的事情,比如,没有去当一次兵,没有去外地打拼一次。这时候,一个原先出现过的念头变得迫不及待。他想要离开城市到乡村隐居,二十年都不再回来。

 在杨明威前往鹤壁的同一个时间点,李杰也开着一辆迈腾小轿车上路去寻找隐居地了。那时他还没有把小汽车换成更利于在山野中行驶的皮卡。离开的前一天,他骑着自行车从东湖栈桥一路转到汉口的江滩。后来,他将沿路的风景都发在了隐居吧,附上了一首日语歌《蜻蜓》,向这座他生活了四十年的城市告别(他将歌中的东京改成了武汉):

 每当我踩着咯吱咯吱的脚步声,重重的嵌入柏油马路的时候,我只希望能够继续做我自己……在无法逃避的黑暗中,今天我又假装睡去,曾令我憧憬的要死的,花花都市”大武汉”,拎着单薄的旅行袋,我一路向西,向西。

 他去了许多地方,成都,重庆,广西,贵州,陕西。他一直没能找到理想的隐居地。后来,李杰漂流了四个月,饮食起居大多在车上度过,每隔一周去旅馆换洗一次衣物。起初当然是睡不着的,他把车停在省道的服务站,或是县城小区、超市的停车场,高速下的隧道。那是冬天,他买了一个睡袋,垫了两床被子,买了一个便携式酒精灯,一口铁锅。停车时,他就在车外生火炒一份土豆烧牛肉,喝一罐啤酒。他一开始对在公开场合做饭感到不好意思,后来习惯了。

 2021年春天,他在隐居吧上看到有一对夫妇正在转租农房。他开车来到了安徽六安。租下房子后,他对这里的隐居生活相当满意:早晨七点,他会在不同的鸟叫声中醒来。夏天,正午,知了近乎聒噪地鸣叫着。往前走五十米,避开粘在枯枝烂叶上的山蚂蝗,来到一条小溪边,溪水汩汩从上往下迅速流动,很凉,清澈见底。他在此接了水管,将溪水往家中引流。他正在开垦一个水塘,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九月投产河虾,等待虾苗过冬。当时就是这片水源吸引了他。

 走进李杰的房子,首先你会看到地上堆积着扳手、钳子,还有许多他做泥瓦工、电工会用到的工具。卧室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上摆放着电脑。地上还有一袋浓缩驱蛇颗粒。他来这三个月,蛇也光顾了四次。他只好在周边都撒上驱蛇颗粒。上一任房子的主人给他留下了一只黑脸黄狗,才五个月大,脾气温顺,他走到哪里狗跟到哪里。有时他会带着这条狗到周边的山野逡巡。

 “没有人打扰你,你才能真正得到快乐。”李杰总会强调自己作出隐居选择时的主动性。我和他聊起杨明威所代表的更年轻一些的隐居者,他想了想说,“我觉得他们是逃避,也许有点无奈。可能我没有这种无奈。我喜欢现在的这种隐居生活。”

 不过,当我见到李杰时,他正对能否在这里生活二十年产生了怀疑。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说,李杰是一个外来人,一个有些古怪的,形单影只,放着城市生活不过的陌生人。他和当地村民的相处充满了紧张感。一位同村的大姐总是到他的田地里偷四季豆,竹子围成的栏杆都没能拦住她。一位独居的老人总来向他讨烟,次数多了,他也感到有些厌烦。百米来外住了一户邻居,这位邻居总想毒死那只陪伴他的黄狗——因为狗跑去撵了邻居的鸡。

 最重要的问题是,这里毕竟不是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房子。李杰想要翻新废弃的猪圈,屋顶上有一些遗留的瓦片。房东住在不远处的新房中。他问房东,可不可以用这些砖重新搭顶?房东没有同意。他意识到,自己并未拥有足够的自主权。

 在这一点上,杨明威或许更有先见之明。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总是要更清静一些。

 八月,李杰又开车上路了。他打算去江西再次寻找他理想中的隐居地。

  6  

鹤壁的天空阴沉沉的,天气预报提醒,鹤壁即将迎来汛期。杨明威带着我在鹤壁老区闲逛。老区不大,以一尊毛泽东雕像为中心,十条街道划分了一个井格形的区域:奔流街、红旗街、建设街、朝霞街、朝阳街,长风路、前进路、春雷路、铁西路、山城路。

 作为中心的红旗街还算热闹,不到一百米的街道开了四家奶茶店。但过了两个街道,人流消散下去,街上只能零星看见一些老年人。街边栽种着极高的梧桐。两元特色店、打折的日用品店和皮鞋店正吆喝叫卖。

 天气仍然很热,我们快步向前走。我问杨明威,隐居七个月的感受怎么样。杨明威说,不好也不坏,就像鹤壁这个城市,没有那么荒凉,但也没有多么繁华。

 我们走到了一个紧挨学校的小区。在这个小区里,每一盏路灯都挂上了高考状元的头像海报。我们聊起教育,他对自己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感到遗憾(对他的家庭来说,如果要继续读书,高中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现在,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后,他开始在网上学习许多新东西。隐居的日子里,他会看新闻时事,也会在B站上听一些老师的历史课,还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观点。

 “马列主义说,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会劳动。”他认同这一点,也认同劳动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会想,那自己的劳动有没有得到应有的价值兑现?

 最近,他正在打一款名叫《行星边际2》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正常的玩法是要建基地,建防御墙,炮塔,轨道炮。和现实的逻辑一样,想打赢战争,你必须拥有更多的资源,更精锐的武器。杨明威高兴地说,原来他一直玩得很差劲,但他最近研究出了一种新鲜的玩法:使用一个矿车的道具。矿车原来只起到采矿的作用,没有攻击能力,只能逃跑,所以矿车有一个功能是隐身。

 隐身之后,杨明威坐在矿车上,跑到正在发生战争的地方去轧人。“十几个人都冒出来,轧一片过去,太爽了。”他说,“连续杀人超过七个就会有悬赏。”之前他从来没有得到过悬赏。在现实中,他选择了逃跑。但在游戏中,这种逃跑策略却意外带给了他收获。

 但网络无法为他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找女朋友。他沮丧地发现,想要在鹤壁认识同年龄的女孩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杨明威一直没有正儿八经谈过恋爱。在上海时,他曾经尝试追过两个女孩,一个是在做保险时认识的,另一个是在做兼职时认识的,都没有成功。他后来觉得,女孩不会因为对她们好就喜欢你,也不会因为送东西喜欢你。但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2020年夏天,也就是在决定隐居的半年前,26岁的杨明威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他在贴吧发帖说,“上海找个女朋友,一万元一个月。”他自称有十来个女孩应征了,他陆续选了三个,一个学民族舞的女孩,一个正在上大三的女孩,还有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性。那时他正在一家航空公司做保安,随后,他在工作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一千六百元一个月,三个女孩前后脚搬了进去。

 杨明威说,他和她们像正常恋爱一样:去城隍庙坐邮轮,吃五百元的海鲜自助餐,去上海迪士尼乐园。他喊她们“喂”。但女孩们对他很亲昵。她们以为他是有钱人。他也从来没有告诉她们,自己是一名保安。他只说自己在一家航空公司里上班。

 “怎么能够告诉她们呢?”他说。

 三段关系很快结束了。他说自己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个女孩还有一个谈了三年的男朋友。“太虚无了,太不靠谱了。”他分别付给了女孩们一笔钱。这花去了他不少的积蓄。

 这究竟算不算爱情,他不知道。杨明威想的其实并不复杂——什么是更好的生活呢?房子、车子、票子、女子。有时,他还会说,一个中国传统男人的愿望很简单,“老婆孩子热炕头”。可他觉得,现在的这个世界,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钱,即使是这样简单的愿望,你也无法实现。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隐居是有成本的。隐居吧里的许多人大多是动用曾经的积蓄,或是开展一些副业,比如养殖,做民宿,做自媒体。杨明威的积蓄正在逐步减少。他现在还剩下三万元。这些钱能够支撑他再隐居半年。但以后呢?杨明威说,也许他还是要去上海打工,攒一些钱再回来隐居。再远一些的事情,他也不愿意想了。

 杨明威从贴吧里得知,有人正在大湖村出售独栋小楼,售价六七万。他不知道消息的真假。于是,我们又来到了大湖村,这里是鹤壁最初兴起的地方。我们远远看见一条马路,墙壁将那些房子遮挡了起来。杨明威走进一扇生锈的铁门,来到一栋红色宿舍楼。一个女人听到声响,走了出来。

 杨明威问她,这里有要卖的房子吗?

 女人摇摇头,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杨明威,似乎对有人惦记这里的房屋感到不解,“这里的房子没有证件,你可以去新区看看更好的房子。”

 天下起了雨。杨明威套上雨衣,在雨中往前走。他一路看向周边的平房,试图分辨,哪栋房子在用塑料棚挡雨,哪栋房子像是建在宅基地上。如果真有一套独栋小院,六万他买,十万他也能接受。这将成为他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期盼:在院子里种上葡萄藤,养几只鸡,再养一只狗。只要这样想,再去上海打工的念头也显得不那么难以接受了。

  7  

七月底,暴雨抵达河南,鹤壁是受灾严重的城市之一。我问杨明威,他的隐居地情况怎么样。他说,起初主客卧都没漏水,但隔壁没有做防水,水渗进了客厅。他连夜买了一个皮划艇和一套救生衣。

 渐渐地,鹤壁的淇滨新区开始涨水,水淹过了周边的村庄。杨明威所在的老区因为地势较高,情况好一些。但雨越下越大,小区楼下贴的那张告示似乎成为了预言。又过了两天,雨水开始侵入杨明威的隐居地,越来越多的水珠像帘子一样滴落下来。再后来,网也断了,屋子里湿答答的。

 他开始担忧起这场连绵不断的大雨。有一两个晚上,他开始动用储备物资——因为找不到别的食物,他只好吃了几块压缩饼干。那阵子他都没能睡太好。

 灾难来得突然,他的隐居地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坚固,和现实的距离也没有那样遥远。他说,我从没想到过,鹤壁这里居然也会发大水。

后记:一个极端的人

星雷今年36岁,东北人,曾在沈阳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行政助理。后来他去日本留学,读了几年书后,不幸经历了一场心梗和脑梗,又回到了中国。

 他学过经济。出于经济学背景,星雷对当下的世界经济感到悲观。他觉得将来也许会发生世界战争。也出于逃离家庭关系的念头,2019年,他开始寻找隐居地。最后他来到安徽淮南,花了三万五千元买了一套房子。他觉得,像淮南这样被遗忘、不发达、矿产都被挖没了、已经不剩下多少利用价值的城市,将会成为未来最安全的地方。

 住进新房后不久,星雷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探测计划。他探索了附近废弃的矿区,寻找可饮用的水源(别指望自来水会在战争时供应),取水回家化验,检测纯度,做电分解,上网买试纸测重金属含量(一些水源的重金属含量不少,有铅、铬)。所幸他在一个废弃的水泥厂附近发现了干净的水源,那是一个石头铺底的水潭。还有可食用的植物,他在一个废弃的矿附近发现了大片野苋菜,和少量的丝瓜、南瓜藤。如果这些都吃完了,那还有另一个矿区里的白玉兰树,上面结了不少粉红色的玉兰果。白玉兰的果子无毒,他觉得可以吃。

 到了2020年,疫情发生后,他对外界更加感到不安了。他开始往家里囤罐头。后来我在他家见到了他的仓库:柜子上,六百来个罐头整齐排列,盖上了一层遮光窗帘。罐头种类均衡:q3牌午餐肉、美力红烧猪肉、油焖笋、鲱鱼、金枪鱼、茄汁鲭鱼、香闷茄汁黄豆、酸奶水果、四鲜烤麸。更多的是压缩饼干——是那种海上救生艇的类型,储放时间最长。还有20来箱矿泉水。 

几万元买套房,这些年轻人,为什么选择隐居?

 他储存物资的标准是:两个人吃三年的量。

 药物也是必不可少的:红霉素、青霉素、头孢、曲霉素各五盒,维生素ABC各十来罐。他还想过,假若真发生了战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用品,甚至也许能用这些药物换一些金银首饰——假如得了感染,那一盒红霉素,人们花再多的钱也会买。还有那些虽然他不用,却也容易发财的用品:烟、酒、盐。他买了最便宜的革命小酒,4块钱一瓶,买了12件,还有本地人都看不上的3元钱一包的香烟。如果真到了物资匮乏的时候,一包3元的香烟也会翻上数倍的身家。

 星雷的家在淮南西边的一个老小区。45平米,两室一厅。他的卧室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盒。房间很暗,星雷装上了铝制的遮光窗帘,这样能够控制食物的储存条件:阳光、空气、湿度。塑料存储箱封存着十来包大米,封箱处塞上了报纸。桌上放着一桶棒棒糖,这是迫不得已时的糖类储备。他后来告诉我,门后放着两把野猪矛,一把铁锹,床下还有一袋化肥,如果战争到了紧急的时刻,这些就是他的武器。矛和铁锹用来防身、突围,化肥用来提纯硝做炸药。

 有时他会把自己储存物资的心得发在一个名为“生存狂吧”的贴吧。他是依据历史资料来判断自己应该储存什么物品的,比如,他会搜索苏联末期以及日本二战后人们的生存状况,看看当时的人们缺乏哪些物资。

 如果战争没有发生呢?他说,那这一切就将成为他为自己买的一份保险。就像当初,如果他在日本没有交够保险,他压根交不起那场脑梗手术所需的高额手术费。

 当我到达淮南后,星雷带我去看了看他探测过的区域。前几个地方没什么特别的,楼房倒塌,地面凹进去深深的空洞。但到了最后,星雷忽然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他保证我会对此印象深刻。

 二十分钟后,我们抵达目的地。这是一片很大的水域。我走向岸边,惊讶地发现,在灌木背后,水域的中央,三栋平房被水淹没至了屋顶。这是一个废弃的矿区,塌陷后,地下水上渗,形成一个硕大的塌陷湖。一些死去的鱼漂浮在岸边。星雷用试管取过这里的水,回到家,他用电解棒检验出许多黑色物质,那意味着水中有数目众多的重金属。

 对他来说,这片区域的利用价值不大。但星雷经常会来这里转转,毕竟这景象实在让人难忘。一些静静淹没在水中的房子。它们将继续下陷,直到完全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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