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正月十六之前），是中国经济的关键十天。
这十天，能否迎来疫情的拐点，事关今年中国经济的前途。
春节期间，是中国经济产能最脆弱时期。中国经济产能供应及中小企业有限韧性，留给疫情防控的时间不多了。
疫情抗战打响后，一些企业主担心疫情防控导致成本增加、交货延迟、客户丢失、贷款违约。如今，这种担心日益紧迫。
不少省份规定2月9日24时（正月十六）前企业不得复工。企业主，尤其是中小企业主压力重重，工资照发，房租照交，利息照付，交货日期迫近，担心招工难产能恢复慢导致客户流失。
2019年，中国企业家（企业主）遭受各种非议，如今“国难”当头，他们承担了所有的经济风险，包括经营风险、债务风险、违约风险。当然，这也无需表彰，毕竟企业家的事业就是一项从事迂回生产的风险事业。
若接下来十天疫情没能迎来拐点，正月十六后我们将在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之间陷入两难。若推迟复工复产，一些中小企业的承压能力将达到极限，商品供应将越来越紧缺……
关注疫情，关注经济，关注中小企业，这是一场疫情战，更是一场经济战。
本文为疫情系列第三篇（前两篇《瘟疫战争》、《中国式瘟疫战争》），关注疫情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探讨应对之策。
本文逻辑：
一、最脆弱时期：“黑天鹅”突袭经济产能
二、最艰难时期：“灰犀牛”冲击经济循环
三、最关键时期：“开山斧”改革经济体系
最脆弱时期
“黑天鹅”突袭经济产能
我在《瘟疫之战》中指出，疫情是只“灰天鹅”（或叫“黑犀牛”），在中国经济产能最脆弱时扑面而来。
每年春节长假，是中国经济产能最脆弱时期，大多数企业停工，大量工人返乡，产能供应基本靠节前储备。
通常，企业初七开始上班，工厂正月十五过后大规模恢复产能。这一期间，任何意外事件导致返程复工推迟，对经济的打击都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支持暂时封城及适当延长假期举措）。
如今，受疫情冲击，企业复工时间暂时推迟到正月十六之后。在长达半个多月的产能“真空”期中，企业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若这一环节支撑不住，对中国的经济循环将造成严重冲击。
若要顺利度过这个“年关”，政府与市场需要有效协作。我大致梳理一下这一过程：
第一阶段，市场失灵：2019年12月中旬，武汉华南市场疫情暴露，但人为原因导致疫情信息未充分暴露，从而导致市场失灵。
市场没能接收到疫情持续蔓延的信息，国人没有提前采购口罩等，也没有增加防范，武汉有500万人流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口罩、防护服等医疗设备企业以及生活用品生产企业及供应商，也没有接收到疫情蔓延的信息，让工人按时休假返乡，没有增加产能储备及供应。
若疫情蔓延的信息充分暴露出来，市场会做何种反应？
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稳健医疗，这家正在申报科创板的拟上市公司，在2020年1月10日决定：动员全资子公司稳健医疗（黄冈）有限公司唯一口罩车间380人，春节不休假，生产N95口罩、外科口罩和护理口罩。
这个时间点，比疫情信息披露早十天，大多数国人及地方政府都不清楚疫情蔓延情况。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间点，距离春节假期还有10多天的时间，工人尚未返乡休假。
1月20日，疫情信息披露后，稳健医疗决定嘉鱼和崇阳两家子公司生产防护产品的车间全员春节不休假，全力生产防护服、手术衣、酒精片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距离春节假期只有三天，大部分制造工厂、供应商都已休假，工人陆续返乡。稳健医疗之所以还能够在春节期间坚持生产，是因为其在1月10日甚至更早就做出了预判。
从稳健医疗披露的信息来看，从2019年12月20日开始，公司就开始加紧组织口罩生产和发货，车间不休假，全力赶工。
该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12月20日到2020年1月26日，稳健医疗共向社会供应了1.089亿只口罩、11.47万件防护服（可能还有部分存货），平均每天的口罩供货是286万只。
若最开始疫情信息及时公开，中国口罩及医疗生产企业像稳健医疗一样，增加产能，停止休假，赶工生产，相信口罩、防护服等关键防护物资可以得到很大缓解。
中国是世界口罩生产第一大国，最大产能每天超过2000万只。若按日产2000万只的产能计算，在疫情信息披露前的黄金一个月，企业可向市场供应6亿只口罩，这还不包括增加产能及增加进口量。
很多人疑惑，这家企业是如何得知疫情信息并开启这波神操作的。有人猜测，稳健医疗获得“内部消息”；有人认为，这是稳健医疗一次赌博式的操作，只是正好赌对了。
在这黄金的一个月里，若疫情信息持续公开，任何一家企业都无需从“内部”获得消息，无需承担“内部信息”成本；也无需赌博式操作（与正常的经营风险有别），无故增加经营风险；产能自然可以大幅度增加，对控制疫情蔓延会起到关键作用。
很可惜，我们错过了这黄金的一个月。所以，这次疫情的深刻教训是，信息失真，导致市场失灵，进而导致灾难性后果。
这次市场失灵，是一个教科书般的案例。
第二阶段，政府接管：2020年1月20至2月9日（暂定），疫情信息披露，全国性战“疫”，武汉及多地封城，延长春节假期，推迟企业复工时间。
市场失灵后，战“疫”彻底进入政府接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封城措施对疫情的传播起到重要的隔离作用。
不过，第一阶段市场失灵的严重后果，给政府接管时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首先是500万武汉市民流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疫情随之大面积蔓延，被感染人数持续增加；其次是医疗物资严重紧缺，尤其是口罩、防护服以及极为关键的试剂盒；最后是国人出现恐慌性抢购，导致物价上涨，部分商品紧缺。
在政府接管的20天里，大部分国人及企业什么都做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宅在家里，静静等待政府宣布战“疫”的伟大胜利。
事实上，这20天极为关键。根据专家说法，患者一般在14天内可暴露病情。若此判断有效，20天的接管期内基本上可以确认患病对象及人数。政府需要时时追踪、监测这数几万名密切接触者（数量还会增加）。
理论上，病情暴露天数，在政府管控日期之内，但是需要注意三个潜在威胁：
一是二次传播导致二次感染者数量增加，二次感染者的病情可能在2月9日后爆发；
二是病毒变异，无明显症状感染者数量增加，增加传染风险和防控难度；
三是初八初九将迎来一次返程高峰期，这波高峰期不排除存在潜伏期患者的返程流动。
若在这20天疫情未能完全控制，感染人数没有迎来拐点，第三阶段便极为被动，被动的不仅仅是疫情，还有经济。
第三阶段：市场恢复：2020年2月9日（暂定）之后，在疫情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大规模返程复工，快速恢复生产，重新让市场发挥作用。
这里做两个假设：
假设在第二阶段，主要是未来十天，疫情迎来拐点，疫情扩散可得到有效遏止，那么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是可控的，不会引发系统性危机。
可以预见的是，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会比较难看，GDP下滑，CPI上扬，第三产业尤其是零售、餐饮、旅游、影视、航空及娱乐业遭受重创。2003年第三产业仅占GDP的32%，如今达到了54%。这次，第三产业的损失定然拉低经济增速。
同时，在接管阶段，多地封城，阻隔了市场，物流、人流、资本流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导致了经济福利损失（无奈之举）。
但是，正月十六后，企业在疫情可控的前提下顺利复工复产，市场会逐渐恢复，需求也会增加，甚至会出现报复性消费，一定程度上可以烫平这一疫情带来的经济波动。
不可否认的是，这次疫情如战争，造成了直接的经济净损失。因为疫情创造的需求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假设在未来十天，疫情无法得到有效遏止，那么，中国经济遭遇的困难将不容低估，甚至要考虑系统性风险。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纠结于未来十天？
因为如果未来十天疫情没能迎来拐点，说明可能存在五种情况：
一是专家所言的“患者一般在14天内可暴露病情”失效；
二是第一波返程高峰引发二次传播、二次感染；
三是无症状患者增加；
四是病毒变异；
五是世界卫生组织可能将中国列入疫情国。
这类传染病，防大于治。至今，我们很少听到专家说怎么治疗，都是告诉我们怎么防御，怎么切断传染，目前还没有特效药。
所以，以上不管哪种情况，只要疫情在未来十天没能得到有效遏止，防控难度都会加大，防控周期可能拉长，但是经济系统，尤其是中小企业，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最艰难时期
“灰犀牛”冲击经济循环
这次疫情，很容易让人忽视中国经济所处的宏观背景。
有些人拿非典时期的经济状况相比较，得出相对乐观的结论。但是，中国当前所处的宏观背景与非典时期是完全不同的。
非典时期，经济处于强大的上升周期，当时中国刚刚加入WTO，国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中国外贸出口扶摇直上，制造业突飞猛进，城市化一日千里，房地产、股票市场水涨船高，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彻底释放。这波景气周期，很快烫平了非典带来的2%左右（2003年第二季度）的GDP损失，此后经济规模及增速一年一个台阶。
如今中国面临的宏观环境完全不同，下面，我们看看这次疫情对宏观基本面可能造成的脉冲。
国内来说，中国经济增速在2010年左右出现拐点，之后持续下行，到2019年GDP增速降至6.1%。去年底，经济学界在争论2020年经济增速是否“保六”的问题。
非典时期处于上行周期，当年GDP增速达10%；如今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GDP增速在6%左右徘徊。这次疫情对经济增速的打击在短期内应该是明显的。
经济下行的同时，还要关注CPI。
受非洲猪瘟影响，2019年下半年CPI快速上涨，在11月、12月已达4.5%。其中，猪肉、羊肉、牛肉价格上涨幅度大，食品价格上涨明显。
春节期间，受春节及疫情防控叠加影响，物价延续上涨态势，其中食品价格上涨明显，今年1月的CPI数据将比较难看。
假如未来十天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企业延期复工，产能恢复难度将大增，春节期间的物资储备将耗尽，大概率出现供应紧张局面。届时，物价上涨将不可避免，将直接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国人财富遭遇损失。（注意，以下分析的假设是，未来十天内疫情未出现拐点）
经济下行与物价上涨叠加，构成了滞涨风险。我们需要谨防，这次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脉冲——滞涨风险。
去年，一位经济学家说拿掉猪肉便是通缩，引发了经济学界的争议。这位经济学家犯了一个经济学的常识性错误，即传递效应。猪肉价格上涨会引发替代品，如牛肉、羊肉及其它食品价格上涨。经济是一个动态的流动的网络系统，不能单独将猪肉拿出来看问题。
但其实，我理解，这位经济学家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其实想说的是，经济形势严峻，不要因为猪肉涨价而掩盖了“通缩”事实。
这其实是一个表达上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一种观点是用通缩来表达经济衰退，或者说通缩是经济衰退的货币表现。这种表达方式容易导致认知混乱。
其实，准确的理解是滞涨，即CPI上涨，物价上涨，表现为通胀；PPI下跌，投资和产能缩减，表现为衰退。
滞涨，是一种令人头疼的经济问题。任何扩张性或紧缩性的政策，都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加重危机。中国长期以来依赖于扩张性政策，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我们最需要避免的便是经济滞涨。但是，长久的凯恩斯式经济政策往往是滞涨危机的根源。
在滞涨基本面下，两大螺旋——通胀螺旋、债务螺旋，可能冲击正常的经济循环，带来经济衰退甚至萧条。
一是通胀螺旋。
什么叫通胀螺旋？
之前有一个经典的段子：米粉店老板涨价，客人问米粉为啥涨价？老板解释说，猪肉涨价了，成本增加了。走到隔壁发现理发店也涨价了，老板解释说，我要去隔壁吃猪杂米粉，我的生活成本增加了。
客人回到公司要求老板涨工资，因为吃米粉、理发的生活成本增加了。公司老板提高了产品价格，因为用工成本增加了……
如此反复循环，构成通胀螺旋。一项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会引发替代品及下游产品的价格上涨，从而波及整个经济面，并引发价格螺旋式上升。
但是，这种局面并不是无解，只要供给增加，比如猪肉在今年内产能恢复，价格则会自动平抑，自然可瓦解通胀螺旋。
通胀螺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按照弗里德曼“通胀是货币现象”的主张，造成通胀螺旋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货币发行过多。这才是风险所在。
抗战期间，中国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是亲身经历者，他后来写了一本书《通胀螺旋》回顾了这段历史。他认为，为了抗战不得不大规模发行货币，引发了不可逆的通胀螺旋，而河南旱灾及大饥荒不过是导火索。
如果未来十天战“疫”未取得关键性胜利，那么节后恢复产能将非常被动。我们需要警惕，这次疫情导致产能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可能引燃“货币之火”（如1970年代美国滞涨危机中，石油紧缺不过是导火索），进一步触发通胀螺旋。
为什么石油、食品等短缺可能引燃“货币之火”？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物价上涨时，人们手上的货币贬值，纷纷开始寻求避险商品及资产。比如，疫情期间，人们担心短缺或物价上涨，恐慌性采购并大量囤积生活物资。有些人一次性采购了半个月的需求量。
如果物价持续上涨，人们的担心货币贬值，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商品市场、投资领域。美国滞涨期间，大量货币流入大宗商品领域。
这相当于把国人储蓄的或窖藏的钱掏出来了，这些仓皇避险的货币到处流窜进一步推高了通胀。
二是当物价上涨时，货币贬值，人们更可能会加大借贷，加剧货币流通及通货膨胀。
为什么？
因为当通胀发生时，对负债方是有利于的，负债方相当于“借多还少”（货币贬值）。人们更倾向于将货币花出去，甚至借款消费或投资，以换取更“值钱”的商品和资产。
美国滞涨期间就发生这种情况，商业银行的信贷越供应越紧缺，很多人扩张信贷消费和投资。2019年，我们努力避免非洲猪瘟成为通胀螺旋的导火索。2020年，更要避免新型肺炎演变为通胀螺旋的导火索。
二是债务螺旋。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并不是需求层面，而是供给层面。毕竟，供给创造财富（参考萨伊定律，注意容易误解）。当然供给也创造危机，如货币供给过多，技术创新不足。
这次疫情是黑天鹅与灰犀牛的结合体，属于“灰天鹅”或叫“黑犀牛”。因信息失真导致市场失灵，这只灰犀牛突然演变为黑天鹅。目前，我们已经历了黑天鹅的突然袭击。
接下来，尤其是节后，经济系统将接受灰犀牛的势能冲击。我们需要防止经济循环的断裂，尤其是现金流和供应链的断裂。
最容易引发危机的是现金流断裂，触发债务螺旋。
债务螺旋是，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提出来的。这位曾经最富有的经济学家在大萧条时破产，后半生一直被债务与疾病折磨。
费雪根据自身经历及学识，在最糟糕时期撰写了《繁荣与萧条》（1932年），创造性地提出了债务螺旋的力量，很好地解释了大萧条的成因，即经济系统为何会断裂，市场为何无法自愈。（参考《繁荣与萧条》费雪）
债务螺旋，是一种越是去杠杆、杠杆率越高的现象。
简单理解就是，负债累累的你，面对经济下行、现金流紧张，试图甩卖资产或存货以清偿债务；怎料，资产或存货甩卖引发资产或商品价格下跌、银行授信额度下跌；价格下跌导致利润下降，授信额度下降导致银行抽贷、贷款下降，甚至引发供应商及合作伙伴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危机。
过去十多年，中国企业及家庭负债率不断上升。融资难、融资贵，一直困扰着中国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脆弱性及负债问题已引发一定的风险。
2018年，中国强力去杠杆，部分企业便遭遇债务螺旋，商业银行抽贷，供应商追讨货款，杠杆越去越多。海航等个别企业至今还在甩卖资产试图度过债务危机。
2019年，中国叫停了各项社保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的决定。这也是考虑到中小企业的脆弱性。
这次，企业可能承受三波经营压力：
第一波是疫情期间，餐饮、旅游、娱乐场所等关门歇业，无营收，面临支付工资、租金的压力。
第二波是假期延长期间以及严禁复工期间，大部分企业及工厂都无法开业复工，无营收，面临支付工资、租金、利息、交货及现金流的压力。
第三波是正月十六后，这才是真正的冲击。
假如疫情未迎来拐点，企业复工将进退两难，未能及时复工的企业面临支付工资、租金、利息、交货、现金流压力，以及客户流失的问题。
及时复工的企业也可能面临招工难的问题。如今的劳动力市场，不再是非典时期的人口红利时代，招工难可能导致企业产能恢复困难、交货推迟、客户流失。
所以，产能若不及时恢复，最终加剧企业现金流枯竭及负债率上升。一旦企业大面积陷入债务螺旋，整个经济系统将遭遇重创。
有些企业会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比如违规提前开业，变相降低工资，裁员等等。去年开始，中国就高度关注失业问题。事实上，失业率上升是经济滞涨的重要特征。
企业倒闭、变相降低工资或裁员，都将降低家庭收入和消费需求，还可能加剧家庭债务（房贷压力），从而打破经济的正循环。
为什么要如此深入分析问题？原因是通胀螺旋和债务螺旋是滞涨内在机理，前者揭示物价上涨、国民财富缩水，后者揭示市场崩溃、经济衰退。
如此，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我们既要防止疫情触发通胀螺旋的阈值——复产困难，供应紧缺，引发“货币之火”，又要防止触发债务螺旋的阈值——复产困难，现金流枯竭，债务攀升，从而避免可怕的滞涨危机。
最关键时期
“开山斧”改革经济体系
我衷心希望，未来十天，中国政府能够顶住返程压力，控制住疫情扩散，疫情能够迎来拐点。
同时，我们也需要做最坏打算，做好多套预警方案。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远没有见顶，建议分三个阶段施政：
第一阶段，迎接返程复工复产。
未来十天，各地陆陆续续将迎来返程车流、人流。这期间，防止疫情传播极为重要。既要把好入城关，也要积极促进企业复产。
交通部要求，各地不得采取封闭高速公路、阻断国省干线公路等措施，保障春运期间公路基本通行顺畅；不得简单采取堆填、挖断等硬隔离方式，阻碍农村公路交通。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顺利返程、促进企业复工复产。这也侧面反应，企业恢复供应的紧迫性。
第二阶段，补贴，减税，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
不管未来十天，战“疫”能否取得实质性胜利，政府都需要给予企业实质性的补贴，大规模减税降费以支持企业度过难关。
有些人说，企业负担最重，承担了员工工资，应该要求业主减免房租，让有钱的“地主”来承担一部分。
这种想法不具有可行性，更违背了经济规律。意识形态和“劫富济贫”的思维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市场是一组组私人契约的集合，“上帝之手”的调配都会破坏竞争规则，于他人不公。
这种情况下，真正勇于担当的应该是政府。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向市场让利，向国人让利，对企业进行补贴，大规模减税降费。若不是人为导致的市场失灵，让企业及家庭承受如此巨大的经济压力，我并不主张政府直接补贴企业。
具体操作时要顾及执行的成本以及公平性。具体建议如下：
一、国有商业银行降低已有家庭及企业的贷款利息率，降低家庭房贷及企业贷款的还贷压力（注意控制金融风险）；
二、政府动用财政直接补贴社保，降低企业社保成本（确定时间范围）；
三、对企业实施大规模实质性的减税降费，对影视、旅游等特定行业可定向退税。
可能有人担心，此举可能推高政府负债率。目前，中央层面的负债率不算太高，财政赤字率可考虑在3%以上。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偏高，主要是地方城投领域。但是，地方政府还有大量可盘活的国有资产，若将国有资产盘活、高效使用，可大大降低债务压力。
另外，这些年央企及国企利润大户，尤其是商业银行、烟草、电网、石油、国有房地产等，它们需要更大幅度地划拨资产充实社保，上缴利润支持国民经济解困。值得注意的是，需要防止个别国企刻意提高员工工资、发放巨额奖金、顶格购买社保和公积金，采用各种方法做小利润，以降低上缴税金及利润金额。
总之，国难当头，政府担当，国企出钱，国民解困。
第三阶段，降低刺激性经济政策，大刀阔斧改革经济体系。
当前，我们最不能忽略的一大宏观经济背景，那就是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我们要关注，中美贸易摩擦与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叠加影响。
这两者如何相互影响？
今年初，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这个协议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及改革推进是利好的，但短期内若改革未及时跟进，民营经济的承压可能加大。
比如说，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充足，部分产业转移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家。珠三角一些企业面临内迁还是出海的两难选择。
若这次疫情没能有效控制，企业复工复产困难，招工用工成本增加，很可能出现交货违约、价格上涨及质量不稳定等问题，那么国际订单流失的可能性将大增。
事实上，国际订单转移到他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如今一两个月无法供货，客户关系则很难维系。越南、柬埔寨的工厂，一些也是内地及台湾转移过去的，他们承接这边流失订单的更可能性大。
另外，若未来十天疫情未得到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列入疫情国的可能性加大。如此，国际市场将对疫区实行旅行及部分贸易限制，如此中国出口制造企业将遭受重击。
我下面说深层次的交叉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涉及范围广泛，双方就市场开发达成了许多共识，这将推动中国非竞争领域开放等改革。
预计，春节后，更可能是疫情缓解后，中美将立即启动第二阶段的经贸谈判。可以预测，第二阶段的经贸谈判将更加复杂与严峻，其中不少将涉及第一阶段已达成共识的结构性改革——具体细节及执行方案。
所以，2020年，中美经贸谈判的核心应该是结构性改革。
二、随着中美贸易谈判深入及金融市场开放，中国实施刺激性增长的空间缩小。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财政、货币、产业、汇率及金融政策的组合拳。但是，随着中国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逐渐融入国际市场，扩张性政策的施政空间越来越小。
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提出稳屋价、稳地价、稳预期的政策方向，而且谨防信贷流入房地产，目的之一就是防止金融市场开放触发资产泡沫风险。
刺激性政策与改革性政策往往存在对立性，刺激带来的短期增长往往阻碍了迫切的改革，加剧了问题的严峻性。
总结起来，2020年，中美贸易谈判及金融开放，正在倒逼国内减少刺激性政策，加强结构性改革。但是，过去有些改革一直拖而不决，遭遇巨大阻力。
如今，中国经济遭遇这次疫情打击，何不趁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之机，行共赴国难、助企富民之实，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一举铲除改革阻力，对经济系统实施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
更何况，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下行的压力，有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三大因素。中央也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触动灵魂的改革。
比如说，这次国难当前，央企及国有企业必须更有作为，需要大力向市场、民企、国民输血，支持国民经济度过难关。何不借此机会，主动先向国内开放非竞争性市场，倒逼国企提升竞争力，削弱行政性垄断利润，让民营企业在竞争中获利。
比如说，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问题长期存在，这次民企亟需银行输血。何不借此机会，启动制度性改革，破除体制障碍，改革资本市场二元结构，打通资金通道，让信贷流向民营企业。
比如说，不少地方政府依赖于房地产经济，存在保屋价、保增长的政策。何不借此机会，掐住货币大规模供应的闸门，倒逼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将政府财政收入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税收增收上。
比如说，过去经济增长依赖于宽松政策支持下的基建投资。何不借此机会，减少无效、低效的基建投资，将节省的预算投放到社会民生、教育科研、公共卫生、减税降费降社保上，以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科技创新力，提升医疗技术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疫情。
所以，不论是中美贸易、金融开放、顶层设计，还是抗击疫情、恢复经济、救助中小企业，都共同指向结构性改革。
需要提防的是，宣布伟大胜利后，反而强化了对市场的不信任以及对举国体制的依赖；此后，再以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之名，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搞低效基建投资，放松房地产调控，刺激房地产保增长，如此，将加剧滞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