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我十幾歲的時候，很喜歡看《讀者》這本雜誌，那時候小，沒見過什麼世面，出國又是極少數人才有的機會，普通平民沒有接觸到國外的可能，了解世界全靠《讀者》、《意林》這種幾塊錢的平價雜誌。
《讀者》里講述了大量關於國外生活的故事，雜誌里滿是一個充滿了美好細節的富裕社會，人人知書達理、遵紀守法、熱愛讀書，每個人都充滿了善意，大家都摸着良心過日子，老外們個個謙遜、良善、低調、堅毅，尤其是歐美國家的人，每天都活得白蓮花一樣，文章里也總是有意無意藉此批評一下國人，素質太低啦、慾望太浮躁啦等等，許多人讀了，便不由得捶胸頓足，升起一股民族危急的悲愴感。
2006年時《讀者》發行量突破了一千萬冊，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期刊發行的最高峰，影響到了許許多多的中國人。
2006年，中國出境人數為3200萬人，這個出境是包含港澳台的，扣掉這部分區域，出過國的實際只有約1000萬左右，中國出國的又以新馬泰這些東南亞國家為主力，一年去歐美國家的估計只有兩三百萬，跟現在每年光春節就有近600萬華人在海外旅遊過年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時候怎麼吹國外都沒有人懷疑。
中國人大量外出旅遊見世面是2010年以後的事情，見得多了，國人開始清醒過來，好像歐美也就那麼回事，百姓也不是謙謙君子，慾望跟我們其實差不多，道德標準也沒強多少。
我在巴黎聖母院門口見到隨地丟棄的一堆垃圾時愣了一下，這跟我過去聽到的巴黎不一樣啊，還懷疑這是偶然現象，到了盧浮宮，一堆人擠在那個小小的蒙娜麗莎畫像前拍照，我嫌擠就在遠處觀望，只一會就聽到有個中國大媽焦急地大喊“錢包被偷了”，事後我們才知道蒙娜麗莎畫像前都快成據點了，專偷中國遊客的錢包，但盧浮宮的法國保安根本不當一回事，從來不管，大媽去找他們求救時，那幾個保安兩隻手扶着腰間的皮帶，轉過頭不看大媽，一臉不耐煩的表情。
就是在巴黎市中心購物區，華人的腳步都要走快幾步，這裡的小偷見到中國人，就興奮異常地圍過來準備順點東西。
不只是巴黎，俄羅斯聖彼得堡火車站門口也有專搶華人的團隊，親眼見到獨行的中國老人，被一堆人圍過來搶手機和錢包，搶完就一溜煙跑得飛快。
我還在泰國見過赤貧的兒童，在東京見過什麼都不想做的流浪漢，全世界其實都一個操性，該辛苦的還是得辛苦，該剝削的還是會剝削，誰都要老老實實被生活摁着頭工作上班交稅，我就從來沒見過《讀者》里所說的那種桃花源式的國外生活。
那時候中國不僅會有大量傳播“國外生活十分美好”的文章，還會有人將美好方式跟政治制度強行綁定，認為有這種美好生活的原因，是在於他們有優秀的制度，我們只有全面向他們學習，國家才有光明的未來，才能過上跟他們一樣的好日子。
這一整套制度包括時常能聽到的言論自由、多黨執政、一人一票、三權分立、議會制等等。
如果不執行這一套制度的國家，那一定是愚昧落後的國家，只有執行了上面的制度，才是一個正兒八經的現代國家，那是通往現代文明唯一的方向。
但是到了2020年，中國在並沒有實行這些制度的情況下，突然也超了車，一是普通民眾的物質生活極大豐富，二是新冠疫情下全世界大國就剩中國獨善其身，其它國家陷入瘟疫里反反覆復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與中國這邊各個城市可怕的動員組織能力形成巨大反差，全球大國也只有中國經濟出現了正增長，其它國家一臉懵逼四處滅火，給全球人民的價值觀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在中國疫情剛剛發生時，推特上一堆人說如果這發生在西式民主國家，一定會及時撲滅，不可能爆發疫情，只有中國這樣的集權國家才會瞞報疫情。
現在西方國家反而搞成這個樣子，實在叫全球普及西式民主的人陷入了極大的尷尬。
由於世界的發展跟我們從小受到的價值觀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也很懵。
因為西式民主的價值觀，是中國的民間媒體、部分知識分子花了好幾十年向我們這一代傳授的認知，我們也基本認同了如果沒有言論自由、多黨執政、一人一票、三權分立這些東西，一個國家一定會走向腐化和貧窮，並且將其奉為金科玉律，這是一套十分龐雜完整的話語體系，是西方最頂尖的學者花了上百年建立起來的理論，又有歐美強國事實作證，因此能深深影響到年輕人的思想，按照人類文明過去強國的發展歷程、富國的治理路線，這條路看起來好像沒錯，為什麼現在搞成了這個樣子？
如果西式民主給我們的價值觀並不正確，那到底什麼樣的價值觀才是正確的？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見到有人提供給一個完整的新版本給我們。
我們以前對這套理論連懷疑的勇氣都沒有，現在它突然在現實中倒下了，我們也手足無措。
我們只好在黑暗的知識空間里自己摸索前行。
我時常深夜一個人在小區的香樟樹下一邊踱步一邊思考，作為一個出身底層工人階層、中國幾十年工業化的親歷者，我親身體驗過廣東省過去的黑暗歲月，1990-2010這20年的工業大省廣東，有四大錮疾，分別是飛車黨、暫住證、治安隊和色情業泛濫，其中色情業和飛車黨是被行政手段一刀解決的，通過大面積禁摩，飛車黨2009年逐漸消失，也通過嚴厲打禁，色情業在2014年消失，暫住證和治安隊則是《南方都市報》曝光孫志剛案後才解決的，我們當時從各省來廣東打工的人，對查暫住證和治安隊恨之入骨，治安隊往往開着幾輛鐵籠車，堵住馬路兩頭，手裡拿着鐵棍，然後一個一個盤查行人的暫住證，有人反抗就要被痛打一頓，沒有暫住證的就要被關進鐵籠車裡拉走，所有外省人走在廣東街頭都心驚肉跳。
我當時的同宿舍工友一年被抓進去四次，每次都要三百塊錢才放人，如果沒有人來贖身，就要被拉去免費修幾個月鐵路，治安隊還經常打死人，孫志剛絕不是孤立事件，我在工廠時，常聽到工友們聊起誰的親友不明不白死了，或者進了治安隊就從此消失了，大家都覺得自己活得如同螻蟻一般，談話時空氣里總是充滿了悲涼的氛圍。
我在2010年時還採訪過幾位曾經被治安隊抓進過看守所的人，這些人都將這段記憶當成是人生的奇恥大辱，言談時充滿了無盡的憤怒。
我將這些人的經歷曾經寫在一篇小說《公元二零零三》里，後來這篇小說丟失了，很多人的生活細節也找不到了。
如果沒有媒體的言論自由，廣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解決治安隊和暫住證兩大讓民間無比痛恨的社會問題，因此我一直是支持言論自由的，至少政府是要有一定包容性的，能容忍媒體指出施政中的錯誤。
但是言論自由似乎又該有一定邊界，比如台灣省的電視節目，經常說一些跟弱智一樣的聊天內容，總是把事情搞得一驚一乍的，顯然又走向了事情的反面。
我個人是從言論自由這一條開始，慢慢接受了整個西方民主體系的價值觀，2010年左右我還在網上跟人辯論哪種制度更好，我當時一直站在西方民主這邊的。
後來發生了一些事情，讓我的思想漸漸有了改觀。
一是自己肉眼可見的，身邊普通中國人的生活質量開始得到了改善，中國並沒有腐化墮落下去，二是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內部反腐，反腐之後，現在的政府跟十八大之前的政府公信力煥然一新。
2012年中國共產黨說要反腐時，民眾起先還有些不信，因為這個詞以前都說了二十年了，絲毫不見改觀，沒想到這回來真的。
我們在2010年代前，網絡上流傳着一句著名的話，叫“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
這句話也同樣被當成金科玉律，我們當時都認為，共產黨肯定沒辦法完成內部反腐，他是一個“腐敗而不腐朽的黨”，不可能自己割自己的肉，按這個邏輯，那寧肯黨亡掉也要保國家，因此都對政府十分不滿。
那時中國的拆遷、城管、暴力執法等問題也在激化社會矛盾，貪腐又一直解決不了，大約在這時，網絡上的公知開始成為主流，向大家普及公民教育、傳播西式民主，那時候大眾是欣然接受的，很少有人抨擊他們，後來明白，其實公知受歡迎，根源是我們自己的政府出了問題，如果政府做得相對較好，比如2020年，那公知就會沒有市場，大家也不吃西方民主那一套。
其實當年很多公知自己也沒有在歐美生活過，只是抱着一種烏托邦式的美好幻想描繪歐美，一時描繪得過於美好，好話說得上了頭，才會在今天被大眾嫌棄。
真正捨棄一切奔赴歐美的人，像喬木這樣，就會清醒過來，也不是走向反面說歐美就慘絕人寰，而是得到一個正常的認知：就是世界都差不多，誰家日子都不好過，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從此知道這個世界本質是叢林社會，從來沒有烏托邦。
2012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全面反腐後，這個黨沒有亡掉，反而煥發了生機，我個人現在因為工作也經常跟公務員們打交道，深深感覺他們辦事效率、服務態度比以前也進步了不少，可以說破除了2000-2010年網上流傳的“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的邏輯，再次擊潰了我的一些認知。
那段時間我的價值就有點混亂了，以“言論自由、多黨監督”為主的西式民主觀似乎沒錯，而中國現在走的路線似乎也沒錯，中紀委擔任了香港ICAC（廉政公署）的角色，一腳踩住了歷史的剎車。
我為此想破了頭，直到有一天，我在淘寶後台查看產品權重時，看到“權重”這兩個字，突然醒悟過來，後來寫到各個國家的發展史，看到各個國家的痛苦，腦子就越來越清醒，心中慢慢生成了一種認知。
我需要解釋下這種認知。
首先，我們必須要承認一個基本事實，就是這個世界是叢林社會，掌握頂尖科技和生產力的國家，不管他願不願意，都會不由自主地控制比他弱的國家，這是經濟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如果你連這個世界是叢林社會都不願承認就不要看下去了，去你美好的人間享受小清新人生吧，活在這種美好幻想中過完一生其實也是一種福份。
但我們還得咬着牙戰鬥呢。
所以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權重，是“獨立自主的生存下來”，這個權重高於一切。
新中國建國後打的抗美援朝，於中國的意義，就是獨立自主的生存空間，在這之前，清政府看到洋人就得跪，民國政府看見洋人也得跪，新中國先將洋人打出國境，使洋人不能任意驅使我們的人民，奪取我們的資源，向我們傾銷產品，使民族有了獨立的基礎生存空間。
在志願軍之前，中國近代每一次同強國的交戰都可以用血崩來形容，志願軍面對當世第一工業強國，打出了中華民族的志氣，從此世界各國再也不敢小看中國一眼，才開始懂得以尊重中國為前提跟我們打交道。
為了完成民族的獨立，其它權重必須讓步，特殊時段用特殊辦法，這時候一切其它權重都可以緩一緩。
一個國家第二重要的權重，是“爭取發展空間”。
這個事情特別特別漫長，直到現在才完成基礎框架。
世界各國一直在爭奪的，其實就是先進的生產力，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能生產最先進的飛機、最強大的核潛艇、最快最穩定的高鐵、最聰明的機器人，如果奪取不到先進生產力，國家就會在下游吃糠咽菜，這個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國家工業化的過程，是工業化從無到有，再從低到高的過程，中國走完這個過程花了整整七十年，才建成全球最完整的工業產業鏈，在幾十年的工業積累下，才精進了基礎工業中的鈑金、模具、電子元器件等基礎分類，使中國製造質量越來越好，比如中國現在的手機產業，現在全世界能造好手機的就美國、中國、韓國三家，美國有蘋果，韓國有三星，中國卻同時擁有華為、小米、OPPO、VIVO四大品牌，這就是工業產業鏈到達一定高度後才會出現的現象。
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不把產業鏈全部吃下來，是不可能讓十幾億人過上好日子的，中國不可能像馬爾代夫那樣以旅遊業立國，也不可能像新加坡那樣靠地理位置吃飯，想讓全國人民過上幸福生活，只有去搶產業鏈。
爭取發展空間排在第二重要的權重，是避免掉入西式民主價值觀的重要一步，簡單點說，就是奪取生產力，比關注生產關係更加重要。
其實一個國家政權主要就兩件事：一，為人民獲取財富。二，為人民分配財富。
我們把西式民主常常提到的“言論自由、多黨執政、一人一票、三權分立”這些拿出來一看，會發現這些東西都是跟分配資源和財富有關，卻沒有一條是關於獲取財富的，其實在叢林社會，要先有財富再談分配，沒有財富，分配方式再先進，國民也吃不飽、穿不暖，那就只是空談。
而且獲取財富的過程比分配財富的過程要痛苦得多，分配財富人人都會做，但要去獲取財富，卻是極困難的工作。
就好比一家公司里，人人都想成為發工資的那個人，但怎麼給公司掙錢，全公司也就那麼幾個核心人員懂，其他人根本沒這個本事掙到錢。
這世上很多國家，最終都會落入墨西哥、哥倫比亞、巴西、菲律賓、印度、泰國一樣的痛苦境地，就是國家爭奪世界財富失敗了，民眾沒有生存空間，找不到體面的工作。
如果把這些國家比作公司，就是這些公司掙錢的人太少，掙錢的活路太少，人人又學了一身分錢的本事，每個人的理論都一套一套的，當然天天吵得不可開交。
民眾是一定要工作的，不工作就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人是經濟動物，一天都離不開錢，如果國家不能給民眾提供正常的工作崗位，那民眾就一定會流向以黃賭毒為主的下水道領域。
所以販毒、人口買賣、走私、色情業、器官交易、地下賭場、詐騙等行業就會不由自主地吸收大量待業人口，並給一個國家造成極大的內耗。
大家回憶下1980與1990年代的中國，那時候就是知識青年回城，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就業崗位，導致黑幫橫行、偷盜不絕，我小時候坐公交車家長几乎時刻警惕有扒手，那時候坐火車男同志都會穿一種有拉鏈口袋的內褲，將錢放在內褲那個口袋裡才放心，這種內褲現在已經見不到了，那是因為經濟變好了，國家奪取到了財富，提供了體面的工作，扒手都可以去上班了。
大部分人只要有份正經工作，沒人願意小偷小摸。
一個國家的第一權重，要全力選“獨立自主”，第二權重，全力選“發展經濟”，這兩樣東西做好了，國家就會創造真正的有價值的財富，比光想着怎麼分錢更重要。
中國現在的一黨領導制、黨指揮槍制、地方政府任命制、KPI考核制，都是為國家第一權重和第二權重服務的。
這些制度保證了中央集權、保障全國上下一盤棋、維護了現階段可怕的動員能力，否則中國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完成大基建和工業化，也不可能建立現在現在良好的治安和現代化水平。
當然事情都有陰陽兩面，大政府大權在握的劣勢是可能再發生廣東四大害這種事情，所以也必須完擅黨內黨外的監督機制，中紀委必須長期對黨內形成壓力，黨外媒體也要允許能說真話、說實話，能容忍他們批評政府，形成黨內外兩套監督機制，避免大政府犯錯後大家敢怒不怒言。
我也是逐漸意識到，言論自由、多黨執政、一人一票、三權分立這些西方民主的東西，有其可取之處—真的完全是胡說八道，也不可能在全世界傳播這麼廣，就像我親身經歷過的，媒體對底層民眾苦難的吶喊，保證了每一個外省人可以安全地走在廣東的街道上，這些是言論自由的功勞，但這些是輔助性的，能對國家有一定的改良，但改變不了一個國家的命運。
這些是一個國家的第三、第四權重，不是每個國家最着急要解決的問題，一個國家的人民要幸福，首先還是得先發展經濟。
我現在明白，西式民主的論點，是刻意拔高了這些東西的作用，他們確實也挺重要的，但並沒有那麼那麼重要，每個國家選擇什麼政體都是極複雜的，背後一定有自己生產力和歷史文化的原因，我們不要單一地認為這世上只有一條路，只有一種發展路徑，如果覺得所有國家都應該是一個樣子，不一樣的就要消滅掉，那跟極端教宗分子有什麼分別？
以前我們常聽說美國人有槍是為了捍衛自由，其實不是，哪個政府都不希望民間擁有大量槍支，這會給國家帶來極不穩定的因素，現在美國種族矛盾日漸激烈，大量槍支很容易給國家帶來災難。
美國現在槍支泛濫並不是為了捍衛自由，而是歷史問題尾大不掉，我們不要輕易迷信西式民主的一些解釋，像槍支問題，深入了解一下就知道其實對國家是一顆隱雷，只是隱雷排不掉，就找了個光鮮靚麗的理由。
我在印度時，問起他們一人一票最後會在當地選出什麼樣的領導人？當地人告訴我，選出來的一定是當地有錢有勢家裡的人，而且家族世代一直坐莊統治這一塊地方，我聽了十分驚詫，後來發現美國、日本、菲律賓也差不多，一人一票其實鞏固了當地本土豪族，這些人像土司一樣統治一個地方，封建制時是這樣，民主制時還是這樣，只是現在顯得更合法一些，這跟過去到底有什麼區別？
而中國的地方治理實行的是流官制，一個官員治理一個地方數年，通過考核決定升不升遷，流官由中央領導，不會在當地紮根，如果我們也一人一票，會不會也變成各市由當地豪族四年一屆輪流坐莊？如果是這樣，那中國豈不是又變成了“改流歸土”，地方上還未必聽中央的號令，還怎麼搞全國大基建？還怎麼調配全國資源？
大家回過頭看看歷史的變遷，會發現每隔幾十年，其實全人類的思想都會變的：過去每個國家都覺得王室是尊貴的，拿破崙打垮各國王室後，大家都覺得王室是罪惡的，列寧開搞社會主義時，不少人覺得是人類文明的曙光，蘇聯一倒台，忽然就被污名化了，蘇聯倒下後福山還認為歷史已經終結，全世界以後只有西方民主這一條路，2020年新冠疫情一來，西方價值在中國卻摧枯拉朽一樣地倒下。
我不知道未來大家的價值觀究竟會走向哪裡，但可以肯定兩點，一是我們評判事務，要盡量尊重事實，客觀看清事實才不容易被蒙蔽。二是不要迷信任何事物，要敢於懷疑權威，萬物一直在變化的，沒有什麼恆定不變的事物。
我不知道一個國家的未來會落在哪裡，但在失去原有的價值體系後，我已經想得十分明白，至少知道，一個國家的權重應該放在哪裡。
我不知道別人的路是不是正確，我們也不想干涉別人的道路，但我們自己確實明了，這條七十年摸索出來的路，才是最適合我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