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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滴滴在美股上市,没有宣传,也没有敲钟,低调得有些不同寻常。
7月1日,举国欢庆百年华诞,没有什么关于滴滴的消息。
7月2日,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宣布对滴滴启动安全审查。
公告称,审查的目的是“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并且,为了防范风险扩大,禁止了滴滴注册新用户的功能。
7月4日,网信办发布通报称,经检测核实,滴滴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问题,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并要求滴滴进行整改。
在监管的铁拳之下,滴滴的股价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从最高点的18.01跌到了周四收盘时的11.21)。
从铁拳三连的节奏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监管部门的态度之坚决。
其实我第一时间就听到了一些小道,说滴滴上市之前,监管部门曾要求滴滴不要急于在美股上市。
毕竟有蚂蚁这个前车之鉴在,我想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再怎么也该吸取教训了,不至于头铁到非和监管部门对着干。
然而,后续的一系列报道表明,是我高估了滴滴的觉悟,也低估了资本闯关的决心。
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境外媒体,他们的报道都指向了一点——滴滴是真的头铁。
在《晚点LatePost》的一篇报道中,引用了相关人士的说法:
“滴滴等数家公司 4、5 月在筹备美股 IPO 期间已经和监管进行沟通。其它公司决定暂缓上市,但滴滴选择在北京时间 6 月 30 日晚间低调 IPO,不敲钟、不接受采访,以发行区间的高点拿到 44 亿美元。”
尽管中国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担心(滴滴赴美上市之后引起的数据安全问题),但在回报股东的压力下,网约车巨头仍继续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据一位接近该公司的人士透露,该公司最终决定进行 IPO,因为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投资者要求巨额支出的压力。
而《联合早报》则援引港媒的说法称,滴滴是“先斩后奏”,特意选择百年党庆之际赴美上市,以为可以落袋为安。
这些报道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滴滴就是在顶风作案,而这么做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为了回报股东。
滴滴的网约车上都安装有“滴滴桔视记录仪”,记录仪会同时记录车内和车外的情况。
这对于保护乘客和司机的安全,以及倒查行车过程中的各种纠纷,还是非常有用的。
它同时会让滴滴获取中国的城市交通、道路桥梁建筑分布以及山川地貌等关键信息。
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到美国,就相当于帮助美国打开了“战争迷雾”,可以成为美国导弹精确打击中国的高精度地图。
滴滴的《个人信息保护及隐私政策》会变相强制收集大量私人信息,包括手机号、身份证号、面部特征、常用地址、银行卡号等等。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情报机构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的某些国家工作人员经常出入不当场所,或者频繁往返于某家医院,是不是就可以考虑:
这个人是不是违反党纪党规了,这个人是不是家里有人生病缺钱了?
那么这些人就可以被大数据筛选出来,然后成为境外间谍实施策反的潜在目标群体。
有些人可能在和平环境下生活久了,觉得这个年代国内哪里还有什么间谍?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光是在2010-2012年期间,中国政府就挖出了至少十名CIA的线人。
甚至连大学生都有可能被策反,成为境外间谍获取中国军事情报的工具。
以上两点还只是我粗略考虑时想到的,一旦滴滴的数据落入到外国势力手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恐怕远不止如此。
前几天网上一度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滴滴已经把大数据打包递交给了美国。
我个人倒是觉得,滴滴的掌舵者再蠢也不至于故意把敏感数据泄露给美国。
早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证监会就联合多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要求境外上市企业的审计工作底稿不得出境(审计底稿是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各种原始档案,包括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工作流程、数据表格、收货单据等等):
“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过程中,提供相关证券服务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在境内形成的工作底稿等档案应当存放在境内。”
双方监管要求上的冲突,一度导致中国企业暂停赴美上市。
对于华尔街的资本来说,通过投资中国的优秀企业,成功上市后可获得成百上千倍的回报。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初创时期缺乏资金,通过募集境外资本,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而这些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又会带动国内的税收和就业。
在双赢的前景之下,2013年,中美宣布开展会计审计跨境执法合作,中国企业依旧不需提供审计底稿,但如果美国有需要,可以和中国的监管部门协商获取相关资料。
美国政府从贸易、金融、科技等多个维度发起了对中国的遏制。
2019年,美国开始讨论《外国公司问责任法》(HFCAA),该法案要求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提供审计底稿,以便交叉验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如果连续三年都不提供(或提供的资料不被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认可),将被强制退市。
而去年瑞幸的财务造假事件,无疑是给美国的监管部门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由。
2020年底,《外国公司问责任法》在美国参众两院顺利获得了通过。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原本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这两年又回到香港或者内地进行二次上市。
在遵守美国监管规则还是遵守中国监管规则的选择中,这些企业已经做好了准备。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滴滴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赴美上市,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一旦你提供了审计底稿,又如何确保美国的监管部门真的只是把资料用于审计,而不是窃取企业的机密?
“中国网络安全监管部门尤其担心的是美国的一项标准要求——拟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要向SEC披露“重大合同”,即相关公司的主要厂商和供应商的信息。”
因为这些合同会暴露滴滴服务器的品牌、型号、操作系统以及网络服务供应商。
如果滴滴采用的是外国供应商的商品和网络服务,不排除美国政府直接要求相关企业提供后门来窃取滴滴数据的可能。
美国的情报系统非常发达,发达到可以策反别国的情报部门。
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针对瑞典、挪威、法国和德国的高级官员进行了间谍活动,其中就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
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丹麦的情报机构竟然一直在协助美国监听自家的政府。
而滴滴的董事会成员中(苹果入股时安插进来的),就有一人具有美国军方背景,而且还曾是一名陆军情报官员。
滴滴这么大一家公司,在赴美上市之前这些问题会没考虑到吗?
至于原因,文章开头已经说了,国内外媒体的报道都指向一点——滴滴是为了回报股东。
自2012年成立以来,滴滴累计融资23次,募集资金超过1500亿。
根据滴滴的招股说明书,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滴滴的净亏损分别为150亿元人民币、97亿元人民币和106亿元人民币。
一直到2020年为止,滴滴都一直在亏损,而且亏得比上一年还多。
在盈利遥遥无期的情况下,赶紧让公司上市、套钱,成为了对资本而言最有利的选择。
2020年10月8日,滴滴的竞争对手——嘀嗒出行曾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结果却未能如愿。
这也意味着,滴滴这是把股东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作为一家中国互联网巨头,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在是令人心寒。
2016年,商务部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滴滴和优步合并之前,并未向商务部申报,需依法承担责任。
2018年,广东省交通厅曾公开表示,滴滴一直拒绝数据接入和接受监管。
因为就在滴滴遭到调查的几天后,运满满、货车帮以及Boss直聘同样遭到了网信办的安全审查。
但我认为还存在一种可能——是滴滴的所作所为,改变了监管的态度。
有些部门可能更偏向于支持企业的发展,有些部门可能更侧重于安全风险的防范。
但滴滴事件的发生,无异于是在提醒各监管部门,不要高估了企业的觉悟,也不要低估了资本闯关的决心。
为了利益,有些企业真的会铤而走险,置国家安全于不顾。
如果这种推测为真,那滴滴就是凭着一己之力,打破了监管和企业之间的默契。
事实上,在滴滴的后面,还有诸多拿了华尔街资本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排着队等着赴美上市。
这其中就包括一些同样也非常敏感的企业(具体就不点名了)。
不要试图以牺牲国家利益(危及国家安全)的方式,去满足资本的欲望。
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在国家利益和股东利益之间,千万不要站错了队。
最后,滴滴的问题不仅牵扯到国家安全,还涉及到反垄断。
2016年,滴滴收购优步之后,监管部门就启动了对滴滴的反垄断调查,可惜的是,直到滴滴都已经赴美上市了,反垄断调查依然未有结果。
这其实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这些年,国家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其实是相当宽松的。
这种宽松的环境帮助中国企业快速做大,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企业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前有蚂蚁,后有滴滴,这两场风波,想必已引起了监管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