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6月30日，滴滴在美股上市，沒有宣傳，也沒有敲鐘，低調得有些不同尋常。
7月1日，舉國歡慶百年華誕，沒有什麼關於滴滴的消息。
7月2日，中國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宣布對滴滴啟動安全審查。
公告稱，審查的目的是“防範國家數據安全風險，維護國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並且，為了防範風險擴大，禁止了滴滴註冊新用戶的功能。
7月4日，網信辦發布通報稱，經檢測核實，滴滴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個人信息問題，通知應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並要求滴滴進行整改。
在監管的鐵拳之下，滴滴的股價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從最高點的18.01跌到了周四收盤時的11.21）。
從鐵拳三連的節奏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監管部門的態度之堅決。
其實我第一時間就聽到了一些小道，說滴滴上市之前，監管部門曾要求滴滴不要急於在美股上市。
畢竟有螞蟻這個前車之鑒在，我想國內的互聯網企業再怎麼也該吸取教訓了，不至於頭鐵到非和監管部門對着干。
然而，後續的一系列報道表明，是我高估了滴滴的覺悟，也低估了資本闖關的決心。
無論是國內媒體還是境外媒體，他們的報道都指向了一點——滴滴是真的頭鐵。
在《晚點LatePost》的一篇報道中，引用了相關人士的說法：
“滴滴等數家公司 4、5 月在籌備美股 IPO 期間已經和監管進行溝通。其它公司決定暫緩上市，但滴滴選擇在北京時間 6 月 30 日晚間低調 IPO，不敲鐘、不接受採訪，以發行區間的高點拿到 44 億美元。”
儘管中國網絡安全監管機構擔心（滴滴赴美上市之後引起的數據安全問題），但在回報股東的壓力下，網約車巨頭仍繼續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據一位接近該公司的人士透露，該公司最終決定進行 IPO，因為它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投資者要求巨額支出的壓力。
而《聯合早報》則援引港媒的說法稱，滴滴是“先斬後奏”，特意選擇百年黨慶之際赴美上市，以為可以落袋為安。
這些報道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滴滴就是在頂風作案，而這麼做的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是為了回報股東。
滴滴的網約車上都安裝有“滴滴桔視記錄儀”，記錄儀會同時記錄車內和車外的情況。
這對於保護乘客和司機的安全，以及倒查行車過程中的各種糾紛，還是非常有用的。
它同時會讓滴滴獲取中國的城市交通、道路橋樑建築分布以及山川地貌等關鍵信息。
這些信息一旦泄露到美國，就相當於幫助美國打開了“戰爭迷霧”，可以成為美國導彈精確打擊中國的高精度地圖。
滴滴的《個人信息保護及隱私政策》會變相強制收集大量私人信息，包括手機號、身份證號、面部特徵、常用地址、銀行卡號等等。
試想一下，如果美國的情報機構通過數據分析發現，中國的某些國家工作人員經常出入不當場所，或者頻繁往返於某家醫院，是不是就可以考慮：
這個人是不是違反黨紀黨規了，這個人是不是家裡有人生病缺錢了？
那麼這些人就可以被大數據篩選出來，然後成為境外間諜實施策反的潛在目標群體。
有些人可能在和平環境下生活久了，覺得這個年代國內哪裡還有什麼間諜？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光是在2010-2012年期間，中國政府就挖出了至少十名CIA的線人。
甚至連大學生都有可能被策反，成為境外間諜獲取中國軍事情報的工具。
以上兩點還只是我粗略考慮時想到的，一旦滴滴的數據落入到外國勢力手裡，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恐怕遠不止如此。
前幾天網上一度流傳着一個說法，說滴滴已經把大數據打包遞交給了美國。
我個人倒是覺得，滴滴的掌舵者再蠢也不至於故意把敏感數據泄露給美國。
早在2009年的時候，中國證監會就聯合多部門發布了《關於加強在境外發行證券與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工作的規定》，要求境外上市企業的審計工作底稿不得出境（審計底稿是企業運營過程中的各種原始檔案，包括內部文件、會議記錄、工作流程、數據表格、收貨單據等等）：
“在境外發行證券與上市過程中，提供相關證券服務的證券公司、證券服務機構在境內形成的工作底稿等檔案應當存放在境內。”
雙方監管要求上的衝突，一度導致中國企業暫停赴美上市。
對於華爾街的資本來說，通過投資中國的優秀企業，成功上市後可獲得成百上千倍的回報。
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初創時期缺乏資金，通過募集境外資本，可以幫助企業快速發展。
而這些企業發展起來以後，又會帶動國內的稅收和就業。
在雙贏的前景之下，2013年，中美宣布開展會計審計跨境執法合作，中國企業依舊不需提供審計底稿，但如果美國有需要，可以和中國的監管部門協商獲取相關資料。
美國政府從貿易、金融、科技等多個維度發起了對中國的遏制。
2019年，美國開始討論《外國公司問責任法》（HFCAA），該法案要求在美上市的外國公司必須提供審計底稿，以便交叉驗證審計報告的真實性；如果連續三年都不提供（或提供的資料不被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認可），將被強制退市。
而去年瑞幸的財務造假事件，無疑是給美國的監管部門提供了更為充分的理由。
2020年底，《外國公司問責任法》在美國參眾兩院順利獲得了通過。
這也是為什麼一些原本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這兩年又回到香港或者內地進行二次上市。
在遵守美國監管規則還是遵守中國監管規則的選擇中，這些企業已經做好了準備。
所以從這一點來看，滴滴在這個時間節點選擇赴美上市，絕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而一旦你提供了審計底稿，又如何確保美國的監管部門真的只是把資料用於審計，而不是竊取企業的機密？
“中國網絡安全監管部門尤其擔心的是美國的一項標準要求——擬在美國上市的公司要向SEC披露“重大合同”，即相關公司的主要廠商和供應商的信息。”
因為這些合同會暴露滴滴服務器的品牌、型號、操作系統以及網絡服務供應商。
如果滴滴採用的是外國供應商的商品和網絡服務，不排除美國政府直接要求相關企業提供後門來竊取滴滴數據的可能。
美國的情報系統非常發達，發達到可以策反別國的情報部門。
在2012年至2014年期間，美國國家安全局利用與丹麥情報部門的合作夥伴關係，針對瑞典、挪威、法國和德國的高級官員進行了間諜活動，其中就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
更讓我目瞪口呆的是，丹麥的情報機構竟然一直在協助美國監聽自家的政府。
而滴滴的董事會成員中（蘋果入股時安插進來的），就有一人具有美國軍方背景，而且還曾是一名陸軍情報官員。
滴滴這麼大一家公司，在赴美上市之前這些問題會沒考慮到嗎？
至於原因，文章開頭已經說了，國內外媒體的報道都指向一點——滴滴是為了回報股東。
自2012年成立以來，滴滴累計融資23次，募集資金超過1500億。
根據滴滴的招股說明書，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滴滴的凈虧損分別為150億元人民幣、97億元人民幣和106億元人民幣。
一直到2020年為止，滴滴都一直在虧損，而且虧得比上一年還多。
在盈利遙遙無期的情況下，趕緊讓公司上市、套錢，成為了對資本而言最有利的選擇。
2020年10月8日，滴滴的競爭對手——嘀嗒出行曾向港交所遞交招股書，結果卻未能如願。
這也意味着，滴滴這是把股東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
作為一家中國互聯網巨頭，做出這樣的選擇，實在是令人心寒。
2016年，商務部在新聞發布會上曾表示，滴滴和優步合併之前，並未向商務部申報，需依法承擔責任。
2018年，廣東省交通廳曾公開表示，滴滴一直拒絕數據接入和接受監管。
因為就在滴滴遭到調查的幾天後，運滿滿、貨車幫以及Boss直聘同樣遭到了網信辦的安全審查。
但我認為還存在一種可能——是滴滴的所作所為，改變了監管的態度。
有些部門可能更偏向於支持企業的發展，有些部門可能更側重於安全風險的防範。
但滴滴事件的發生，無異於是在提醒各監管部門，不要高估了企業的覺悟，也不要低估了資本闖關的決心。
為了利益，有些企業真的會鋌而走險，置國家安全於不顧。
如果這種推測為真，那滴滴就是憑着一己之力，打破了監管和企業之間的默契。
事實上，在滴滴的後面，還有諸多拿了華爾街資本的中國互聯網公司排着隊等着赴美上市。
這其中就包括一些同樣也非常敏感的企業（具體就不點名了）。
不要試圖以犧牲國家利益（危及國家安全）的方式，去滿足資本的慾望。
作為一家中國企業，在國家利益和股東利益之間，千萬不要站錯了隊。
最後，滴滴的問題不僅牽扯到國家安全，還涉及到反壟斷。
2016年，滴滴收購優步之後，監管部門就啟動了對滴滴的反壟斷調查，可惜的是，直到滴滴都已經赴美上市了，反壟斷調查依然未有結果。
這其實反映了一個問題，就是過去的這些年，國家對互聯網企業的監管，其實是相當寬鬆的。
這種寬鬆的環境幫助中國企業快速做大，但隨之而來的，是一些企業的膽子也越來越大。
前有螞蟻，後有滴滴，這兩場風波，想必已引起了監管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