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回了趟湖南，刚好是初雪到来前的天气，空气微微薄凉，吸一口气，入肺后有一种岭南难以体会的清恬味道，使人心神俱宁。
邵阳与长沙人行道旁，不知几时栽种了许多俊俏的银杏树，小时候这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十分稀有，我们拿到一片银杏树叶就要夹在笔记本里珍藏，现在竟栽得遍地都是，落叶铺了一地也没人捡。
我跟一位老友走在长沙火红的银杏树下散步时，他突然问我：为什么湖南不再出猛人了？
我愣了一下，意识到这是个好问题。
也有了浓厚的解题欲望，毕竟身边不止一个湖南人问我这个问题了。
从1850年开始算，回望这170年来的湖南历史，除了改革开放以后，湖南有130年时间猛人率全国第一，这份猛人名单详细打下来密密麻麻，随便挑几个都是历史重要人物：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魏源、宋教仁、陈赓、彭德怀、贺龙、罗荣恒、粟裕等等等等，还有如同断代史一般存在的毛泽东。
我就不详细把名单写完了，显得我为了夸老家特别不要脸。
这篇文章只想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湖南人才曾经如此兴盛？现在的人才跟过去又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我们还是用老习惯，用经济学视角来剖析问题。
先要立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一个地方经济发不发达，“通江达海”四个字最重要。
交通决定一座城市的兴盛，水运又是交通里最便宜的运输方式，有成本低、跑得多、跑得远三大优点，江海就在那里，不用维护成本，你修个铁路公路，要拆别人家的房子田地，建好了还要每年维护，水运没有这种痛苦，只要不着急，几十万吨的货轮慢慢走，从中国到美国西海岸半个月左右，到东海岸25天左右，价格极低廉。
今年看过一位海运人员写的论文，他们那艘船是一条2万TEU集装箱船，从深圳到汉堡，总行程是30天，一个标准集装箱是1500美金，满载时总运费是3000万美金，扣掉安保、油耗、通讯费、引水费、靠泊码头费、伙食费、绑扎费、工资、苏伊士运河过桥费等各开支，跑一次单程能赚1.5亿元人民币的毛利，可能数据略有夸张，但能赚这么多钱主要还是靠水运成本低。
城市的发达主要靠贸易，要贸易就得有交通，而水运是最便宜的，所以“通江达海”的城市更富裕、更干净，全世界都一样。
以前航海术跟海外贸易都没起来，海没有江重要，中国在唐中期以前，主要是黄河这条水运线，大城市都沿黄河而建，比如在黄河支流的洛阳和黄河干流的长安。
洛阳那时候有永济渠通渤海，有通济渠通余杭，南北两条财路滚滚而来，富得不要不要的。西安则是陆路丝绸之路的起点，赚欧洲和中东人的钱，洛阳可以算内贸之王，可以算外贸之王。
黄河能战胜长江成为中国人的母亲河，是因为一千多年前的气候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中国气候比现在高几度，北方天气更好，河南过去都有大象，所以简称“豫”，可见更南边曾经热到什么鬼样子。皇帝那时看谁讨厌就贬到南边去体验中暑，苏轼就经常被赶到南方去，一会在岭南吃荔枝，一会在海南挖沙子。
后来黄河河道淤积，形成地上河，加上安史之乱打乱了国家的经济版图，南边天气也没那么热了，大家伙都往南边迁，长江逐渐占据了中国水运的头牌位置。
到今天黄河大部分河段不能通航，而长江干线是全球运货量第一，5万吨海轮可满载达南京港，南京到武汉可通5000吨级海轮，武汉到重庆洪水期可通5000吨级单船，重庆往上可通航1000吨级船舶。两者的历史地位都颠倒了。
所以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前10名，有上海、重庆、南京、武汉四座城市在长江沿线。
而上海，是中国真正达到了“通江达海”四个字的城市，所以理所当然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
前面说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上限，上海的上限如果是10分，那湖南因为没有大江大海，上限是6分，更偏远的地方，比如青海，可能是3分，湖南天生没有通江达海这个富贵命，湖北的地理优势，都比湖南强一档。
作为一个邵阳人，我先去抱着马桶哭一会。
我在写《魏忠贤与全球化》时，介绍过富裕的江南省份，通过高价请名师，培养出精英进入朝堂控制政权，从而形成东林党，全世界都是一个道理，富裕的省份能出高价请好老师，从而培养出精英，精英中的精英，就成了猛人。
像过去名震天下的黄冈中学，不少老师都被挖到了深圳等城市，普通城市的黄冈中学从此就没落了。
2019年考上清北的全国高中前20名里，除了河北衡水一中、二中、绵阳中学这三所学校来自顽强的普通城市，其他学校全部来自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可以把欠发达地区的优质生源和师资慢慢吃干榨净。
我相信衡水中学将来也可能面临黄冈中学一样的局面。
这就是典型的财富吸虹效应。
经济优势形成教育优势，教育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
按这个道理，湖南其实没有狂爆猛人的命，湖南人在古代能留下名字的精英极少，偶尔抽风出一两个，也绝不是顶级水平，但是170年前，历史突然给了湖南人一片改变命运的钥匙。
这片钥匙的名字，叫太平天国。
咸丰上台后发现自己玩不过太平天国，八旗跟绿营被打得满地找牙，就破罐子破摔，叫各省自己搞团练，团练就是地方武装，自己筹经费，政府不发工资，一不留神就容易失去控制，咸丰最早的谕旨里，是有控制团练数量和“不得远行征调”的要求，怕下面这伙人拿了刀就造反，但曾国藩没打算只把手头武装升级到团练水平，他一开始就想建立正规军队，上折子说我在学戚继光的练兵办法，我也要辅助省城防御，要不让我搞大一点吧，咸丰觉得有道理，主要也是曾国藩一直被上级认可，同意了。
曾国藩手里头的湘军从那后编制就没人数限制，本来只在湖南境内对抗太平天国，后来故意出了几次省到湖北安徽江西救援，慢慢朝廷也就习惯了，加上曾国藩主动向朝廷上报自己的动向，表明自己忠心耿耿，没想造反，朝廷就睁只眼闭只眼，把这支团练当成正规军在使，湘军渐渐突破了“不得远行征调”这条底线。
在当时的湖南名士当中，曾国藩的号召力当时也最强，另几个强人像江忠源死得早，骆秉章要忙公务，左宗棠还没公职，郭嵩焘擅文不擅武，胡林翼资历不够，41岁的曾国藩当时因母丧在家守孝，实际上官级已做得很大，是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二品大员，大家都服他。
咸丰初年各省92支团练，最后就出了曾国藩这一支。
所以有没有成就，都是看主观能动性，曾国藩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点。
经过极其艰难的十二年苦战，湘军终于消灭了太平天国，曾国荃破南京后屠城，抢钱抢女人，大概杀了十万人，杀得全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三十年后谭嗣同来南京时，“满地荒寒气象”，南京城还是一片破败。
王湘绮后来问曾国藩为什么要屠城抢劫，曾国藩说这些是我的大头兵，朝廷没发过一分钱工资，我们为了朝廷命都不要了，不能找朝廷要钱，就只能找民间要。
慈禧后来追问曾国藩太平天国的财富去向，曾国藩咬死没有，双方最后达成一种默契，曾国藩裁撤湘军好好打工，朝廷也不追问银子去了哪里。
具体有多少钱从此流入湖南，一直没有一个定数，不过湘军回家后肯定是大发了一笔，一船一船的财富经水路运回湖南，这些人回家后被称为“军功地主”，也带回了一些不裹脚的大脚媳妇，湖南杨家滩现在还流传“攻南京、发洋财”这句话。
这些湘军读书不多，不懂得将钱进行商业投资，一般就是买田起屋，或者兴办学堂。
我相信猛人主要还是从良好的教育中来，自学成材的几率还是太低，湖南在后面一波又一波的猛人兴起，搞得跟团战一样，一定有物质基础存在，跟湘军发家后兴办学堂有关。
我们湖南那边一直非常重视教育，总觉得读书最正经，我这种做淘宝出身的就不是太正经，邵阳市谁家小孩考上二中，说话的嗓门都要比邻居大两分贝。
上限本来只有6分的湖南，因为太平天国发生了一次转移支付，又把到手的钱猛点教育技能，近代中国湖南才开始狂爆猛人。
比如黄兴出身于长沙城南书院，22岁中秀才，后被张之洞选去日本读书；蔡锷出身于长沙时务学堂，13岁中秀才（天才），老师就是梁启超；宋教仁出身于漳江书院，19岁中秀才，去武昌文华书院考试时拿下第一。把这些湖南精英人才拎出来，个个都有精英书院经历。
这些书院为什么这么牛逼？还不是因为有钱，养得起好老师。
像梁启超这种文坛大佬，1911年被袁世凯请去做法部次官，每月津贴3000元，清华大学做教授，每月工资400元，梁启超还有出版费、演讲费、讲课费、天津中原股份各种收入，一年大概能挣7万元，当时普通人一个月工资8元，毛泽东1918年去做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时，就是8元一个月，梁启超的年收入相当于2020年的两千万元！活脱脱一台ATM！
袁世凯称帝时，为了让梁启超闭嘴，送去了20万元，就是约6-7千万元现金，不过梁启超没收。
梁启超说他来长沙时务学堂教书是为了“开化民智”，那也付得起他的天价工资才开化得起吧？就这种超级高薪的人，长沙时务学堂居然可以请来做中文总教习，必定是重金砸过来的。
而湖南的上一笔横财，就是来自湘军对太平天国13年财富积累的支付转移。
我们中国人做事业，一直有一个习惯，叫“传帮带”，就是以宗族亲缘为关系，一个带一个，形成一种产业链。比如湖南新化人控制着中国6万多家文印店，福建人控制着北美5万多家中餐馆，浙江海宁控制着全球貂皮大衣的生产，浙江桐庐人控制着中国的快递产业。你只要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每个产业链都是一个地方的中国人形成垄断，是典型的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
到清末民初，湖南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革命产业链。
从湖南各个精英学堂毕业的革命家们，也是以传帮带的形式一个带一个，将湖南的革命链条传递下去。
我们就以毛泽东同志举例。
毛泽东出身在韶山的一个小山冲里面，我去他故居游览过两次，是比较荒僻的山村，这里应该是接触不到大城市的新鲜知识的，毛泽东两岁到八岁都在唐家坨外婆家度过，他表哥文运昌从新式学堂带回来很多新书，比如《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等，毛泽东从此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
外婆家的八舅文正莹是他的启蒙老师，是位私塾先生，藏有大量古籍，简直是一座小型图书馆，有《礼记》、《周易》、《诗经》、《资治通鉴》等，所以毛泽东既读新书，又读古书，他后来极爱读《资治通鉴》，根源也在这里，是打小练出来的。
毛泽东那时看书着了迷，饭前饭后、田头垄上都在看书，为此跟父亲产生过很多冲突，16岁时他爸跟人打官司输了，毛泽东提出去毛简臣家学了半年法律，这个毛简臣就是湘军出身，跟左宗棠远征过新疆，是钱粮师爷，刚回来九年。
那时的湖南精英，总难免会跟新学堂、湘军这些历史元素联系上，因为这里隐藏着一条精英上升的纽带。
不久毛泽东走出小村，前往长沙求学，曾经在长沙靠打零工过活，后来在报纸上看到师范的招生广告，不收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也低，毕业后就可以当老师，21岁的毛泽东就去应试，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读书，在这里结识到真正改变他命运的老师杨昌济。
据毛泽东1936向斯诺回忆时说，他家有22亩地，一年收84担谷，按他这种富农家庭出身，能攀上梁启超这种一年赚两千万的顶级精英链条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杨昌济拉了他一把，将他拉进了湘军奠定的革命产业链。
长沙人杨昌济是当时一位很牛逼的大V，他家世代书香，高、曾祖父都在清朝的国子监读过书，他爸进士出身，做过国子监学录，打小中央有人，不过八九岁时他父母相继病逝，不过好在家境殷实，日子挺得过去，31岁时去日本留学6年读教育学，38岁又去英国留学两年学哲学，41岁回国。
当时这种在先进国家有长期留学经历的人在全中国凤毛麟角，回老家后便在湖南高等师范做教授，偶尔到中专第一师范讲讲课，便认识了学生毛泽东。
杨昌济毕竟见过世面，上课水平和其他老师完全不同，毛泽东特别喜欢上他的课，放假也厚着脸皮跑去杨昌济在板仓的家里请教，一来二去就混熟了，杨昌济也觉得这人“资质俊秀”，是个异材，学生里最喜欢毛泽东和蔡和森。
1918年，蔡元培邀请杨昌济到北大教书，穷小子毛泽东就跟着杨昌济来到北京混，并由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管理的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月薪8块钱，民国通货膨胀飞快，这时候8块钱的使用价值，已经远低于1911年的8块，大概只相当于今天的1000-1200块左右，就这样还经常被拖欠。
而杨昌济1918在北大任职的薪水是280元，约等于今天4万一个月左右，活脱脱一个金领阶层。
没钱的毛泽东只能住在景山边上三眼井一个小房间，跟七个人合租，晚上七个人一起睡觉时，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要翻个身还得先跟身边的人打个招呼。
吃的话就自己动手做，那时面粉、大米较便宜，毛泽东的工资勉强活下来，他和同宿舍的人不会做馒头，只会用面粉和蔬菜做一锅糊糊，后来房东看他们可怜，才教他们学会了蒸馒头吃。
就这么艰苦的条件，穷得揭不开锅的毛泽东，还在北京将杨昌济的女儿、比自己小八岁的杨开慧给追到手了。
直到1930年11月被国民党杀害在长沙识字岭，杨开慧至死都深爱着毛泽东。
杨昌济原不想把女儿嫁给自己的穷学生，两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地差地远，年龄相差也大，不过杨昌济1920年1月因病去逝，后面的事就由不得他了，当年冬天，27岁的毛泽东和19岁的杨开慧结婚。
从此，毛泽东接过了杨昌济留下的深度人脉，深入到了湖南革命链条的一线，正式告别了普通韶山富农的家庭，和社会顶级精英有了联系，有机会接触大佬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后来才有时机参加中共一大，搞出后面惊天动地的大革命。
传帮带的链条再次卷动。
湖南出身的陈赓、彭德怀、贺龙、罗荣恒、粟裕等陆陆续续在革命队伍里站稳了脚跟。
我们回顾湖南这段猛人辈出的岁月时，要注意到他们当时产生的社会土壤，几乎都跟新式学堂、新潮思想有关，而学堂之所以能搞起来，还是从曾国藩的湘军为起点。
要不然以湖南远离“通江达海”的地理位置，是不可能产生经济基础，无法从经济基础上构建优质教育，再从优质教育上培养出一批轰轰烈烈的猛人，这些猛人再通过传帮带的方式，以点带面，突破了湖南人的历史上限。
改革开放后，湖南的猛人逐渐凋零，湖南人从太平天国得到的财力也已经耗尽，湖南人在历史的赛道已经冲刺到了极限，世界开始回归到了正常，有着“通江达海”优势的上海、浙江、江苏、广东逐渐成为领头羊，湖南只是回到了历史上该有的位置。
正常情况下，湖南竞争不过这些省份，地理即是命运，湖南的上限重新被锁死。
今天的湖南顶级人才，很少再有当年气吞山河的凶猛势头，名人们大多集中在娱乐产业和社交领域，远不能跟过去相提并论，不过每个省有每个省的宿命，有过近130年的辉煌，能在历史长河中怒放一回，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