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公知很忙。
首先，方方日記屢屢上熱搜，經過幾個回合的較量，到今天為止，基本上是壓倒性的批評。
接着，連岳也上了一次熱搜，因為他作為一個曾經的著名公知，竟然隱約地批評了方方。他“反水”了。
不過比起連岳，我想方方是更加困惑的：為什麼這麼多人罵我？
我們公知一貫暢行無阻的那一套理論，被至少整整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奉為真理、普世價值，竟然不再被90後00後接受了？
竟然還有人反水，開始內訌了？
這是一個2020年的新情況，以前從未出現過。
在這背後，是一部中國公知簡史。
關於公知的故事，要從一部叫做《河殤》的紀錄片說起。
這是中國“公知文化”的根。
這部“先有文稿，後配畫面”的6集“紀錄片”在批判了“長城”“龍”“中國女排”之後，得出了一個結論：
中國的黃河文明，比不上西方的海洋文明。
我們的文明，永遠孕育不出科學和民主。
單靠這片黃土和這條黃河，已經養育不起日益膨脹的人口，已經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過去的營養和精力；
只有當蔚藍色的海風終於化為雨水，重新滋潤這片乾旱的黃土地時，這些只有在春節喜慶日子裡才迸發出來的令人驚異的活力，才有可能讓巨大的黃土高原重新獲得生機；
今天的95後和00後的童年裡，基本上是沒有貧窮和落後的記憶的，我們更熟悉的大背景是“大國崛起”。
所以新一代人很難想象，在70和80年代，中國人全方位地落後於西方，既缺乏資本積累，又沒有一流人才，而技術上的差距，更加不是一朝一夕能趕上。
沒有錢、沒有人、沒有技術，談何發展？
這種絕望，深刻地印到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骨髓里，是他們人生的母題。
他們需要一個理論來解釋，或者說，緩解這種絕望。
為什麼西方有高樓大廈，我們沒有；為什麼西方生活條件那麼好，我們沒有；為什麼西方造飛機汽車，我們不行。
現在，一切都有了答案——我們從文化上，從根兒上，就比不過西方。
我們的黃河，從一開始就沒長好，怎麼可能比得過密西西比河？
（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
《河殤》的出現，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他所提出的從根源上進行徹底的自我否定的方法，似乎是萬能的，足以解釋一切——我們的貧窮、落後，以及國家方方面面的問題。
當時文人中間，原本就流行着“傷痕文學”，反思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其中也不乏許多醜化。今天的《方方日記》，仍然帶着明顯的“傷痕文學”的影子。
而《河殤》的出現，將自我否定，帶到了一個全新的理論高度。
絕望的知識分子們發現，帶給他們痛苦的現實問題，在這個理論里好像都有了解釋。
當一個人自我否定到足夠的程度之後，他反而就釋然了——既然做什麼都不會變好，那不如就，跪下吧。
從此以後，這種自我否定的程度，就叫“殤值”，河殤的“殤”。
殤值越高，則破罐破摔自我否定的程度越高，而其中表達能力高、有一定表現能力的人，就脫穎而出，成為“公知”。
而歷經時代變遷，公知也發展出好幾種類型，我覺得值得研究。
不過在開始講公知的故事以前，我還是要最後提醒大家一句：
今日的中國，在經濟、技術上已不再是30年前的那個絕望的落後國家，而我們今日的進步，也絕不是由自我否定和破罐破摔帶來的。
自立和奮鬥，能改變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也終將改變我們這個國家。
1
跪族型公知
最先有“殤值”的，是那幫子文人。
面對勞動人民，他們本身就有優越感，每天沉浸在“啟蒙國人”的人設中。
在最初，我們的社會是比較封閉的，他們倒也沒有什麼驚人的言論。但在接觸西方文化後，他們“無處安放”的靈魂找到了歸宿——美國，世界的燈塔，照亮每一個迷茫者的去路。
而我們在發展中，確實出現了不少的問題，諸如貪污腐敗、礦難、食品安全的問題被不斷曝出。
面對這些，他們又給自己加上了“為民請命”的劇情。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固定話術：
“這個國家到底怎麼了？吃虧的總是人民，我陷入了深深地思考，這一定是體制問題”。
總之，不管是什麼事情，只要套入這個“我陷思，定體問”的句式，那一切問題就有了答案。
在批評自己國家的同時，當然也要尋找楷模。
這個世界上最值得稱讚的，當然是美國。
之前我聽過一些關於美國國務卿訪華的故事，這個故事在講述者口中細節滿滿，真實到你以為他是隨行人員一樣。
故事裡說，美國國務卿來中國訪問，被安排在釣魚台國賓館頂樓，400多平的總統套房裡。
但美國國務卿覺得太過鋪張浪費，堅持住中關村外，每晚10元的十元店。
第二天的早飯也很普通，包子、豆漿、茶葉蛋。
在聽完這個故事後，我上網查了一下，這些片段，出自一篇《美國國務卿在北京的食宿》的文章。
在文章的最後，作者“痛心疾首”地問到，“”同樣是官員，看看人家美國的官員，再看看中國的官員。到底誰才是人民公僕？”
出現這樣現象的原因只有一個，制度使然。
而文中也充滿了對美國國務卿的溢美之詞，“克里以他的低調、樸素、謙和、平易近人的品格給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把這句話複製到搜索引擎里，發現這故事還有默克爾和奧巴馬多個版本。
有趣的是，當他們用充滿想象力的思維去臆想關於美國的神話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用的是非常中華文明的審美——
勤儉節約、人民公僕，這些都是典型的中國人眼中的“美德”。
美國人其實恰恰相反：
超前消費、權力制衡，這才是真正的美國思維和美國文化。
在這一階段，“公知”的問題是，他們根本沒去過美國、不了解美國，他們對美國的熱愛，停留在自己的想象里。
當然，也不僅限於美國，畢竟世界上的國家那麼多。
於是，11歲負重20公斤，每天步行100公里的日本小學生出現了；
於是，100年後還能挖出備用零件的德國下水道出現了；
於是，印度惠及10億人的免費醫療出現了。
任何一個“外國”，只要你敢幻想，它都能比中國好。
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方方的日記，仍然停留在這一階段里。
所以她的話通常只說半句——
她只說武漢有很多人去世，卻不說武漢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她只說前期政府防疫中的一些問題，卻不說和國外相比，我們做得先進的地方。
因為在她所熟悉的時代，只發生過前半件事，沒有發生過後半件事。所以當今天的中國已經會發生好事的時候，她的思維方式里，並不知道如何去解釋後半件事。
她只能選擇性忽視，於是就形成了“雙標”。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跪得太久了，以至於忘記了怎麼站起來。
是為“跪族型公知”。
2
當公知走出國門
慢慢的，殤值高的那幫公知，因為對於想象中美好西方的嚮往，有一些人選擇了離開中國。
接着，他們分化成了兩種主要類型。
我把他們總結為“卧底型公知”和“噴子型公知”。
先說說第一種，比較簡單，因為他們本質上還是屬於跪族，只是因為身處國外，反而產生了一些積極的變化。
首先，為了體現自己移民的正確，他們不遺餘力地抹黑中國。什麼“中國沒有人權”“中國人素質不高”“中國經濟要崩潰”。
他們筆下的中國，一無是處。
而且當時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制裁中國，西方資本全部撤離中國。中國的發展，工業化進程等等，即將成為泡影。
公知和西方世界，都在等着中國的垮塌。
但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發生，那些按照西方自由市場制度發展的亞洲國家都遭受重創。
整個亞洲，只有中國幸免於難。
（圖源B站用戶“觀察者網”《溫鐵軍：中國要如何克服當下的全球化危機？》）
這時，美國覺得不對勁，重新把目光放在了中國身上。不少學者已經提出了“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美國？公知們怎麼能接受得了這個觀點。一時間，公知們紛紛絞盡腦汁，駁斥“中國威脅論”。
這時，一本叫做《中國即將崩潰》的書出版了。這部巨制的作者，叫章家敦。
請記住“章家敦”這個名字。
我認為，他代表了對中國發展貢獻最大的一種公知類型。
章家敦認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壞賬已經高到不能維持的地步”，斷言“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五年”。
章家敦說的是實話，1997年，我國銀行的不良資產佔比高達三分之一。
一般來說，資本充足率在8%左右時，就會破產。
我們的問題，比那些在金融危機中垮掉的國家的問題還嚴重。
這樣一本“有理有據、令人信服”的好書一面世，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公知們紛紛力挺，國外的媒體也競相報道，就連美國國會，都邀請章家敦舉行聽證會。
一時間，“中國藥丸”的聲音，充斥在國際社會。
時至今日，當我們再回過頭去看，“中國崩潰論”顯然和現實走向完全相反，但是在當時，它的出現卻為中國的發展，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正所謂“本拉登怒撞雙子塔，章家敦巧獻崩潰書”，這兩大歷史事件，延緩了美國對中國的重視，至少給中國爭取了10年的發展時間。
當跪族公知走出國門，在國外不遺餘力地黑我們的時候，卻起到了戰略忽悠的效果，成功把美國人忽悠瘸了。
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但是一碼歸一碼，這個功勞該記還是要記給他的。
而出國的第二種公知，過得要更慘一些，我稱為“噴子型公知”。
艾未未，就是典型的噴子型公知。
在國內的時候，他打着“行為藝術”的旗號，多次在天安門廣場比中指，在身上寫“Fuck”。
中國幹什麼，他就噴什麼。
2008年奧運會期間，艾未來多次表示批評我們的奧運宣傳，“本來以為奧運會能讓中國變得更開放，但宣傳活動讓我噁心”。
汶川大地震期間，艾未未也對抗震救災工作視而不見，只顧着攻擊政府。
不管是什麼事情，他總能扯到“制度問題”“沒有人權”上來。
2015年，艾未未如願移居西方文明的另一顆璀璨明珠，德國。
按照常理來說，艾未未終於到了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可以消停一會兒了。但艾未未偏不。
在移居德國三個月後，艾未未就噴“樂高對藝術家有歧視，不向他出售產品”。
2016年，他噴了丹麥政府。
2017年後，他開始對德國政府“持續輸出”——“德國社會不寬容”“德國社會太自我”“德國有種族歧視”。
在艾未未嘴裡，這個伊甸園，成了化糞池。
艾未未，代表了一個公知類型：
他們噴的其實不是中國社會，換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他都會噴，只是他剛好出生在中國罷了。
本質上，我覺得他們其實不是公知的一個類型，他們可能是反社會人格的一個類型。
不過我也不太懂心理學，不敢妄下結論。我們還是叫他“噴子型公知”吧。
3
反水型公知
公知的出現，其實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我們那時和西方國家，確實有很大差距。
但是發展到現在，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縮小，甚至到了美國需要以舉國之力來對付我們的一個高科技公司的程度。
這時，我們欣喜地看到，公知的內部出現了分化。
有一部分公知，反水了。
當然，我覺得這是好現象。說明公知中還是有一些明白人，雖然一度跪下過，但是還是能再站起來。
連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反水”甚至上了微博熱搜，引發公知群體內部的口誅筆伐。
連岳曾經是公知最好的模板。
作為《南方周末》的記者和專欄作家，連岳憑着自己的文筆，積累了一批粉絲。不少人把連岳稱為“王小波之後最成功的專欄作家”。
2006年，羅永浩邀請連岳成為“牛博網”的博客作者。
2007年，廈門發生了PX事件，連岳用自己的號召力，和政府“剛”了一波。這次事件，也讓連岳有了“為民請命”的屬性加持。
這件事，也在牛博網上持續報道。而牛博網幾次對公眾事件的發聲，也讓它獲得了2008年《南方周末》的年度致敬。
致敬詞里寫到，“牛博網正在成為一個意見領袖的聚集地，一個獨立、客觀且閃耀着智慧之光的意見平台。”
除了在公知圈內有名，連岳憑着《我是雞湯》《我愛問連岳》等幾部作品，影響了不少年輕人的愛情、婚姻觀。
當時不少人視連岳為人生導師。連岳，出圈了。
各種光環加持的連岳，也開始不遺餘力的宣傳“民主”“自由”“人權”：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連岳怒斥地震局，聲稱他們知情不報。
連岳用了一系列“證據”來攻擊地震局，比如民間大師的“預測”，再比如日本有“緊急地震快報”，諸如種種。
總之這次不是“國殤”，而是因為不民主自由導致的“人禍”。
網友們順着連岳的話查了一下，才發現他把“地震預報”和“地震速報”的概念混淆了。
2013年，連岳又發表文章《笑貧不笑娼是正常的》，公開聲稱“一個人是自己身體的主人，賣淫嫖娼是一個人不可侵犯的主權”。
當然，這麼說不夠“有理有據”，要套用固定句式：
“一個有自由的國家，一個公民有權利的國家，一個尊重財產權的國家，一個想繁榮的國家，一個人與人互相尊重的國家，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一個好國家，色情業必然應該合法化”。
“自由”“權利”“人權”“尊重財產權”“好國家”，看了這些詞，我趕緊打開瀏覽器，搜了這個問題：
美國色情業合法嗎？
什麼？原來美國只有內華達州批准性交易合法？而且內華達州境內只有少數幾個地處偏僻的郊縣擁有妓院？
後來我想了想，可能他說的不是燈塔國，因為燈塔國並不“愛好和平”。
2015年，北京發布《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這份被稱為“史上最嚴控煙令”的文件其中規定，凡是“帶頂”“帶蓋”的公共場所全面禁煙。
條例一出，連岳就帶頭表示反對。條例實施的當天，連岳就發表了一篇《我的禁煙觀》。
“一個人的身體，只能由他說了算，他願意付出健康的代價，換取過煙癮的愉悅，這種自由，神聖不可侵犯。
禁煙令，已經侵入私權。雖然政府老乾這種事，但錯事做多了，不會變對，搶劫一萬次，也還是搶劫。”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連岳還對文章的主旨，進行了升華——政府本質就是流氓強盜，不會做好事的。
其實這句話，也就是連岳那些年的真實寫照——政府提倡的，我全都反對。
也別和我爭辯，別問，問就是民主和自由。
但在最近，當“方方日記”發酵後，連岳卻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
疫情之後的中國，有兩點要反思：一是對那些貢獻生產力的企業家好一點，他們才是國之根本，減稅降費相當於提升生產力，應該當成長期的國策，不能幹殺雞取卵的事；
二是別再用納稅人的錢養一堆作家了，別以為養着他們就自然是你的吹鼓手，更大可能是享受你的待遇、福利與特權，還要搏一搏反體制的美名。自信一點嘛，做得好，正常人自然會誇你，正常人是多數。
這個作家指誰，一目了然。
在公知們“墮落”“跪舔”罵聲中上了熱搜的連岳，第二天又在文章中正面回應了一波：
“民主不是更好的體制，它是更壞的體制”
“柏拉圖的話是對的，喜好民主並非雅典的光榮，而是雅典的墮落。中國真搞起歐美那種民主，也將墮落”。
這一下，公知們徹底炸鍋了。
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都不要了，這不是“墮落”，這叫“畜生”。連岳，你趕緊自裁吧。
連岳的觀點，顯然前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先別急，我們不妨來看第二個例子。
和連岳一起“叛變”的，還有喬木。
喬木，當年叫做“北外喬木”，曾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相比於連岳的言論，喬木的發言“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從2006年從倫敦回國後，喬木就扛起了民主、新聞自由的大旗。
2013年，我國“嫦娥三號”探測器發射升空，喬木在微博噴了一波——民生問題都解決不了，發展什麼航天工程。
（圖源@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兒）
2015年，喬木又曝出了“何炅吃空餉”的事情，不少網民的攻擊又把喬木往遠推了一把。
2017年，喬木終於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從北外辭職，移居美國，做一個乾淨的人”。
用實際行動來追求理想，雖然我和他立場不同，但我倒也覺得這種決心令人敬佩。
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寫到，“政治學博士不能講民主憲政，新聞學教授反對新聞自由，柴可夫斯基也奏不出我這悲愴交響曲。”
並且在面對10歲女兒的困惑時，喬木向他的女兒解釋，“你的爺爺年輕的時候，響應號召，戰天鬥地，結果沒有改變社會，只是用反思和寫作改變了爸爸。
爸爸做了該做的，即使仍然不能改變什麼，但你大了多少會受影響”。
這些言語，也讓喬木的“彼岸之行”，多了一絲英雄主義的悲壯。
2017年，在辭職半年後，公知喬木，踏上了去往燈塔國的路。
（圖源@喬木DC）
彼岸好臟好亂好快活，此岸好山好水好寂寞。
結果去了美國的喬木發現，有些事情好像和他之前的認知，不大一樣。
汽車使用稅、年檢費、尾氣檢測費，開個車和中國的名堂一樣多。
保險和城市停車費，還遠高於中國。
（圖源@喬木DC微博，明德先生《北外喬木，一個誠實的公知：到美國才發現，被自己忽悠瘸了！》）
公知們鼓吹“美國看病很便宜”，喬木信了。
但後來他發現，還是有很多人看不起病。
同時，他們也買不起房，養不起車。
（圖源@喬木DC微博，明德先生《北外喬木，一個誠實的公知：到美國才發現，被自己忽悠瘸了！》）
不過喬木還是有本事的人，在美國也漸漸安穩下來，感受着民主和自由。
2020年，當疫情爆發後，喬木曾短暫回國探親，在這期間，他還沒忘了抨擊武漢封城是“肆意侵犯個人權利”。
而他對中國以外地區的疫情防控，充滿了信心。
美國是衛生防疫系統公開透明，日本是世界上最乾淨、最安靜有序的國家。
但當他回到美國後，漸漸地發現，事情不對了。
在美國NBA停擺、股市狂瀉、大學關閉後，喬木驚呼，“美國怎麼了？”
接下來的喬木的話，則更讓公知們坐立難安——喬木居然還在北京交着醫保。
興許是所見所聞太過於魔幻，身在美國的喬木，也開始寫起了《美國疫情日記》。
這一舉動，彷彿是在嘲諷方方日記啊！這下，喬木徹底和公知們站在了對立面。
公知們說，“美國有醫療白卡，可以免費看病。”
喬木說，“那是極低收入的人才享有的福利，每年申請、評估，很麻煩”。
公知們說，“美國不洗腦”。
喬木說，“女兒在家自學的第一件事，是站立，手帖胸口，開始宣誓：
“I pledge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for all.”
（我謹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國，上帝之下的國度，不可分裂，自由平等，全民皆享。）
校長每天廣播領誓，每周五次。”
公知說，“美國一夜之間出動35艘醫療船，搭建216座方艙醫院。”
喬木說，“只有一艘停泊在曼哈頓的92號碼頭。”
（圖源微信公眾號“天下傳播”）
公知說，“美國人的生活根本沒受什麼影響，國內媒體在妖魔化歐美。”
喬木說，“鄰居因疫情蔓延沒有收入，敲門問能否蹭下他的WiFi。”
總之，公知鼓吹什麼，喬木就打臉什麼。
但對此，公知一點辦法都沒有，畢竟，在美國的是喬木，不是他們。
作為曾經的公知，喬木的每一篇日記，都打在了公知們的軟肋。
曾經的帽子不好使了，公知們也沒別的辦法，只能人身攻擊了。
喬木倒也坦然，不僅聲援連岳，還表示自己成為了“自干五”。
連岳不是第一個“反水”的，喬木也不是唯一的“叛徒”。
我大膽預測一下，今年，將被稱為“公知反水元年”。
未來，中國公知的歷史，將是一部前赴後繼反水的歷史。
而所謂“殤值”，即將結束它的表演，退出歷史舞台。
尾聲
一個大家需要警醒的細節是，公知的分化，未必是因為如今中國的自干五和小粉紅在互聯網上的強勢。
其中根本的原因，還是中國國家實力的強大。
因為國力變強了，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同時，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去到國外，看看真實的美國。
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不攻自破。
我上大學的時候，也一度認為，美國的空氣是香甜的，美國的月亮比較圓。
（中國的月亮，有時候也是圓的）
直到2012年，我第一次去美國。
到華盛頓，大家都去參觀博物館，我因為有點不舒服，留在了大巴上，和在美國待了15年的中國大巴司機閑聊。
在他的口中，我聽到了一個這樣的美國：
他在國內是一個坐辦公室的小文員，到美國後，待了15年，一直待在唐人街，完整的英語都不會說一句。
他開客車，妻子在中餐館洗盤子，日常開銷是夠的，但就是處處被人看不起。
好在女兒過幾年就要成年了，他的苦日子也就熬出頭了，準備退休。退休的最大願望，是回老家山東去。
只是15年沒回去，現在山東的朋友也不認識幾個了，回去反而變成人生地不熟，想回卻不知怎麼回。
我至今無法忘記他因為連日出車而疲憊不堪的臉，還有他談起想回老家山東時眼中閃爍的光芒。
我坐在大巴車上，看着窗外華盛頓雄偉的博物館，還有這個美國首都街頭穿着體面西裝、行色匆匆的美國白人。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英文課本上所說的 cultural shock，也就是互聯網上人們所說的三觀盡碎。
我也想到高中歷史課本上的一句話，大意是這樣的：
美國十分強大，但仍是一個物慾橫流、貧富差異巨大的複雜社會。
當年的歷史課上，老師和同學們都覺得這句話酸得不行。但其實從今天的眼光看來，它是一個客觀的評價。
那是第一次，我對於我在國內所聽說的關於美國的一切，產生了懷疑。
我想有過輕度“反水”經歷的人，都曾有過這樣一個懷疑人生的“頓悟”時刻。
也許是你從上海浦東飛到紐約肯尼迪機場，發現美國機場破破爛爛的那一刻；
也許是你來到倫敦，發現地鐵里不通手機信號的那一刻；
也許是你在巴黎老佛爺被搶了錢包的那一刻；
也許是外國政府一系列“群體抗疫”迷之操作，卻還在抹黑中國抗疫的那一刻。
對於很多人來說，當我們走出國門，經歷過“頓悟”時刻之後，我們就重新認識了西方社會，反過來，也重新認識了中國。
所以，我不認為方方是一個壞人。
我覺得她是一個可憐人。
是的，她住在2000萬的豪宅里，而我住在小出租房裡，但是我仍然敢同情她。
因為不管她多麼有錢，她的精神世界，卻依然停留在70年代的絕望里，停留在傷痕文學裡。她的傷痕，從未癒合。
而我們，是不同的。
我們新一代人如今正在見證的，是一個危險與機遇並存的，新的中國的新的歷史。
我至今也不認為美國是壞的，它做過一些好事，也做過一些壞事，但是在人類的歷史上，它仍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它的人民，用200多年的自立和奮鬥，讓一個新組建的國家成為了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這是歷史上獨一份的。無論將來這個國家是否會消亡，美國所獲得的成就，是不朽的。
但是如果你了解美國的歷史，就會知道，美國的成功，是建立在自立和奮鬥的基礎上，他們與對手進行了無數殘酷而堅決的戰鬥，才有今日的榮光。
而絕不是建立在自我否定和破罐破摔上，也絕不是建立在向對手投降以苟延殘喘的基礎上。
我們要學習美國人做了什麼，而不是學他們說了什麼。嘴巴會騙人，但是身體是很誠實的。
我們也應該像美國人一樣，用自立和奮鬥來建設我們的國家，與對手進行堅決而殘酷的鬥爭。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按照歷史記錄來推斷，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延續了5000年、文明從未斷絕的國家。我們成功的概率是很高的，至少是全地球最高的。當然我們也有可能失敗，但是這也沒有關係。
因為奮鬥者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