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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滴滴在美股上市，没有宣传，也没有敲钟，低调得有些不同寻常。
7月1日，举国欢庆百年华诞，没有什么关于滴滴的消息。
7月2日，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宣布对滴滴启动安全审查。
公告称，审查的目的是“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并且，为了防范风险扩大，禁止了滴滴注册新用户的功能。
7月4日，网信办发布通报称，经检测核实，滴滴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问题，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并要求滴滴进行整改。
在监管的铁拳之下，滴滴的股价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从最高点的18.01跌到了周四收盘时的11.21）。
从铁拳三连的节奏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监管部门的态度之坚决。
其实我第一时间就听到了一些小道，说滴滴上市之前，监管部门曾要求滴滴不要急于在美股上市。
毕竟有蚂蚁这个前车之鉴在，我想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再怎么也该吸取教训了，不至于头铁到非和监管部门对着干。
然而，后续的一系列报道表明，是我高估了滴滴的觉悟，也低估了资本闯关的决心。
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境外媒体，他们的报道都指向了一点——滴滴是真的头铁。
在《晚点LatePost》的一篇报道中，引用了相关人士的说法：
“滴滴等数家公司 4、5 月在筹备美股 IPO 期间已经和监管进行沟通。其它公司决定暂缓上市，但滴滴选择在北京时间 6 月 30 日晚间低调 IPO，不敲钟、不接受采访，以发行区间的高点拿到 44 亿美元。”
尽管中国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担心（滴滴赴美上市之后引起的数据安全问题），但在回报股东的压力下，网约车巨头仍继续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据一位接近该公司的人士透露，该公司最终决定进行 IPO，因为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投资者要求巨额支出的压力。
而《联合早报》则援引港媒的说法称，滴滴是“先斩后奏”，特意选择百年党庆之际赴美上市，以为可以落袋为安。
这些报道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滴滴就是在顶风作案，而这么做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为了回报股东。
滴滴的网约车上都安装有“滴滴桔视记录仪”，记录仪会同时记录车内和车外的情况。
这对于保护乘客和司机的安全，以及倒查行车过程中的各种纠纷，还是非常有用的。
它同时会让滴滴获取中国的城市交通、道路桥梁建筑分布以及山川地貌等关键信息。
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到美国，就相当于帮助美国打开了“战争迷雾”，可以成为美国导弹精确打击中国的高精度地图。
滴滴的《个人信息保护及隐私政策》会变相强制收集大量私人信息，包括手机号、身份证号、面部特征、常用地址、银行卡号等等。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情报机构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的某些国家工作人员经常出入不当场所，或者频繁往返于某家医院，是不是就可以考虑：
这个人是不是违反党纪党规了，这个人是不是家里有人生病缺钱了？
那么这些人就可以被大数据筛选出来，然后成为境外间谍实施策反的潜在目标群体。
有些人可能在和平环境下生活久了，觉得这个年代国内哪里还有什么间谍？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光是在2010-2012年期间，中国政府就挖出了至少十名CIA的线人。
甚至连大学生都有可能被策反，成为境外间谍获取中国军事情报的工具。
以上两点还只是我粗略考虑时想到的，一旦滴滴的数据落入到外国势力手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恐怕远不止如此。
前几天网上一度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滴滴已经把大数据打包递交给了美国。
我个人倒是觉得，滴滴的掌舵者再蠢也不至于故意把敏感数据泄露给美国。
早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证监会就联合多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要求境外上市企业的审计工作底稿不得出境（审计底稿是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各种原始档案，包括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工作流程、数据表格、收货单据等等）：
“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过程中，提供相关证券服务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在境内形成的工作底稿等档案应当存放在境内。”
双方监管要求上的冲突，一度导致中国企业暂停赴美上市。
对于华尔街的资本来说，通过投资中国的优秀企业，成功上市后可获得成百上千倍的回报。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初创时期缺乏资金，通过募集境外资本，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而这些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又会带动国内的税收和就业。
在双赢的前景之下，2013年，中美宣布开展会计审计跨境执法合作，中国企业依旧不需提供审计底稿，但如果美国有需要，可以和中国的监管部门协商获取相关资料。
美国政府从贸易、金融、科技等多个维度发起了对中国的遏制。
2019年，美国开始讨论《外国公司问责任法》（HFCAA），该法案要求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提供审计底稿，以便交叉验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如果连续三年都不提供（或提供的资料不被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认可），将被强制退市。
而去年瑞幸的财务造假事件，无疑是给美国的监管部门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由。
2020年底，《外国公司问责任法》在美国参众两院顺利获得了通过。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原本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这两年又回到香港或者内地进行二次上市。
在遵守美国监管规则还是遵守中国监管规则的选择中，这些企业已经做好了准备。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滴滴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赴美上市，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一旦你提供了审计底稿，又如何确保美国的监管部门真的只是把资料用于审计，而不是窃取企业的机密？
“中国网络安全监管部门尤其担心的是美国的一项标准要求——拟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要向SEC披露“重大合同”，即相关公司的主要厂商和供应商的信息。”
因为这些合同会暴露滴滴服务器的品牌、型号、操作系统以及网络服务供应商。
如果滴滴采用的是外国供应商的商品和网络服务，不排除美国政府直接要求相关企业提供后门来窃取滴滴数据的可能。
美国的情报系统非常发达，发达到可以策反别国的情报部门。
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针对瑞典、挪威、法国和德国的高级官员进行了间谍活动，其中就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
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丹麦的情报机构竟然一直在协助美国监听自家的政府。
而滴滴的董事会成员中（苹果入股时安插进来的），就有一人具有美国军方背景，而且还曾是一名陆军情报官员。
滴滴这么大一家公司，在赴美上市之前这些问题会没考虑到吗？
至于原因，文章开头已经说了，国内外媒体的报道都指向一点——滴滴是为了回报股东。
自2012年成立以来，滴滴累计融资23次，募集资金超过1500亿。
根据滴滴的招股说明书，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滴滴的净亏损分别为150亿元人民币、97亿元人民币和106亿元人民币。
一直到2020年为止，滴滴都一直在亏损，而且亏得比上一年还多。
在盈利遥遥无期的情况下，赶紧让公司上市、套钱，成为了对资本而言最有利的选择。
2020年10月8日，滴滴的竞争对手——嘀嗒出行曾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结果却未能如愿。
这也意味着，滴滴这是把股东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作为一家中国互联网巨头，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在是令人心寒。
2016年，商务部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滴滴和优步合并之前，并未向商务部申报，需依法承担责任。
2018年，广东省交通厅曾公开表示，滴滴一直拒绝数据接入和接受监管。
因为就在滴滴遭到调查的几天后，运满满、货车帮以及Boss直聘同样遭到了网信办的安全审查。
但我认为还存在一种可能——是滴滴的所作所为，改变了监管的态度。
有些部门可能更偏向于支持企业的发展，有些部门可能更侧重于安全风险的防范。
但滴滴事件的发生，无异于是在提醒各监管部门，不要高估了企业的觉悟，也不要低估了资本闯关的决心。
为了利益，有些企业真的会铤而走险，置国家安全于不顾。
如果这种推测为真，那滴滴就是凭着一己之力，打破了监管和企业之间的默契。
事实上，在滴滴的后面，还有诸多拿了华尔街资本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排着队等着赴美上市。
这其中就包括一些同样也非常敏感的企业（具体就不点名了）。
不要试图以牺牲国家利益（危及国家安全）的方式，去满足资本的欲望。
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在国家利益和股东利益之间，千万不要站错了队。
最后，滴滴的问题不仅牵扯到国家安全，还涉及到反垄断。
2016年，滴滴收购优步之后，监管部门就启动了对滴滴的反垄断调查，可惜的是，直到滴滴都已经赴美上市了，反垄断调查依然未有结果。
这其实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这些年，国家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其实是相当宽松的。
这种宽松的环境帮助中国企业快速做大，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企业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前有蚂蚁，后有滴滴，这两场风波，想必已引起了监管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