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成了神。
天王這份14年前的報告,似乎準確的預見了當前火熱的市場行情。
如何評論呢?
先不說天王說的是“2020年代”,要我看,此時把舊文翻出來,不如說是為了迎合大眾的樂觀情緒。
宏觀研究屆曾有金句——“懂高中數學就能搞宏觀研究”。
話糙理不糙,巴菲特就說過“關注宏觀經濟浪費時間甚至有害”。
可股神並不會告訴你,歷史一直是他拿手的學科。
對歷史的痴迷,為股神的決策提供了宏大的背景,類比古今的視野,讓股神獲得了一種被稱為“模式識別”的獨特能力。
要知道,能講出“卵巢彩票”的人,是不會不知道歷史行程的關鍵作用的。
曆數那些優秀的投資人,幾乎都是歷史控。
因為無論歷史布景下的人和事如何更換,人性總是亘古不變的。
對基於歷史的宏觀預測來說,我們認為:
分析的過程和邏輯,比結果更為重要。
在天王這篇“神預測”里,他寫到:
“成熟經濟體的首次虛擬經濟大繁榮,均是在工業化中後期、經濟大幅增長並且綜合實力大幅增強的情況下出現的,一如美國沸騰的1920年代。”
沒錯,中國目前確實處於“工業化中後期、經濟大幅增長並且綜合實力大幅增強”的歷史階段。
什麼引發虛擬經濟大繁榮呢?天王的預言是:
“支撐此次大繁榮的主導力量將是發生在中國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或能源革命, 而不單單是人民幣升值。”
但我們認為,所謂技術和能源革命,不是繁榮的原因,而是結果。
真正的原因,其實天王在後文中說了,即“擴容是繁榮起點階段的基本特徵”,指中國經濟的證券化率的提升。
為什麼國家的繁榮,和證券化率有極大的相關性呢?
我們不妨回到美國沸騰年代的前幾年,看看一系列歷史事件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
有趣的是,100多年前,世界同樣正處在一場致命瘟疫的威脅之下。
有一部美劇《高堡奇人》,講的是軸心國打贏二戰,世界被德國納粹與日本人聯手統治的故事。
歷史架空的故事很有趣,編劇腦洞很大。
我們再腦洞一下,假如二戰沒有發生,你能想象當今世界的五大流氓,所謂“五常”,是美英法意日么?
如果沒有德日挑起二戰,國際社會沿襲的,依然是一戰後的國際制度安排。
從“九一八”算起,中國抗戰14年,可真正讓世界捲入二戰的,實際上是德國的復仇。
德國之所以報復,那是因為一戰的戰敗,讓其受到了羞辱性的懲罰。
其實巴黎和會上,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意思,不同意法國為首的協約國對德嚴厲懲罰。
這個極端自信的理想主義者,本來是和平的希望,他想將人類從荒漠般的野蠻世紀拉回來。
不過他顯然高估那群歐洲政治老油條,帝國主義餘孽。
從來沒有這樣的高尚想法的餘孽們,盡情嘲弄着大洋對岸的世界新首富,土包子一樣天真的美國人。
他們的盤算,都是要為自己國家爭得一塊肥肉,哪管日後洪水滔天。
曠日持久的巴黎和會進行到第三個月,一向強硬的威爾遜突然放棄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則,向法國妥協,接受其對德強硬的主張。
重劃德國疆域,海外殖民地被瓜分、限制軍備、以黃金支付戰爭賠款……
這加重了德國民眾的痛苦,激起日耳曼人的民族情緒以及工人運動,最終促使了希特勒的崛起,為二戰爆發埋下伏筆。
除了威爾遜迫切希望通過犧牲德國,換取協約國對國聯方案支持外。
時任英國首相曾評論,威爾遜的神經和精神在會議中期崩潰了。
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誘因。
為什麼崩潰呢,按照威爾遜私人醫生的表述,是流感。
歷史就是這樣,必然中充滿了偶然。
總統的流感,就像蝴蝶效應,在歷史進程的關鍵節點上扇動了翅膀。
今天的人們可能對中世紀的黑死病有所耳聞,卻對這場被稱為“西班牙流感”的1918年大流感缺乏了解。
這隻“蝴蝶”扇起的颶風,導致全世界4000萬~1億人喪生,遠超一戰馬克沁、毒氣、鐵絲網組成的絞肉機。
讓我們感興趣的,是當時的市場表現。
今年4月,IMF發布了新冠疫情爆發後的首份世界經濟展望。
措辭很悲觀:
“經濟活動以百年難遇的規模和速度崩潰,可能會出現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衰退。”
IMF認為:
“除了中國、印度之外,其他主要經濟體都將經歷不同程度的嚴重衰退,全球整體的衰退幅度將會達到負3%。”
排除中國好理解,阿三???
但市場熬過3月的暴跌後,開始迅速打臉,全球主要經濟體股指均大幅反彈,有的甚至創下新高。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問號?
讀歷史的好處就在這裡,歷史告訴我們,疫情雖然百年難遇,但同樣的故事,至少人類經歷過。
作為一種結構簡單的生命體,病毒極易出現變異,決定了病毒的出現和演化有非常強的隨機性。
1918年美國大流感的第一波,開始於美國堪薩斯州哈斯克爾縣。
年初,當地醫生集體記錄了一種奇怪的病,像流感一樣發燒、咳嗽,還伴有劇烈的頭痛和身體疼痛。
不同於新冠容易感染老年人,這種病極易感染青壯年。
當時美國已參加一戰,根據《選徵兵役法》,美國所有21~30歲的成年男子一律登記應徵。
在徵兵動員下,哈斯克爾縣的年輕人被徵召進福斯頓軍營,3月,軍營出現流感病例。
隨着軍營的士兵源源不斷地向其他的美軍基地和歐洲流動,
病毒的世界範圍傳播開始了。
先是西班牙大量病例爆發,接着葡萄牙、希臘,6月攻陷英倫三島,7月到達北歐。
5月,一艘運輸船將病毒帶至了孟買,沿着鐵路線向整個印度蔓延,同一時間,上海出現了流感病例,9月,病毒殺進大洋洲。
不到半年時間,大流感就擴散至全世界,美軍調動要記個頭功。
來源:《大流感》
當流感在歐洲爆發,病毒已進入最致命的第二波襲擊時,美軍等官方部門就已經得到了確切的情報:一種惡性傳染病正在全世界快速蔓延。
可官僚們的魔幻操作,和現在如出一轍。
例如紐約衛生部門領導就認為,絕無爆發流行病的危險,因為流感很少攻擊一個營養充足的人。
病例暴增時,還在宣稱並不嚴重,不過是“大號流感”云云。
甚至在流感大流行的關鍵時點,美國還批准一場規模史無前例的自由公債大遊行,為戰爭融資。
時任財長振振有詞:“不能以4%的利率每周借給政府1.25美元的人不配當美國公民”。
總統威爾遜建立了新聞shencha制度,成立了宣傳委,輿論管制的導向,當然是幫助美國贏得戰爭,任何其他事都不重要。
要是對政府持有異議,或者“誇大”疫情,影響一戰大局,拿你是問。
與100年前人類還未認識病毒相比,如今的人們對付病毒,裝備可謂精良,體溫儀、熔噴布口罩、呼吸機、人工肺、疫苗、抗病毒藥物等等。
所以說1918年大流感,給世界造成巨大人口損失只是一方面,深深的絕望和無力感,才是關鍵。
充其量只能算擔憂的新冠來襲,短期內,股市將其“投票機”一面展現的淋漓盡致。
可100年前大流感衝擊下的股市,完全沒有想象中那麼糟。
相反,市場還漲了不少,在度過1921年的小幅衰退後,美國進入了沸騰的二十年代。
這是為何?
和美國證券化的穩定運行,大有關係。
之前我們寫過,資產價格普遍上漲,一般離不開兩樣東西:
一是預期;二是貨幣。
通常,人們對某種災難會產生恐懼心理,樸素的認為經濟會受影響,導致市場下跌。
但市場的邏輯不是這樣。
我們以戰爭為例。
歷史上,市場走勢更多的和戰局勝負的概率預期有關,而不是戰爭本身。
例如拿破崙戰爭時期,英法國債利率,英國低的多。
又如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北方政府的利率比南方低。
二戰時,日德在戰前發行的國債,在倫敦市場上利率很高,市場預期日德將戰敗違約。
利率低意味着國債價格高,反之亦然。
二戰時期的美股市場 ,國運賭起來 來源:《二戰股市風雲錄》
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債價格和戰爭勝負的關係,既是預言者,也是一種自我實現。
國債利率低,意味着政府能以更低成本借入更多的錢,戰爭畢竟就是比可持續的資源投入能力嘛。
作為國家信用的證券化,現代國家的形成和國債密不可分。
最早的國債,其實和議會一起誕生,在絕對王權時代,國王賴賬是常態,信用欠佳;
而議會是永久性機構,國民認可議會,意味着議會信用高於國王,能以較低利率借錢。
所以當時英法打仗,路易十六要麼借不到錢,要麼利率極高,不輸才怪。
這就是“體制問題論”的一個重要論點。
誰能借錢呢,當然是有錢人,導師就批判過那時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就是“債權人大會”。
國債是國家籌集資金的手段,國債籌集貨幣,並以稅收形勢以貨幣償還國債。
換言之,國債和貨幣緊密相關,可以說是一體兩面。
我們手中的一元人民幣現鈔,就是代表央行欠你一元,正因為是央行欠你,銀行才認這張現鈔。
但那時候金本位還是牢不可破的信仰,貨幣又和黃金密切相關。
美國建國初期,有過兩家短命的央行,成立的目的,都是為了償還因戰爭借的國債。
1791~1811年的第一央行是為了償還獨立戰爭的欠款。
1816~1836年的第二央行也是為了償還第二次英美戰爭的欠款。
南北戰爭期間,國債激增,只有在戰時,人民才感受到政府的存在 來源:《繁榮與衰退》
短命的央行,是美國建國理想的投影,美國人認為個人生活由個人創造,政府不欠自己任何生活所需,越小越好。
什麼狗屁中央銀行,那是凌駕於人民和州權之上的惡魔,遲早要吞噬自由。
第二央行期滿後,美國80多年沒有央行,僅依靠金本位的硬約束,來維持金融秩序。
將黃金與貨幣掛鈎有一個致命BUG,就是黃金產量無法跟上人類創造財富的速度。
從南北戰爭結束到20世紀初,通貨緊縮一直困擾着美國社會,農民苦不堪言,廢除金本位的呼聲,成就了美國歷史上偉大的演說之一,《黃金十字架》:
“你們不能把荊棘的王冠壓在勞工的眉毛上,你們也不能把人類釘死在黃金的十字架上!”
作者想表達的是,金本位正在傷害那些勤勞正直的農民,他們竭盡全力去償還銀行貸款,卻發現農產品價格在不斷下跌。
來源:《繁榮與衰退》
與通貨緊縮相伴而生的,便是金融的不穩定。
那一時期,金融恐慌頻繁出現,脆弱的銀行體系在周期性的金融地震中搖搖欲墜。
1873~1914年在銀行業恐慌中倒閉的銀行數量 來源:《金融的本質》
每次危機通常都是以農民信貸需求的季節性噴涌開始。
當秋季來臨,農民信貸需求猛增,但發現鄉村銀行無法提供應急資金,像病毒一樣四處蔓延的擠兌恐慌也就大難臨頭了。
紛紛倒下的銀行,讓許多無辜的人失去儲蓄;
沒有信貸,商業行為也會陷入冰凍。
伴隨這場貨幣危機而來的,還有更深刻的經濟衰退、物價崩潰以及金融市場的停滯。
總結下來,兩大硬因素的相互作用造成了這種周期性恐慌:
1、不可變的儲備金量,全國範圍內可以迅速運到急需儲備金銀行的儲備金量太少;
2、受黃金約束的不可變貨幣供給,無力實現迅速擴張,以滿足信貸的季節性噴涌。
1907年,股市作手們又把市場搞崩了,美國史上第二大的破產潮接踵而至。
沒有央行,百業凋敝的爛攤子最終由大莊家JP摩根收拾,雖然摩根在危機中縱橫捭闔,但也賣了不少私貨。
救市的時候,摩根也要捎話給大作手李佛摩爾“不要做空了,美帝藥丸了 ” 來源:網絡
那時的美國,已進入了反抗自由放任主義的年代。
形形色色的壟斷托拉斯,從石油到棉花,從鐵路到港口,直至金融貨幣,資本大亨們不僅壟斷了經濟權力,也將手伸入了公共領域,摧毀了自由市場的根基。
老羅斯福就痛陳過資產階級專政的危害:
“在所有形式的專制政體中,最缺乏吸引力、最低俗的專制就是有錢人形成的專制,或者說財閥集團形成的專制。”
這個傳統的右派國家,終於向左翼邁了一大步。
危機只有到最困難的時候,才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經過艱難的博弈,1913年《聯邦儲備法》頒布,次年正式建立了美國聯邦儲備系統。
可以說,美式央行的成立,是美國的驚險一躍。
四分五裂的美國當然符合歐洲列強利益,最好各州獨立徵稅、相互設卡,各自勾引外國勢力,書不同文,車不同軌,散裝美國才是一個好美國。
繼獨立戰爭完成財政統一、第二次英美戰爭完成政治統一、南北戰爭完成經濟統一,美聯儲成立標誌着美國完成了貨幣的統一。
完全獨立和統一意味着什麼?
沒有人比為此犧牲了無數先輩的中國人,感受的那麼深、那麼切。
至此,美國的國運已經無法阻擋了。
《聯邦儲備法》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是規定美聯儲“提供彈性貨幣”。
具體來說,美聯儲有兩大任務:
一是行使最後貸款人職能,努力緩解銀行體系每隔幾年就要經歷的恐慌;
二是管理金本位制,取消金本位制對幣值的嚴格限定,避免利率和其他宏觀經濟指標的大幅波動。
第一點好說,關鍵是第二點。
取消的意思,就是黃金和紙幣的固定兌換比值,這意味着名義上雖未取消金本位,但實際上已突破了黃金的束縛。
我們知道,貨幣起源於債務,貸款創造貨幣。
銀行之所以能記賬創造貨幣,那是因為這筆貸款,基於一系列制度規則:
1、貸款人可執行的抵押資產;
2、具備償債能力的收入現金流;
3、還貸契約;
4、銀行撥備、股本確保貸款最終清償。
現代銀行制度下的貨幣創造,和金本位是兩碼事,更和政府強制讓民間使用的所謂“紙幣”,風馬牛不相及。
若干年後,格林斯潘評論道:
“1914年底,全美範圍內新建了12家聯邦儲備銀行,這些銀行很快就把美國的信貸供應量提升到了新的量級,這是本身就存在天花板的金本位制無法實現的。”
至於貨幣彈性過了頭,引爆大蕭條,那又是一個年輕央行交學費的故事,此處不表。
美聯儲的建立也推動了認知迭代:
用美國國家主權信用取代黃金之後,中央銀行家可以取代之前僵硬的貨幣制度,發揮管理貨幣制度的功能。
聯邦儲備券上這個IN GOD,而不是IN GOLD,一字之差,大有講究 來源:網絡
美聯儲是如何用國家主權信用取代黃金,進而管理貨幣呢?
美聯儲成立之初的貨幣政策工具僅有票據、債券貼現,而如今最重要的工具——公開市場操作,實屬意外發現。
1922年,美聯儲大量購買國債,本來是打算賺點利息。
可聯儲發現,購買國債的“錢”都流向了商業銀行系統中,隨着購買持續,全國商業銀行的準備金都在增加,商業開始繁榮。
聯儲官員意識到:聯儲大莊家買賣國債,可以影響全國總體信貸情況。
購買國債,可增加商業銀行系統的準備金規模繼而寬鬆信貸;
出售國債,可減少準備金規模並收緊信用。
換句話說,美國的貨幣增長掌握在聯儲手上,為美元發行背書的,是國債的主權信用。
如今的聯儲資產負債表以長短期國債組成 來源:智堡
中央銀行重塑了貨幣秩序,有了貨幣市場的穩定,才使得美國金融體系能源源不斷為各類企業提供融資,向科技研發提供資金,才有了內燃機革命、電力革命為標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貨幣彈性問題解決了,企業盈利預期也就有了,“沸騰20年代”自然水到渠成。
武力威懾和主權貨幣,逐漸組成了美國霸權的一體兩面,成為如今這個我們熟悉的美國。
歷史的有趣就在這裡,美國基礎貨幣投放機制的變革,離不開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因一戰而膨脹的國債。
來源:《美國財政史》
同樣有趣的是,當前抗疫國債發行和赤字率提高,我們似乎也來到了這個歷史關口。
194全會《決定》里,有一句簡短的表述:
“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
央行辦公廳接着寫了一篇《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其中寫道:
“探索以國債現券買賣、回購等業務為主的公開市場操作與利率走廊相結合,以利率目標價格調控方式為主的市場流動性和基礎貨幣投放新框架。”
作為貿易順差大國,外匯占款增加是我國新增貨幣發行的主要途徑。
即被動投放貨幣。
從某種意義上說,意味着貨幣政策獨立性喪失。
雖然2015年以來,外匯占款減少,央行通過再貸款等工具向商業銀行提供資金,但這還不夠。
為什麼財政困難,我們還敢進一步減稅降費,不發行大量國債,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拿什麼來填?基礎貨幣又怎麼投放?
來源:格物資本
發國債的好處,我們之前文章寫過,此處不累述。
本質上,國債擴容就是國家主權的證券化率提升;人民幣要國際化,離不開中國國債的國際化。
說到底,還是美國老師教的好啊。
作為著名的援華金融專家,保爾森的回憶很有代表性。
08年金融危機後,他的一位位高權重的中國朋友告訴他:
“漢克,你是我的老師,可現在我在老師的領地審視你們的制度。我們還應該向你們學習嗎?我們拿不準。
中美兩國的市場經濟之路,恰好是兩個極端。
一個國家強,市場弱;
一個市場強,國家弱。
美式金融市場自下而上發育而來,野蠻生長,能證券化的,統統證券化,無論是西擴運動還是美式基建,到處都是證券化活躍的身影。
就拿債券來說,目前美國的發債主體達到5萬個,任何組織,只要債券得到投資者認可,不需要官僚核准,吃拿卡要,都可以發債募資。
當然,還離不開體制性改革,讓風險收益匹配,不能像獨山縣那樣,金融機構明明知道還不上錢,還敢肆無忌憚的借400億。
中國則是自上而下,在放——收——放的治亂循環中不斷反覆拉鋸,討價還價。
政策的變化對國運走向有決定性作用。
我們注意到,最近老村長重申了:
“黨中央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視資本市場。改革力度之大,應該說是前所未有的。”
這是一個相當有分量的表述,看看我們正在做的吧。
在股市上,註冊制推進,併購重組放寬,證券化國有資本,股票市場在擴容,資本市場在雙向開放。
在市場上,以土地要素為代表的市場化改革,抵押物的擴大,意味着增強了銀行創造貨幣的能力。
在開放上,行業准入在不斷削減,金融領域全面開放。
本質上,都在提升中國的證券化率。
說白了,證券化不足的國家,有錢人只能控制實物和人身,要麼不斷積累實物財富加劇貧富分化,要麼轉移資產抽干財富,社會逐漸固化、僵死,引發革命動蕩。
證券化就是富的一方拿到資產憑證換收息分紅,不再控制實物,資產憑證本身又可流通,不會影響其投資和消費。
窮的一方拿到錢去創造財富,超強的大眾消費力又刺激了更多人投入貿易和生產,帶來更多就業。
一個完美的正循環就啟動了。
這是一種雙贏關係,也是制度上決定窮國和富國、弱國和強國的關鍵。
如果我們用金融史觀來看待大國的興衰,可以確信:
不遠處,中國版的“沸騰20年代”在等着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