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王:我在伊朗這些年(上)

一、前傳 

2011年冬天,我在伊朗旅行。 

一日,來到設拉子城外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波利斯皇宮遺址間徜徉,穿過2400年前薛西斯大帝修建的萬國門,石柱殘闕林立,一幅幅萬國朝覲的浮雕迷了我的心竅,當即下定決心要回到這裡學習波斯古國的語言、歷史和文化。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當時的決定倒並不是魯莽之舉,吾心嚮往中東久矣。 

20年前上高中時,互聯網還不普及,家裡又怕我看電視耽誤學習,就訂了《參考消息》幫我了解下地球上發生了啥事,對文科考生也有好處。20年前的《參考消息》跟今天的不太一樣,還是有很多能看的東西,其中關於中東局勢和巴以衝突的報道佔了很大一部分,讓我漸漸喜歡上了孤高冷傲、好勇鬥狠的以色列,伊朗、伊拉克、約旦、土耳其這些名詞也悄悄在我腦海里烙下了印記。 

大學時專修歷史與考古專業,沒事就到圖書館看關於中東歷史的書,尤其是那些歷史地圖冊、中世紀伊斯蘭裝飾藝術以及希伯來哲學,最後畢業論文寫的是關於中東宗教史的內容。畢業後從事新聞行業,中東迷這癖好也保留了下來,特別關注那地方的新聞,趕上2009年夏天那會上夜班,國際新聞頭條基本都是伊朗綠色革命,很羨慕鳳凰衛視蔣曉峰精通波斯語能從示威現場發來一手報道(後來因為這事他上了伊朗當局的入境黑名單),而我這樣的新聞編輯只能當個二道販子,心裡疙疙瘩瘩的。 

而後我的興趣點慢慢轉向了伊朗。2010年從新聞行業退下來後,去給一家法國在華企業做文化推廣,不用再整天上夜班,精力和空閑時間都成倍增加,周末沒事就去動物園邊上的國圖搜集寫關於伊朗的歷史和文學作品來看。記得當時非常喜歡海亞姆的詩歌,還專門找來不同版本的英譯中譯比較着讀,希望能最大程度揣摩出波斯語原作的內容(後來學了波斯語真讀了原作,跟各路譯文有天壤之別,讀外國詩歌還是要讀原文)。 

2011年伊朗之行後,重返伊朗學習波斯語的想法,也算是圓自己自高中以來的中東夢,以及成年以後的中東新聞夢。 

伊朗旅行歸國後,我就開始籌劃赴伊朗學習的事。碰巧中學同學的父母是在伊朗定居深耕多年,人脈關係深厚。他們得知我的想法後,熱心相助,幫我遞交了申請材料並積極跟進,最終在201110月成行。

離開赴伊朗學習之前,我做了三件事。 

一是跟公司老闆同事請辭告別。老闆是個很正統的法國猶太人,平日飲食上十分嚴苛,偶爾還會守守安息日,工資問題上也有點摳門,只是娶中國媳婦這點上離了經叛了道——猶太教規定孩子宗教身份隨母親,這樣他們的孩子就不能是猶太人了。敲響他辦公室門之前,各種可能出現的尷尬場景和表情在我腦海里過了一圈。沒想到等我開口談到伊朗時,他卻哈哈大笑,說伊朗人跟猶太人沒啥區別,“只不過我們更勤快些”,而後叮囑我在中東不要跟人交心,因為“你不知道他們到底在想什麼,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這話我當時沒太當回事,直到後來在伊朗生活久了,才洞察到這微言中的大義。 

倒是老闆的突尼斯美女助理對伊朗不太感冒,哼哼着說伊朗是“恐怖主義國家”。她本是突尼斯駐華文化參贊的女兒,過着無憂無慮的海外生活,沒事去夜店暢飲宿醉撩帥哥。不想2011年茉莉花革命,本國政府被打着民主旗號的宗教勢力推翻,包括她父親在內的所有駐外人員被清洗撤換,自己瞬間失去了政治和經濟保護傘,只得出來到我們這小公司打工,靠着流利的阿拉伯語和法語,以及當年父親在位時攢下的交情,幫老闆聯絡西亞北非國家在華使館推廣業務。這位落難姑娘內心對宗教國家沒啥好感倒是可以理解。 

二是自己找人先學了點波斯語。我一開始找了個在伊朗宗教城市庫姆讀了研究生的中國小阿訇,教了我字母。波斯語字母體系跟我之前的學的語言不一樣,找人入個門還是挺有必要的。課餘時間跟他聊了聊伊朗的生活,他一臉不屑地說伊朗百姓是偽教徒,自己平時只跟宗教階層來往。後來又聯繫上個伊朗朋友給我糾正發音,他有事沒事就一臉壞笑地(用英語)跟我說,伊朗很開放,門一關啥事都能幹。有這正反兩方面印證,我寬了些心,覺得以後在伊朗日子應該不太難過。 

三是在走之前,趁着不忙,我參加了美國自由撰稿人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偉)在北京的簽名售書會。何偉在中國生活了近20年,學會了中文,寫了諸如《江城》、《尋路中國》這樣視角獨特的中國主題作品。售書會上他透露自己準備前往埃及開始新的寫作生涯。我走到他面前時,告訴他我正準備前往伊朗,希望有一天成為像他一樣的人,他抬頭盯着我用流利的中文說:“真的么?祝你成功!”,然後又補了一句“你應該成為你自己那樣的人”。

二、初來乍到 

來到伊朗後,有兩所語言學校供我選擇。一個是德黑蘭大學下屬的德胡達語言學院,那邊歐美學生多,氛圍比較寬鬆,老師用英語教學;另一個是省城加茲溫的霍梅尼語言學院,大環境比較保守,裡面學生多來自阿拉伯和非洲國家,課堂上用波斯語教波斯語。 

一開始我本能的想選德胡達,畢竟自己英語專八,聽課應該遊刃有餘,不過轉念一想,自己來伊朗不就是要親自體驗中東的么,怎麼能整天跟歐美人混在一起呢!再說,只有把自己扔到全波斯語環境中才能絕了自己的後路,這樣進步更快。為了給自己打氣,又琢磨出來些省城天時地利上的優勢,比如加茲溫之於德黑蘭類似保定之於北京,是個離首都不遠不近氣候宜人的涼城,實在鬱悶了還可以去首都晃晃;吃的方面嘛,全伊朗都一個操行,大餅加各類烤肉,偶爾還有肉湯拌飯啥的調劑,省城比首都還要便宜些,這對我這種北方長大的娃來說簡直是洪福齊天、求之不得啊! 

於是一拍腦門,就點擊了困難模式加茲溫。 

等我扛着30多斤的行李搭了2個多小時的車從德黑蘭風風火火地趕到加茲溫霍梅尼大學留學生宿舍小院時,當場傻了眼:只見烏央烏央的中國人聚集在庭院一隅聊天抽煙——不是說好了都是阿拉伯人學生么,怎麼出了國來這麼偏的地方還能看到這麼多中國人?天時胃利的加茲溫,讓我在人和上栽了跟頭。 

跟這些同胞們聊了聊,才得知大多數人(60號人吧)都是被從來自河南焦作一個回民村忽悠來的。幾年前,村裡一個叫李強的人來到伊朗學波斯語,號稱自己學波斯語做生意發了大財,便忽悠同村的人一起來,每人報名費三萬人民幣,保證人人拿到學位。這樣前前後後忽悠了100多個同鄉來到了語言學習。 

老鄉們交了錢來到語言學院懂了一點點波斯語後,才慢慢了解到報名也就是打印個材料遞交到德黑蘭教育部的事,成本不到300元人民幣。李強同學之前發沒發財不知道,以帶人發財為名當教育中介黑同鄉倒是賺得腰包鼓鼓——300萬在2011年可不是個小數。更糟的是,老鄉們基本都沒念過高中,要他們在異國他鄉學外語簡直比登天還難,一些人學了一年連初級都沒過,直接被學校攆走了,傳說中的學位也成了鏡花水月。看到焦作鄉親們滿臉掛着的憤懣和不屑,我感覺李強應該不敢回村了。 

我當晚先落腳在中國片區的一個六人宿舍。宿舍里一位崔姓北京胖老哥宛如關懷下一代的前輩般給我掰扯語言學院里各個老師的特點,“賈法里是個白白胖胖相貌平平的中年婦女,但課講的特別細,特別有耐心”;“內馬提語速賊快,還有德黑蘭口音,坑爹”;“教務主任是個狗日男,總是照顧阿拉伯人學習進度,刁難中國學生”。也許是寂寞太久了的緣故,他說著說著就跑了題:“桃佳麗是個大美女,個子有我這麼高”,這時他從床上坐起來開始手舞足蹈地比劃,“大眼睛,大胸,大屁股”….. 

“你得了吧”,另一個叼着煙翹着二郎腿斜在床上留着油膩中分長發的中年男用字正腔圓的京腔打斷了老崔:“人家都32歲了,生過娃兒了,都少婦了,虧你也下得去口兒”。 

我至今還記得老崔在夢中情人被舌瀆後黑着本來就黑不溜秋的臉,氣急敗壞回懟的樣子:“氣質懂不懂?氣質!氣質!” 

我就在兩個北京爺們間的打情罵俏中,吸着二手煙昏昏沉沉中度過了來到語言學校的第一晚。 

第二天早上,我跟着大傢伙來到學校,找了個初級班去聽課。等坐到課堂里才發現,當時規劃來伊朗學習時竟然忘了開課時間這麼重要的事!如今十五周的學期已經過了一半,啥啥都聽不明白。第二節課換了個班,上課的就是老崔口中的桃佳麗,果然身如楊柳面如桃花,只是落課的窘境讓我無暇仔細欣賞她的美貌,在椅子上杵了半小時,便借口起身上廁所,直奔教務主任辦公室。 

教務主任身材精瘦,顯得西服鬆鬆垮垮的,宛如平靜海面上的風帆。看到我進來,他扶了扶掛在耳邊小捲髮間的變色眼鏡,瞄了我一眼。我用英語跟他說了我的情況,問他該怎麼辦。他安慰我不要着急,說又一波河南人在趕來中(李強威武!),會開個新班。我又問他最後是跟其他班一起考試不?我們這些後來的豈不是要吃虧。他來了一句:it’s depends on you! 那意思像是,看你自己的造化吧! 

我只好背起包回到宿舍看書自學。 

到了晚上,當我火燒火燎地看書時,焦作的鄉親們開始到各個宿舍敲門吆喝組織大家打麻將,我質問他們考試還想不想過了。這幫老哥們倒是一臉認真地說:“幹嘛考試必須一次過?多復讀幾次多好,學的紮實!”。

聽到這句話後,我感覺眼前站立的已經不是這些鄉里人,而是那些小城市裡窮酸傲慢、人浮於事的基層公務員嘴臉(那時候是2011年,後來習大大上來基層作風改善了許多)。我只能無奈地搖頭,捲起書本去院子里的自習室。 

宿舍的自習室位於在宿舍樓間庭院空地下挖的地下室里,跟咱陝北的窯洞差不多,冬暖夏涼。下到自習室門口,發現幾個中國人晃晃悠悠點着煙高聲吹牛聊天,我一看這情況,只能嘆口氣,轉身去東院阿拉伯人聚居區的自習室,這才終於能消停看書。 

自習室里有個青海小伙馬賓,當時正在霍梅尼大學讀文學學位,貌似是中國學生的頭。他看到我這張新面孔,就問了下我的情況,而後把我引薦給了阿拉伯人區里的一間“愛學習”的中國人宿舍,室友們立刻接納了我。 

當時宿舍里有四個人,一個安徽的老哥,想學點波斯語打打工,一個廣西小伙,波斯語已經有點基礎,偶爾去很遠的礦山翻譯兼職,一個山西小伙,家裡在伊朗裏海邊上有廠子,讓他學些波斯語後去廠里接手會計工作,最後是個河南焦作小伙,跟他那些沒事抽煙打牌混日子的老鄉不同,他覺得既然來這,就得好好學習,才對得起被李強坑的三萬血汗錢。 

大家性格都很溫和,初期階段我啥啥不會的時候爭相幫我輔導功課(藉此文之際再次向他們稽首),也比較尊重我這個無煙人士的習慣——自從我來到宿舍後,他們都改到宿舍外面抽煙了。 

後來幾個月的學習情況基本就是個人常規操作。每天除了上課寫作業,還會自學往前趕,基本上是日讀書時間十小時以上一天自學趕四課的節奏(結果不到三個月坐壞了兩條褲子),總算是“後來先到”一次高分過了初級。後來,中級、高級也是一遍過,成為加茲溫語言學院歷史上第一個一次性闖關成功的中國人。 

三、我給伊朗姑娘當私家偵探 

當然,學語言的關鍵是要跟當地人多接觸,否則悶在屋子裡閉門造車,坐壞10條褲子語言也過不了關。 

來到語言學校不到一周,就在校門口撞見了個叫法蒂瑪的妹子,妹子直接主動上前跟我打招呼,說想找老外練英文,每周可以約個兩三次。雖然來伊朗之前就聽說過波斯妹子性格活潑熱烈,不過波斯妹子主動上來搭訕還是讓我的小心臟顫了顫,於是立馬答應直接把她拉到咖啡店聊天。 

好在這妹子英語不太靈光(不然我就沒機會練波斯語了),我就拿着隨身帶着的英-波小詞典一個詞一個詞的查,給她講我為啥來伊朗,喜歡伊朗的哪些地方。妹子吃驚地瞪大眼睛說我們伊朗人千方百計地想離開這個國家,你竟然主動來這! 

就這樣,過了一周後,妹子突然發短信問我“要不要明確下我們之間的關係”,我立刻領會了她的潛台詞,不過還是故意挑逗她讓她“把話說明白些”。她只好坦白說“咱們做男女朋友唄”! 

我既沒欣喜也沒驚詫,倒是很淡然的在腦子裡過了下背後的經濟原因:普通朋友身份出去逛要AA制,男女朋友的話所有開銷就得我包圓了。按一周出去三次算,她一個月能省下人民幣三四百塊錢,這對一個大學剛畢業還沒找到工作的姑娘來說,是筆不小的數目。 

不過,鑒於這姑娘長了大眼睛、高鼻樑、尖下巴這種比較符合審美情趣的臉,我也懶得再算小賬了,平時看書看累了,出來看看這雙水靈靈的大眼睛,可以緩解下精神壓力。 

兩個月後,有一次我跟法蒂瑪在咖啡館聊天時,吸引了旁邊兩個年輕女生的注意。她們中一個穿黑罩袍叫哈斯蒂,一個衣着顏色明亮畫著濃妝叫寶蘭,她們爭得法蒂瑪允許後,湊過來跟我們一起聊天。這兩個姑娘倒沒像法蒂瑪那麼敵視伊朗政府,倒是很熱心地跟我分享起伊朗人的生活和飲食習慣。 

聊到很晚,寶蘭姑娘主動提出把我和法蒂瑪送到各自的住處。先把法蒂瑪送走後,哈斯蒂向我說出了主動搭訕的實情:寶蘭正在跟一個當地富豪、開傳統餐廳的里薩陷入熱戀,但一直懷疑對方另有新歡,她希望我以客人身份前往餐廳,接近里薩,從他嘴裡套出戀愛情報。 

我問她怎麼看上我這個人選了,哈斯蒂說如果找女生刺探,豈不是變相給里薩找女友了?如果找伊朗男生,一是怕男生糾纏寶蘭,二是伊朗男生和男生間都是一夥的,很難找出一個塌心給女生效力的人。不過我這個外國男生條件就好多了,沒有伊朗人的性別偏執,另外一個為外國人出現在省城的水煙館可能會引起里薩的注意,這樣接近他就方便了很多。 

寶蘭老爹是加茲溫巴扎的大商人,自己也算是個富家女,出手很闊綽,直接給了我約合人民幣800元的“活動經費”,讓我沒事就去她男友的餐廳下館子,套他男友的話。然後又當面給我沖了購打三個月的話費,那架勢像是“你干你的活就好了,其他的我全包”。 

看這兩姑娘這麼實誠,我只好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委任,隱約感覺一副新的生活圖景在我腳下展開。 

過了三五天,我來到加茲溫城南里薩的餐廳,進門後徑直走到一處胡床坐了下來。當時是下午五點左右,離伊朗人七八點鐘的飯點還有一段時間,飯廳里空空蕩蕩。大堂遠端一角闊氣的黑漆辦公桌後,坐着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眉目英俊,肩寬膀闊,從他那黑白相間的頭髮判斷,這位應該就是里薩本尊了。但為了避免出錯,我還是把藏在懷裡的打印照片掏出打開再次核對了下(我那時還沒開始用智能手機)。就是他沒錯了。 

里薩看到有客人來了,用眼色示意身旁的服務員給我拿菜單。服務員小哥看到我波斯語還不很流利,就手舞足蹈地給我比劃,告訴我現在不是飯點,廚師都在休息,茶水和點心還是有的。既然不是來吃飯的,我也沒太介意,就隨便點了套紅茶。 

里薩大抵從服務員的舉止判斷出我不是伊朗人,開始不時的往我這邊瞄。我立即給寶蘭發了條短信:目標出現!準備閱讀她的回復時,里薩不知什麼時候突然坐在我面前,眯着笑眼問我是韓國人?日本人?而後家長里短的聊了起來。 

我故作沒事人似的問他結婚了沒,他哈哈大笑吹噓自己經濟條件這麼優越,結婚豈不是自尋煩惱。話語間打開iphone手機,如數家珍般給我看他眾多女朋友們的玉照,中間沒有寶蘭的照片。我有一搭沒一搭地陪笑,竊喜任務如此輕鬆。 

過了三五天,寶蘭開車載着哈斯蒂到宿舍門口接我。我跟她們彙報了情況,哈斯蒂意味深長地瞥了寶蘭一眼,彷彿在說“我早就告訴過你了”。寶蘭仍不死心,問我里薩那些女友的名字,可我當時波斯語剛入了門,記人名實在困難,竟然一個名字都說不上來。寶蘭似乎又燃起了希望,囑咐我再去打探核實。 

就這樣又過了一周,我趕着飯點,又來到里薩的館子。這次餐廳兩層爆滿,還有一大家子人在門口等位。看來里薩有錢還真不是吹的。 

為了不影響人家生意,我沒像上次那樣一個人霸佔一張胡床,而是專門找了角落一張單人桌坐下,可里薩還是立刻發現了我,溜達過來打招呼,得意洋洋地說今天他女友之一所瑪婭前來捧場了。不久他就來到一架胡床旁,跟盤腿坐在床上抽水煙的幾個女子問好,其中一個女子用手派了下里薩的上臂,跟他談笑起來。這無疑就是所碼婭了。 

我立即用短信通知了寶蘭。加茲溫城市不大,過了20分鐘,寶蘭和哈斯蒂就出現在里薩的館子。里薩也像對付所瑪婭那樣嬉皮笑臉地向寶蘭問好,寶蘭在拿着手機發短息問我所瑪婭在哪個方位。得到消息後,她朝所瑪婭那邊扭頭看去,臉色大變,立刻起身走人。哈斯蒂跟在後面向我擠了擠眼睛。 

私家偵探的任務成功完成,寶蘭給我的預算卻剩下一大部分沒花出去。那周周末,我用剩餘的預算請宿舍的室友們到里薩的館子搓了一頓。 

幫寶蘭調查她的花心男友期間,我減少了跟法蒂瑪的交往,不過還是迷於她的雙眸,盡量有約必應。就這樣跟法蒂瑪的關係維持了幾個月,直到有一天,她告訴我家裡只有姐姐在,父母和弟弟都出了門,約我到她家玩。 

進了她家門,我才看到一個真實的法蒂瑪:雙眸還是那個雙眸,可隆起的小腹和短小的雙腿完全抵消了她面龐的美。最後,當我的目光落在她那長長的未修剪的腳指甲時,只感到一股酸麻的感覺從頭皮貫穿到了脊柱,法蒂瑪用眼睛嫁給我的魅力封印終於破除了。 

我出於禮貌,跟她們姐妹倆聊了一個小時天,然後借口有事起身離開了。之後,我再也沒有赴過法蒂瑪的約。 

不過,我跟哈斯蒂和寶蘭卻成了要好的朋友,她們沒事就開車接我到加茲溫逛了解當地市民生活,也打破了我對伊朗和伊斯蘭教的很多刻板印象。

寶蘭化濃妝,平時頭巾戴的鬆鬆垮垮的,露出半邊頭髮,主動跟男生談戀愛,表面上一副世俗的姿態,但內心卻十分虔信。她曾經試圖向我傳教,專門帶我去看阿舒拉節悼念伊瑪目侯賽因的宗教儀式,還在宗教節日上購買食物和糖果分發給街頭乞討的兒童。當然,她對宗教的理解比較膚淺,我問一些比較弔詭的宗教哲學問題,她回答不上來,還會不開心地噘嘴。 

而哈斯蒂恰恰是寶蘭的反面,她父親是小學校長,自小家教嚴格,一直穿着長長的黑罩袍,從來不化妝(當然伊朗人的面龐不化妝也很美麗),也不露出一絲頭髮,恪守着宗教信條。然而,她的思想卻很活躍,會經常擺事實講道理糾正我對宗教的偏見。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她說伊斯蘭教對女性不太友好,讓女生九歲就出嫁。哈斯蒂不以為然地說,“因為阿拉伯女生性成熟的早啊!伊朗女生和中國女生跟阿拉伯人不是一個人種,當然不能用阿拉伯人的標準來限定”。我竟一下子啞口無言。 

後來,哈斯蒂的表親向她提親,家裡沒有阻攔,准許男方與哈斯蒂日常交往了解彼此。不過,哈斯蒂並未展現出男尊女卑的觀念,而是對男方頤指氣使,甚至當著我和寶蘭的面當場數落男方的不是。後來男方打了退堂鼓,提親的事不了了之。 

日常生活里,哈斯蒂對我幫助很大。跟法蒂瑪分手後,我還有個微型數碼相機在她手裡,屢次催要無果,最後還是哈斯蒂出面威脅動用宗教警察親戚,才把我的相機要回來。 

來伊朗之前,我對伊朗的認識是開放、世俗、民族主義和保守、虔信、宗教普世的二元世界,但哈斯蒂和寶蘭卻展現給我一個身份界限模糊的伊朗,世俗的人不一定開放,虔信的人不一定保守。 

來到伊朗的第二年秋季,我被德黑蘭大學錄取,課業繁重,很少再回加茲溫,跟寶蘭和哈斯蒂也慢慢斷了聯繫。突然有一天,哈斯蒂打電話給我說,寶蘭出了車禍,需要借點錢醫療。我遲疑了下,想着富家女總不會缺錢治病吧?不過聽着哈斯蒂急切的聲音,又念及到一年的友情,我二話不說立刻打了300萬里亞爾(當時約合100美元)過去。 

又過了小半年,哈斯蒂約我不忙時到她家做客,說要還錢順便表示感謝。那天又是阿舒拉節,哈斯蒂家的電視里直播着宗教儀式,她媽媽在一旁給剛從庭院果園摘的木梨削皮,她爸爸則有些愧意羞澀地跟我寒暄些“因為自己的信仰家裡沒有裝天線收看西方電視節目,如果感無聊請多包涵”之類的話。 

後來,她父親起身出門接電話時,哈斯蒂悄悄地吧300萬里亞爾現金塞到我手裡,告訴我說,寶蘭幾個月前通過社交軟件認識了一個外地男生,然後跟家裡借口說去裏海那邊探親(當然她跟親戚事先串通好了),開車帶着哈斯蒂跟那個男生見面,不料路上出了車禍,手臂被碎玻璃劃破急需到醫院手術包紮,又擔心事情敗露不敢向家裡要錢,才着急向我借錢。 

後來寶蘭家裡還是知道了這件事,並認為這是一樁醜聞,趕緊找了個門當戶對的小伙把寶蘭嫁了。寶蘭婚後基本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安心當全職主婦,所以這次的感謝活動也沒出席。 

我開玩笑的問哈斯蒂她自己什麼時候出嫁。哈斯蒂很嚴肅的說不考慮結婚,因為自己該做的事還沒做完。她當年出於美國刺殺伊朗核科學家的義憤,報考大學時選了物理學專業,學了三年發現物理這東西真不是腦瓜一般或家境一般的人能學的,就轉繫到了醫學院學牙醫,課程不比物理簡單到哪去,但就業面廣來錢快。現在正忙着跟學校商量着轉學分的事,以圖儘快本科畢業,攻讀碩士博士。 

我跟她說,中國歧視高學歷女性,女博士被視作異類嫁不出去的。她睜大眼睛吃驚地說:“不會吧?在伊朗女生學歷越高嫁的越好、嫁妝越多!想不到中國那麼現代化卻這樣歧視女性”。 

在哈斯蒂家吃過午飯後,我又用她的電話跟寶蘭聊了聊,表示下未能見到她的遺憾。這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哈斯蒂。回到德黑蘭不久,手機被偷,我跟哈斯蒂與寶蘭永遠失去了聯繫。 

不過,我至今仍會想念起她們,感謝她們幫助我更好地認識到了伊朗社會的複雜性,讓我明白了宗教信仰並不是論斷一個人的標準,家庭扮演的才是更重要的角色。寶蘭表面世俗卻逃不出傳統婚姻的窠臼,哈斯蒂保守虔信卻是實實在在的個人奮鬥者,這也許就是伊朗商人家庭和知識分子家庭的區別吧。 

我之後也交往了很多“西化”的伊朗女性朋友,她們平時滿口“權利”“自由”“性解放”,言必“加繆”、“薩特”,到了真正需要為權利鬥爭、承擔公共責任的時候,卻都龜縮起來,露出19世紀伊朗人自私狡詐的嘴臉,且振振有詞以恥為榮,當然這都是後話了。每當這時,我都會想起哈斯蒂和寶蘭——那些堅守傳統信念和原則的人,才是活的真實可愛的人,任何通往未來的道路,都是傳統鋪就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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