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核心觀點
一、現象：倖存者偏差。
目錄
1 統計數據背後的倖存者偏差
1.1 工業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大幅背離
1.1.1 原因一：數據擠水分
1.1.2 原因二：倖存者偏差
1.2 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嚴重分化
1.2.1 民營企業的背離遠大於國有企業
1.2.2 小微企業的背離超過大中型企業
1.3 民營企業的信貸資源與其貢獻不匹配
2.1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衝擊出口企業
2.2 經濟下行加劇融資身份歧視和流動性分層
2.3 宏觀政策疊加共振
3.1 進行重大理論創新突破，實現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促進公平競爭
3.2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3.3 加強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推動經濟平穩發展
3.4 加大改革開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正文
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強調，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經濟的「56789」：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受去產能、環保限產、金融去槓桿、稅收社保加強征繳、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流動性分層等疊加影響，2017年以來民營企業經營困難增加，遭遇融資困境、信用債違約潮、股權質押風險等。「民營經濟離場」、「新公私合營」沉渣泛起，衝擊民營企業家信心，加大經濟下行壓力。
本文旨在客觀建設性地分析當前民營企業的生存境況、原因及建議。
1 統計數據背後的倖存者偏差
即使排除統計部門的人為調整，統計數據在許多時候也可能無法準確反映客觀事實。最常見的例子就是人均收入的「被增長」，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下大部分人的收入也許並未增加，但是反映在統計數據中卻是顯著提高。
1.1 工業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大幅背離
自2017年9月起，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總額的累計同比（官方公布值）與累計值同比（計算值）之間出現了大幅背離。二者的缺口最大曾高達25個百分點，截至2019年6月依然還有近10個百分點的差距。
關於數據背離的原因，市場於2018年進行了廣泛討論，國家統計局也給出了官方解釋。簡單總結，數據背離主要來自於兩方面：一是數據擠水分，二是倖存者偏差。
1.1.1 原因一：數據擠水分
數據擠水分使得2017年9月以來的累計值大幅減少，從而導致累計值同比快速下滑。數據擠水分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的舉措：
第一，加強統計執法，對統計執法檢查中發現的不符合規模以上工業統計要求的企業進行了清理，對相關基數依規進行了修正。《統計執法監督檢查辦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二，加強數據質量管理，剔除跨地區、跨行業重複統計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開展的企業組織結構調查情況，2017年四季度開始，對企業集團（公司）跨地區、跨行業重複計算進行了剔重。
第三，「營改增」政策實施後，服務業企業改交增值稅且稅率較低，工業企業逐步將內部非工業生產經營活動剝離，轉向服務業，使工業企業財務數據有所減小。2017年10月3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廢止了《營業稅暫行條例》，並修改《增值稅暫行條例》，全面取消營業稅，調整完善增值稅徵稅範圍。
第四，根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單位全面清查結果，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調查單位進行了核實調整。2019年啟動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全面調查2018年全年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規模、布局和效益。
1.1.2 原因二：倖存者偏差
可比口徑計算下的「倖存者偏差」也會導致數據出現一定程度的背離。每年都會有部分企業達到規模標準而納入調查範圍，也會有部分企業因規模變小而退出調查範圍，還有新建投產企業、破產、注（吊）銷企業等變化。如果市場不景氣，許多企業掉落規模以下，則累計值大幅減少，累計值同比快速下滑，但是累計同比卻是根據倖存的規模以上企業按照上年同期的可比口徑計算得到，下降幅度較小，甚至可能因為行業集中度上升而出現增長。經濟形勢越嚴峻，由此導致的背離也越大。
從製造業PMI來看，2017年四季度以來，製造業景氣度持續下降，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新訂單和生產指數等均顯著回落。無論是拐點時刻還是下降趨勢，均與工業企業經營效益的數據背離相一致。
1.2 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嚴重分化
在倖存者偏差的掩蓋下，工業企業面臨的實際困境要更為嚴峻，不同的企業類型之間更是出現嚴重分化。
1.2.1 民營企業的背離遠大於國有企業
總體工業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背離的最大值為25個百分點，目前仍有近10個百分點，主要由民營企業所貢獻。
從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速來看，私營工業企業背離的最大值一度高達近35個百分點，目前仍然超過15個百分點；而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背離的最大值僅為7個百分點，且目前已基本收斂。
從利潤總額同比增速來看，私營工業企業背離的最大值一度高達40個百分點，目前仍然超過20個百分點；而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背離的最大值不到5個百分點，目前同樣基本收斂。
民營企業的背離遠超國有企業，反映出近年來民營企業面臨更為嚴峻的經營困境，也體現在二者槓桿變動的分化上。2017年四季度以來，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穩步下降，而私營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卻快速攀升，帶動總體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向上。在經濟增速相對低迷、企業投資意願不強的背景下，私營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的上升主要來自於總資產的快速收縮，源於經營效益的持續惡化。
1.2.2 小微企業的背離超過大中型企業
總體工業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背離的最大值為25個百分點，目前仍有近10個百分點；而大中型工業企業背離的最大值為22個百分點，目前在5個百分點左右。因此小微企業的背離要更大一些，其經營困境也更為嚴重。
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國有企業的背離並不顯著，最大值也僅有5個百分點左右，因此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背離同樣主要由民營企業所貢獻。即使發展成為大中型企業，民營企業的處境依然遠差於國有企業。
綜合來看，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的背離更大，反映出其所面臨的經營困境更加嚴峻。尤其是民營小微企業，在企業規模和融資身份歧視的雙重劣勢下，處境惡劣。
1.3 民營企業的信貸資源與其貢獻不匹配
民營企業佔據的信貸資源與其經濟貢獻完全不相匹配。
2018年10月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介紹，「2018年9月末，對民營企業的貸款餘額達到30.4萬億元」，占金融機構各項貸款餘額的22.8%，與2018年11月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披露的「據不完全統計，現在銀行業貸款餘額中，民營企業貸款佔25%」相一致。簡單換算一下，民營企業貸款約佔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的39%。
《2018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披露：「2018年末，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貸款餘額合計90.6萬億元。其中，國有企業貸款餘額47.7萬億元，佔比52.6%；民營企業貸款餘額42.9萬億元，佔比47.4%。」央行統計的民營企業貸款中包含了住戶部門的經營性貸款10.1萬億，因此通常意義上的民營企業貸款餘額應為32.8萬億，與銀保監會披露的數據基本一致，佔總體企業貸款餘額的40.7%。
郭樹清在2018年11月接受採訪時指出，「民營企業從銀行得到的貸款和它在經濟中的比重還不相匹配、不相適應。從長遠來看，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支持，應該契合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相應比重。」並提出「一二五」目標：新增公司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貸款不低於1/3，中小型銀行不低於2/3，爭取三年以後銀行業對民營企業貸款佔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於50%。
因此，應該在民營企業的「56789」前面再加一個「4」，即：民營企業用40%左右的銀行貸款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近年來民營企業融資形勢惡化，貸款佔比與增速顯著下降。2013-2016年，民營企業貸款在金融機構境內企業人民幣貸款餘額中的佔比從45.2%持續下降至39.0%；2018年下半年政府大力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民企貸款佔比才重新回升至40.7%。小微企業銀行貸款餘額同比增速自2017年9月後快速下滑，由15.66%下降至8.94%，與民營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發生背離的時間相一致；在政策大力扶持下，小微企業貸款同比於2019年初回升至9.56%。
2.1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衝擊出口企業
當經濟上行時，企業盈利狀況良好，市場情緒樂觀，商業銀行大量投放信貸，在滿足國有企業之餘，也會外溢到民營和小微企業，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會得到相當程度的緩解。
當經濟下行時，企業盈利狀況惡化，市場情緒悲觀，商業銀行減少信貸投放，國有企業的融資需求依然能夠得到充分滿足，但是民營和小微企業就要面臨商業銀行的惜貸慎貸，嚴重的甚至還要抽貸，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進一步惡化。
近年來經濟增速逐步放緩，企業盈利持續下滑，融資的身份歧視和流動性分層更加嚴重。一方面，民營企業的信用利差遠高於央企和地方國企，近年來差距呈現擴大趨勢。能夠發債的民營企業無論是企業規模還是信用狀況都屬於佼佼者，但是當前民企發債的信用利差仍高達3.3個百分點，顯著高於央企和地方國企的0.5和1.0個百分點。尤其是2016年四季度金融去槓桿以來，總體融資形勢收緊，民營企業首當其衝，信用利差最高上升2.2個百分點，而央企和地方國企僅上升1.3和1.6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與城商行農商行的不良率出現顯著分化。國有商業銀行利用優勢搶佔了國有和大中型企業等優質客戶，城商行和農商行則只能挖掘民營和小微企業。2016年初以來國有商業銀行不良率持續下降，降低0.4個百分點；城商行、尤其是農商行不良率快速上升，分別上升0.4和1.5個百分點。一是反映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後國企顯著受益，民企經營效益惡化；二是城商行和農商行資產質量下降，信貸投放將更加謹慎，進一步加劇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2.3 宏觀政策疊加共振
政策的初衷都是好的，大方向也是對的，但或因執行偏差、或因考慮不周，部分政策效果出現一定偏離。
第一，去產能與大量民營中小企業關停並轉、利潤下滑。去產能的初衷是加速過剩產能出清。民營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產能相對落後，再加上部分地方政府的行政化一刀切甚至選擇性執法，民營中小企業被大量關停並轉，或主動被國企併購，國有企業趁機做大做強，行業集中度顯著提高；同時，上中遊資源型行業去產能，供給減少，價格大幅上升，但終端需求較為疲弱，價格難以向下傳導，導致利潤由民營企業為主的中下遊行業向國有企業為主的資源型行業轉移。
第二，環保限產與民營企業經營成本上升。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堅戰之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由於部分民營中小企業環保相對不太規範，地方政府行政化一刀切，民營企業被大量停產限產。環保成本上升和資源品價格上升推升了民營企業的經營成本。
3 民營企業是「自己人」
針對民營企業的經營困境，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各項民企紓困政策。雖取得初步成效，但政策傳導不暢，難以有效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和促進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建議：
3.1 進行重大理論創新突破，實現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促進公平競爭
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強調：「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創新民營經濟發展理論，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要積極貫徹「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原則，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一視同仁，加強產權保護，優化營商環境，增強企業家信心。
所有市場主體在經營中都應當獲得公平競爭的權利，但是國有企業憑藉其與政府的關係顯性或隱性地獲得政策和資源傾斜，民營企業則相應地處於劣勢地位。缺乏最根本的公平競爭，再多的民企紓困政策也只能是治標不治本。要繼續推行國企分類改革，對於競爭性領域，全面放開市場准入；打破政府對國企的隱性擔保。
3.2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缺乏合格抵押品、信用風險較高的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是世界性難題。而中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相對單一的融資渠道、國企和民企二元結構下的融資身份歧視、資產價格暴漲導致的資金脫實入虛等，都進一步加劇了問題的嚴峻性。
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和機制，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願。適當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發揮好「精準滴灌」作用，基於市場化原則提高對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
要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拓寬民營和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相較於融資成本，資金的可獲得性是民營和小微企業更關心的問題。只有更加市場化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才能滿足多樣化的融資需求，更好地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發展。
3.3 加強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推動經濟平穩發展
730二季度政治局會議對當前形勢的基本判斷是「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時隔半年重提「六穩」、不再提「去槓桿」、強調「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表明貨幣政策從觀察期重回寬鬆。但這次是不一樣的寬鬆，以溫和的結構性寬鬆為主：資金的流向是「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對製造業、民營企業的中長期融資」，主要是高端製造和新型基建，明確「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中央將更多地依靠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擴大消費、新型基礎設施建設、5G、城市群、一系列重大開放、金融供給側改革等改革的辦法來穩增長。
3.4 加大改革開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輝煌歷史，是不斷加大改革開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偉大進程。1978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98年城鎮住房制度改革、2001年加入WTO等等，都是鮮活案例。
習近平總書記7月29日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強調「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扎紮實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巨大，認為中國投資飽和是偽命題，中國人均GDP僅9700美元，僅相當於美國的六分之一，而且東西部差異極大，因此投資空間巨大，但不是傳統的鐵公機，而是在新的投資領域：民生領域教育醫療仍十分短缺，科技創新領域重大基礎性研發仍是短板，城市地上交通四通發達的同時城市地下管網建設仍十分落後——這些都需要公共政策重視，配上新的機制和新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