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成了神。
天王这份14年前的报告，似乎准确的预见了当前火热的市场行情。
如何评论呢？
先不说天王说的是“2020年代”，要我看，此时把旧文翻出来，不如说是为了迎合大众的乐观情绪。
宏观研究届曾有金句——“懂高中数学就能搞宏观研究”。
话糙理不糙，巴菲特就说过“关注宏观经济浪费时间甚至有害”。
可股神并不会告诉你，历史一直是他拿手的学科。
对历史的痴迷，为股神的决策提供了宏大的背景，类比古今的视野，让股神获得了一种被称为“模式识别”的独特能力。
要知道，能讲出“卵巢彩票”的人，是不会不知道历史行程的关键作用的。
历数那些优秀的投资人，几乎都是历史控。
因为无论历史布景下的人和事如何更换，人性总是亘古不变的。
对基于历史的宏观预测来说，我们认为：
分析的过程和逻辑，比结果更为重要。
在天王这篇“神预测”里，他写到：
“成熟经济体的首次虚拟经济大繁荣，均是在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大幅增长并且综合实力大幅增强的情况下出现的，一如美国沸腾的1920年代。”
没错，中国目前确实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大幅增长并且综合实力大幅增强”的历史阶段。
什么引发虚拟经济大繁荣呢？天王的预言是：
“支撑此次大繁荣的主导力量将是发生在中国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或能源革命， 而不单单是人民币升值。”
但我们认为，所谓技术和能源革命，不是繁荣的原因，而是结果。
真正的原因，其实天王在后文中说了，即“扩容是繁荣起点阶段的基本特征”，指中国经济的证券化率的提升。
为什么国家的繁荣，和证券化率有极大的相关性呢？
我们不妨回到美国沸腾年代的前几年，看看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100多年前，世界同样正处在一场致命瘟疫的威胁之下。
有一部美剧《高堡奇人》，讲的是轴心国打赢二战，世界被德国纳粹与日本人联手统治的故事。
历史架空的故事很有趣，编剧脑洞很大。
我们再脑洞一下，假如二战没有发生，你能想象当今世界的五大流氓，所谓“五常”，是美英法意日么？
如果没有德日挑起二战，国际社会沿袭的，依然是一战后的国际制度安排。
从“九一八”算起，中国抗战14年，可真正让世界卷入二战的，实际上是德国的复仇。
德国之所以报复，那是因为一战的战败，让其受到了羞辱性的惩罚。
其实巴黎和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意思，不同意法国为首的协约国对德严厉惩罚。
这个极端自信的理想主义者，本来是和平的希望，他想将人类从荒漠般的野蛮世纪拉回来。
不过他显然高估那群欧洲政治老油条，帝国主义余孽。
从来没有这样的高尚想法的余孽们，尽情嘲弄着大洋对岸的世界新首富，土包子一样天真的美国人。
他们的盘算，都是要为自己国家争得一块肥肉，哪管日后洪水滔天。
旷日持久的巴黎和会进行到第三个月，一向强硬的威尔逊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向法国妥协，接受其对德强硬的主张。
重划德国疆域，海外殖民地被瓜分、限制军备、以黄金支付战争赔款……
这加重了德国民众的痛苦，激起日耳曼人的民族情绪以及工人运动，最终促使了希特勒的崛起，为二战爆发埋下伏笔。
除了威尔逊迫切希望通过牺牲德国，换取协约国对国联方案支持外。
时任英国首相曾评论，威尔逊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诱因。
为什么崩溃呢，按照威尔逊私人医生的表述，是流感。
历史就是这样，必然中充满了偶然。
总统的流感，就像蝴蝶效应，在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上扇动了翅膀。
今天的人们可能对中世纪的黑死病有所耳闻，却对这场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1918年大流感缺乏了解。
这只“蝴蝶”扇起的飓风，导致全世界4000万~1亿人丧生，远超一战马克沁、毒气、铁丝网组成的绞肉机。
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当时的市场表现。
今年4月，IMF发布了新冠疫情爆发后的首份世界经济展望。
措辞很悲观：
“经济活动以百年难遇的规模和速度崩溃，可能会出现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
IMF认为：
“除了中国、印度之外，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将经历不同程度的严重衰退，全球整体的衰退幅度将会达到负3%。”
排除中国好理解，阿三？？？
但市场熬过3月的暴跌后，开始迅速打脸，全球主要经济体股指均大幅反弹，有的甚至创下新高。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读历史的好处就在这里，历史告诉我们，疫情虽然百年难遇，但同样的故事，至少人类经历过。
作为一种结构简单的生命体，病毒极易出现变异，决定了病毒的出现和演化有非常强的随机性。
1918年美国大流感的第一波，开始于美国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
年初，当地医生集体记录了一种奇怪的病，像流感一样发烧、咳嗽，还伴有剧烈的头痛和身体疼痛。
不同于新冠容易感染老年人，这种病极易感染青壮年。
当时美国已参加一战，根据《选征兵役法》，美国所有21～30岁的成年男子一律登记应征。
在征兵动员下，哈斯克尔县的年轻人被征召进大众顿军营，3月，军营出现流感病例。
随着军营的士兵源源不断地向其他的美军基地和欧洲流动，
病毒的世界范围传播开始了。
先是西班牙大量病例爆发，接着葡萄牙、希腊，6月攻陷英伦三岛，7月到达北欧。
5月，一艘运输船将病毒带至了孟买，沿着铁路线向整个印度蔓延，同一时间，上海出现了流感病例，9月，病毒杀进大洋洲。
不到半年时间，大流感就扩散至全世界，美军调动要记个头功。
来源：《大流感》
当流感在欧洲爆发，病毒已进入最致命的第二波袭击时，美军等官方部门就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一种恶性传染病正在全世界快速蔓延。
可官僚们的魔幻操作，和现在如出一辙。
例如纽约卫生部门领导就认为，绝无爆发流行病的危险，因为流感很少攻击一个营养充足的人。
病例暴增时，还在宣称并不严重，不过是“大号流感”云云。
甚至在流感大流行的关键时点，美国还批准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自由公债大游行，为战争融资。
时任财长振振有词：“不能以4%的利率每周借给政府1.25美元的人不配当美国公民”。
总统威尔逊建立了新闻shencha制度，成立了宣传委，舆论管制的导向，当然是帮助美国赢得战争，任何其他事都不重要。
要是对政府持有异议，或者“夸大”疫情，影响一战大局，拿你是问。
与100年前人类还未认识病毒相比，如今的人们对付病毒，装备可谓精良，体温仪、熔喷布口罩、呼吸机、人工肺、疫苗、抗病毒药物等等。
所以说1918年大流感，给世界造成巨大人口损失只是一方面，深深的绝望和无力感，才是关键。
充其量只能算担忧的新冠来袭，短期内，股市将其“投票机”一面展现的淋漓尽致。
可100年前大流感冲击下的股市，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相反，市场还涨了不少，在度过1921年的小幅衰退后，美国进入了沸腾的二十年代。
这是为何？
和美国证券化的稳定运行，大有关系。
之前我们写过，资产价格普遍上涨，一般离不开两样东西：
一是预期；二是货币。
通常，人们对某种灾难会产生恐惧心理，朴素的认为经济会受影响，导致市场下跌。
但市场的逻辑不是这样。
我们以战争为例。
历史上，市场走势更多的和战局胜负的概率预期有关，而不是战争本身。
例如拿破仑战争时期，英法国债利率，英国低的多。
又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政府的利率比南方低。
二战时，日德在战前发行的国债，在伦敦市场上利率很高，市场预期日德将战败违约。
利率低意味着国债价格高，反之亦然。
二战时期的美股市场 ，国运赌起来 来源：《二战股市风云录》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债价格和战争胜负的关系，既是预言者，也是一种自我实现。
国债利率低，意味着政府能以更低成本借入更多的钱，战争毕竟就是比可持续的资源投入能力嘛。
作为国家信用的证券化，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国债密不可分。
最早的国债，其实和议会一起诞生，在绝对王权时代，国王赖账是常态，信用欠佳；
而议会是永久性机构，国民认可议会，意味着议会信用高于国王，能以较低利率借钱。
所以当时英法打仗，路易十六要么借不到钱，要么利率极高，不输才怪。
这就是“体制问题论”的一个重要论点。
谁能借钱呢，当然是有钱人，导师就批判过那时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就是“债权人大会”。
国债是国家筹集资金的手段，国债筹集货币，并以税收形势以货币偿还国债。
换言之，国债和货币紧密相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
我们手中的一元人民币现钞，就是代表央行欠你一元，正因为是央行欠你，银行才认这张现钞。
但那时候金本位还是牢不可破的信仰，货币又和黄金密切相关。
美国建国初期，有过两家短命的央行，成立的目的，都是为了偿还因战争借的国债。
1791~1811年的第一央行是为了偿还独立战争的欠款。
1816~1836年的第二央行也是为了偿还第二次英美战争的欠款。
南北战争期间，国债激增，只有在战时，人民才感受到政府的存在 来源：《繁荣与衰退》
短命的央行，是美国建国理想的投影，美国人认为个人生活由个人创造，政府不欠自己任何生活所需，越小越好。
什么狗屁中央银行，那是凌驾于人民和州权之上的恶魔，迟早要吞噬自由。
第二央行期满后，美国80多年没有央行，仅依靠金本位的硬约束，来维持金融秩序。
将黄金与货币挂钩有一个致命BUG，就是黄金产量无法跟上人类创造财富的速度。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通货紧缩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农民苦不堪言，废除金本位的呼声，成就了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演说之一，《黄金十字架》：
“你们不能把荆棘的王冠压在劳工的眉毛上，你们也不能把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
作者想表达的是，金本位正在伤害那些勤劳正直的农民，他们竭尽全力去偿还银行贷款，却发现农产品价格在不断下跌。
来源：《繁荣与衰退》
与通货紧缩相伴而生的，便是金融的不稳定。
那一时期，金融恐慌频繁出现，脆弱的银行体系在周期性的金融地震中摇摇欲坠。
1873~1914年在银行业恐慌中倒闭的银行数量 来源：《金融的本质》
每次危机通常都是以农民信贷需求的季节性喷涌开始。
当秋季来临，农民信贷需求猛增，但发现乡村银行无法提供应急资金，像病毒一样四处蔓延的挤兑恐慌也就大难临头了。
纷纷倒下的银行，让许多无辜的人失去储蓄；
没有信贷，商业行为也会陷入冰冻。
伴随这场货币危机而来的，还有更深刻的经济衰退、物价崩溃以及金融市场的停滞。
总结下来，两大硬因素的相互作用造成了这种周期性恐慌：
1、不可变的储备金量，全国范围内可以迅速运到急需储备金银行的储备金量太少；
2、受黄金约束的不可变货币供给，无力实现迅速扩张，以满足信贷的季节性喷涌。
1907年，股市作手们又把市场搞崩了，美国史上第二大的破产潮接踵而至。
没有央行，百业凋敝的烂摊子最终由大庄家JP摩根收拾，虽然摩根在危机中纵横捭阖，但也卖了不少私货。
救市的时候，摩根也要捎话给大作手李佛摩尔“不要做空了，美帝药丸了 ” 来源：网络
那时的美国，已进入了反抗自由放任主义的年代。
形形色色的垄断托拉斯，从石油到棉花，从铁路到港口，直至金融货币，资本大亨们不仅垄断了经济权力，也将手伸入了公共领域，摧毁了自由市场的根基。
老罗斯福就痛陈过资产阶级专政的危害：
“在所有形式的专制政体中，最缺乏吸引力、最低俗的专制就是有钱人形成的专制，或者说财阀集团形成的专制。”
这个传统的右派国家，终于向左翼迈了一大步。
危机只有到最困难的时候，才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经过艰难的博弈，1913年《联邦储备法》颁布，次年正式建立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可以说，美式央行的成立，是美国的惊险一跃。
四分五裂的美国当然符合欧洲列强利益，最好各州独立征税、相互设卡，各自勾引外国势力，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散装美国才是一个好美国。
继独立战争完成财政统一、第二次英美战争完成政治统一、南北战争完成经济统一，美联储成立标志着美国完成了货币的统一。
完全独立和统一意味着什么？
没有人比为此牺牲了无数先辈的中国人，感受的那么深、那么切。
至此，美国的国运已经无法阻挡了。
《联邦储备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规定美联储“提供弹性货币”。
具体来说，美联储有两大任务：
一是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努力缓解银行体系每隔几年就要经历的恐慌；
二是管理金本位制，取消金本位制对币值的严格限定，避免利率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大幅波动。
第一点好说，关键是第二点。
取消的意思，就是黄金和纸币的固定兑换比值，这意味着名义上虽未取消金本位，但实际上已突破了黄金的束缚。
我们知道，货币起源于债务，贷款创造货币。
银行之所以能记账创造货币，那是因为这笔贷款，基于一系列制度规则：
1、贷款人可执行的抵押资产；
2、具备偿债能力的收入现金流；
3、还贷契约；
4、银行拨备、股本确保贷款最终清偿。
现代银行制度下的货币创造，和金本位是两码事，更和政府强制让民间使用的所谓“纸币”，风马牛不相及。
若干年后，格林斯潘评论道：
“1914年底，全美范围内新建了12家联邦储备银行，这些银行很快就把美国的信贷供应量提升到了新的量级，这是本身就存在天花板的金本位制无法实现的。”
至于货币弹性过了头，引爆大萧条，那又是一个年轻央行交学费的故事，此处不表。
美联储的建立也推动了认知迭代：
用美国国家主权信用取代黄金之后，中央银行家可以取代之前僵硬的货币制度，发挥管理货币制度的功能。
联邦储备券上这个IN GOD，而不是IN GOLD，一字之差，大有讲究 来源：网络
美联储是如何用国家主权信用取代黄金，进而管理货币呢？
美联储成立之初的货币政策工具仅有票据、债券贴现，而如今最重要的工具——公开市场操作，实属意外发现。
1922年，美联储大量购买国债，本来是打算赚点利息。
可联储发现，购买国债的“钱”都流向了商业银行系统中，随着购买持续，全国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都在增加，商业开始繁荣。
联储官员意识到：联储大庄家买卖国债，可以影响全国总体信贷情况。
购买国债，可增加商业银行系统的准备金规模继而宽松信贷；
出售国债，可减少准备金规模并收紧信用。
换句话说，美国的货币增长掌握在联储手上，为美元发行背书的，是国债的主权信用。
如今的联储资产负债表以长短期国债组成 来源：智堡
中央银行重塑了货币秩序，有了货币市场的稳定，才使得美国金融体系能源源不断为各类企业提供融资，向科技研发提供资金，才有了内燃机革命、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货币弹性问题解决了，企业盈利预期也就有了，“沸腾20年代”自然水到渠成。
武力威慑和主权货币，逐渐组成了美国霸权的一体两面，成为如今这个我们熟悉的美国。
历史的有趣就在这里，美国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变革，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因一战而膨胀的国债。
来源：《美国财政史》
同样有趣的是，当前抗疫国债发行和赤字率提高，我们似乎也来到了这个历史关口。
194全会《决定》里，有一句简短的表述：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
央行办公厅接着写了一篇《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其中写道：
“探索以国债现券买卖、回购等业务为主的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相结合，以利率目标价格调控方式为主的市场流动性和基础货币投放新框架。”
作为贸易顺差大国，外汇占款增加是我国新增货币发行的主要途径。
即被动投放货币。
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
虽然2015年以来，外汇占款减少，央行通过再贷款等工具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但这还不够。
为什么财政困难，我们还敢进一步减税降费，不发行大量国债，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拿什么来填？基础货币又怎么投放？
来源：格物资本
发国债的好处，我们之前文章写过，此处不累述。
本质上，国债扩容就是国家主权的证券化率提升；人民币要国际化，离不开中国国债的国际化。
说到底，还是美国老师教的好啊。
作为著名的援华金融专家，保尔森的回忆很有代表性。
08年金融危机后，他的一位位高权重的中国朋友告诉他：
“汉克，你是我的老师，可现在我在老师的领地审视你们的制度。我们还应该向你们学习吗？我们拿不准。
中美两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恰好是两个极端。
一个国家强，市场弱；
一个市场强，国家弱。
美式金融市场自下而上发育而来，野蛮生长，能证券化的，统统证券化，无论是西扩运动还是美式基建，到处都是证券化活跃的身影。
就拿债券来说，目前美国的发债主体达到5万个，任何组织，只要债券得到投资者认可，不需要官僚核准，吃拿卡要，都可以发债募资。
当然，还离不开体制性改革，让风险收益匹配，不能像独山县那样，金融机构明明知道还不上钱，还敢肆无忌惮的借400亿。
中国则是自上而下，在放——收——放的治乱循环中不断反复拉锯，讨价还价。
政策的变化对国运走向有决定性作用。
我们注意到，最近老村长重申了：
“党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资本市场。改革力度之大，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表述，看看我们正在做的吧。
在股市上，注册制推进，并购重组放宽，证券化国有资本，股票市场在扩容，资本市场在双向开放。
在市场上，以土地要素为代表的市场化改革，抵押物的扩大，意味着增强了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
在开放上，行业准入在不断削减，金融领域全面开放。
本质上，都在提升中国的证券化率。
说白了，证券化不足的国家，有钱人只能控制实物和人身，要么不断积累实物财富加剧贫富分化，要么转移资产抽干财富，社会逐渐固化、僵死，引发革命动荡。
证券化就是富的一方拿到资产凭证换收息分红，不再控制实物，资产凭证本身又可流通，不会影响其投资和消费。
穷的一方拿到钱去创造财富，超强的大众消费力又刺激了更多人投入贸易和生产，带来更多就业。
一个完美的正循环就启动了。
这是一种双赢关系，也是制度上决定穷国和富国、弱国和强国的关键。
如果我们用金融史观来看待大国的兴衰，可以确信：
不远处，中国版的“沸腾20年代”在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